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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毛泽东是暴君这一结论不可改变
·维持稳定的政治镇压导致经济社会问题
·对维权人士的又一轮打压
·希望有更多的《玫瑰坝》
·不容回避的经济清算问题
·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下)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上)
·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自序
·再谈经济清算问题
·《中国巴士底》序
·社会主义:从"从空想到科学",到"从科学到空想"——理查德.派普斯《共产主义实录》评介
·追思何家栋
·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
·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
·读刘晓波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评何清涟新着《雾锁中国》
·陈彦 《中国之觉醒》
·从俞可平文章谈起
·序《卞仲耘之死》
·风云时代的风云人物
·赤裸裸的国家机会主义
·三十年后谈"四五"
·读胡发云小说《如焉》
·历史的误会——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他们知道他们干的是坏事
·赵紫阳的最后思考----推荐宗凤鸣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遍地枭雄》说明了什么?
·最珍贵的文字——推荐《中国狱中作家文选》
·原罪与清算——从郑现莉文章谈起
·《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评介
·俞可平访美讲话小议
·中国人的心理恐惧--在纽约第二场"解体党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
·左派们也应该争取自由民主
·《物权法》透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读陈破空《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
·读江棋生《看守所杂记》
·如何解读中国的民意
·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别样的别样人生-观看《自由城里的囚徒》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从谢韬文章谈起
·推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写在反右运动50周年
·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在历史的漩涡中——读郭罗基新著《历史的漩涡——1957》
·贫血的经济学
·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时间祇能使邪恶升值”——反驳邓林
·听赵紫阳谈改革——推荐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人权与挨饿
·从“差额选举”谈起
·“中国奇迹”与社会不公
·说不尽的文化大革命
·从台湾“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谈起
·梦断未名湖
·从杨建利归来谈争取归国权
·从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文谈起
·毛派的尴尬及其前景
·赤裸裸的邪恶----读《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
·平庸恶的例证----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推荐《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软不下去,硬不起来——评中共对台新政策
·张林和他的作品《悲怆的灵魂》
·简评中共十七大
·要害是禁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简答“为什么要民主”等十个问题
·也谈“替富人说话”
·聚焦北京奥运、聚焦中国人权
·劳尔说: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
·一位公民记者之死
·民主与革命
·胡 平:犬儒中国——读胡发云小说《如焉@sars.come》
·美国为什么还没出过女总统?-
·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读胡风女儿晓风写的《我的父亲胡风》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推荐盛雪诗集《觅雪魂》
·大饥荒年代中国农民为什么不造反?----评介贾斯柏.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奇怪的示威抗议
·西藏问题之我见
·《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推荐丁抒先生《人祸》
·简评台湾总统大选
·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谈起
·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写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
·中藏会谈说明了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
·在纽约纪念六四会上的发言
·推荐《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
·人性伟大最凄美的体现──序周素子《右派情踪》
·怀念陆铿
·也谈范美忠事件
·面对六四——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从两本反右运动研究文集想起的
·从5.12地震漏报看中国地震预报机制
·又一起警民冲突
·京奥VS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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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与个人权利

   总的来说,克林顿在这次访华期间发表的讲话是很好的,但也有个别不妥之处。克林顿在上海讲到:“中国的历史使它对动荡不安非常敏感,也因此比较不能容忍个人权利。”这话就讲错了。事实恰恰相反,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动荡不安都不是由于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当代中国,绝不是人们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因而牺牲了个人权利,而是因为牺牲了个人权利,才导致了社会动荡。
    只举两个例子就够了。在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饿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这个数字引自中共官方头号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一书)。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哈佛教授森(Amartya Sen)证明,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没有一次是发生在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地方。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就象李志绥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个人权利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晋惠帝年间,一些地方闹饥荒,大臣向皇帝报告,有老百姓饿得没饭吃。晋惠帝问:“他们干吗不吃肉呢?”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在六十年代,中共大力开展所谓“忆苦思甜”运动,要老工人、老贫农向我们青少年“大讲旧社会之苦,大讲新社会之甜”。本来,这些老工人老贫农都是由党组织精心挑选过的,对“旧社会”最“苦大仇深”的,他们讲话的内容也都经过党组织的精心指导,但即便如此,讲的人讲着讲着总会讲漏嘴,一不小心就讲到六一年六二年——“要说苦,六一年六二年那才叫苦呢”!由此可见,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旧社会”造成的各种苦难,通通比不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这才是中国的历史给我们的最深刻最惨痛的教训!
    另一个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连中共官方也承认文革是“十年动乱”。众所周知,文化革命是从毛泽东下令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正是以言论治罪的典型案例。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这表明连国家主席都没有半点个人权利。文革期间,受迫害者加上被连累的家人数以亿计,归根结底都是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凭着大跃进四千万死者的名义,凭着十年动乱亿万受迫害者的名义,谁敢说当代中国的动乱是因为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不是相反?任何以社会稳定的名义继续压制个人权利的说法做法都是对我们民族苦难历史的最大背叛。
    克林顿在上海讲的这句话,看来是受了江泽民观点的影响。现在,中共当局一再告诉外界,根据中国的历史教训,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需要“稳定压倒一切”,因此需要牺牲个人权利。克林顿看来把这种说法当了真。我这里仅作一简单说明,其实更是批评中共当局的这种错误的理论。

   
   ——《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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