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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下)

   胡 平

   五、兩個前政治對手的對話

   1.雅魯澤爾斯基其人

    說來頗有諷刺意味,反共的米奇尼克出身於共產党家庭,父母都是老党員;波共頭號人物雅魯澤爾斯基卻是出身黑五類,出身地主家庭。如果說,早年的米奇尼克由於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而不怕共產党,不知利害地批評共產党,到頭來變成反共的异議人士,那么,雅魯澤爾斯基的情況看上去正好相反,雅氏是由於從小就怕共產党因而忠於共產党,以至於最後成為共產党的最高領導人。

   准确地說,雅魯澤爾斯基對莫斯科是既害怕又忠誠。和他的許多同時代的軍人一樣,雅氏崇拜蘇聯,既崇拜蘇聯的理想,又崇拜蘇聯的強大。雅魯澤爾斯基不是不知道共產党的嚴酷無情。在二戰期間,雅魯澤爾斯基還是少年,由於父親的問題,一家人被蘇聯當局強行下放到西伯利亞,他的父親死在那里,母親和姐姐差點被餓死,雅氏本人,也由於受西伯利亞長年白雪的刺激而傷了眼睛,以後一直戴著黑眼鏡,并由於從事繁重的体力勞動留下腰病。

   現在的人恐怕已經很難理解,既然雅氏早年就深受共產党迫害,怎么還不反抗,怎么還會忠於共產党呢?其實這种情況在當時相當普遍,很多人都是對共產党既害怕又忠誠。對很多人來說,這兩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感情非但沒有彼此沖突,反而互相強化,越忠誠越害怕,越害怕越忠誠。

   在《君主論》一書里,馬基雅維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身為君主,“究竟是被人愛戴比被人畏懼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說: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兩者合在一起是難乎其難的。”因為畏懼常常意味著憎恨,不過“一個人被人畏懼同時又不為人們所憎恨,這是可以很好的結合起來的”。有些當父母的,就能夠使小孩子對他們既愛戴又畏懼。

   共產党曾經做到了這一點,斯大林、毛澤東曾經做到了這一點。問一問那些老革命、老干部,有几個不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既畏懼又愛戴,既害怕又忠誠呢?

   分析起來,這种敬畏心理的形成并不复雜。一方面,他們相信共產党的事業是正确的,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為了事業的成功,必須要有堅強的領導和統一的意志,這就需要在內部實行嚴格的紀律并隨時清除敵對思想和敵對份子。他們何嘗不知党的領導人也是人不是神,因此也有可能犯錯眨锌赡茉┩骱萌耍踔磷约憾加锌赡艹蔀殄e誤的犧牲品,但即便遇到這种情況,党的統一仍是至高無上的,因此個人就該逆來順受,個人仍然無權反對党。

   正是在這种自覺自愿的絕對服從的基礎上,一個強大的党机器就出現了,而高居於党机器頂端的領袖,也就因此而獲得了絕對權力。党員們忠於領袖,因為他們把領袖視為事業的化身,党員們又害怕領袖,因為領袖隨時可以把自己壓成粉末。他們越是害怕自己被領袖鎮壓,他們就只好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就越是賦予領袖更大的力量,從而使自己越是陷於孤立無助,因此也就越是害怕領袖。到後來,人們對領袖的迷信已經削弱,但恐懼心里卻依然存在。雅魯澤爾斯基始終害怕俄國人,据他說,這就是他要實行軍管的主要原因。

   2.雅魯澤爾斯基是怎樣為軍管辯護的

    米奇尼克与雅魯澤爾斯基的對話,中心議題是軍管。

   雅魯澤爾斯基為軍管辯護,他說實行軍管是為了避免蘇聯的武裝干涉。“兩害相權取其輕”,雅氏說,如果我們不軍管,蘇聯人就會出兵干涉,波蘭將淪為第二個匈牙利,第二個捷克斯洛伐克。

   平心而論,雅氏的理由并非全無根据。團結工會的興起,在共產集團內部引起极大的恐慌。捷克和東德的共產党頭頭先後發表講話,聲稱對波蘭的“反革命活動”絕不能坐視不理,任其發展。蘇聯的勃烈日涅夫多次向波共當局施加壓力。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云集波蘭邊境,以演習為名行威脅之實。我們知道,早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時,勃烈日涅夫就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按照這套理論,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同屬於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因此,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國家出現了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逆流,其他國家都有權利、有義務去干涉,去制止。雅氏強調,問題還不在於蘇聯人是否已經下定決心要派兵干涉,問題是一旦蘇軍入侵,後果不堪設想,“這個錯誤我們犯不起”。

   但是,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解理由并不充分。因為在當時,蘇聯人自己的處境就十分困難。新上台的美國總統里根對蘇態度相當強硬,而美蘇兩國間的實力差距也比前些年要大得多。一場侵占阿富汗的戰爭就已經使得俄國人身陷泥潭難以自拔,波蘭是東歐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俄國人要下決心武裝干涉,真是談何容易。

   再說,團結工會運動是一場自我克制的革命。在八零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協議上,團結工會方面作出了兩個重大妥協,一是承認共產党的執政地位,一是表示不脫离華約。這就在爭取最大自由的同時,盡量避免給共產党鎮壓和蘇聯干涉留下口實。因此應該說,在當時,蘇聯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

   米奇尼克進一步指出,就算波共實行軍管客觀上避免了蘇聯入侵的危險,那也只好比一個竊賊從水中救出一位女士,他不是為了救出女士本身,他是為了取下女士脖子上的金項鏈。米奇尼克認為,波共實行軍管的直接動机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權。

   雅魯澤爾斯基承認,刺激他們作出軍管決定的直接原因是出於保護政權的考慮。他一再提到團結工會方面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的Radom會議,在這次會上,連瓦文薩都講到“打倒共產党”,這使得當局大為震惊。後來,波共當局在廣播上多次播出Radom會議的錄音——當然經過官方的剪輯,用來為軍管作辯護。

   雅魯澤爾斯基對米奇尼克說,有時他自己都納悶,當時他干嗎不跳上飛机,找到瓦文薩,勸告他冷靜點呢?米奇尼克說,“打倒共產党”這句話只是說說而已。雅氏抱怨道,你們為什么不告訴我們一下那只是說說而已,讓我們知道你們并不希望硬碰硬。“不過”,雅氏說,“我不可能去找瓦文薩,就是去了也沒用。我知道瓦文薩當時在工會中的地位已經被削弱——他後來在自傳里寫到這一點,他不可能不作出強硬的姿態”。

   “可是”,米奇尼克說,“据Kiszczak將軍說你們在兩個月之前就作出了實行軍管的決定”。

   雅氏回答道:“我們只是在技術上作好了准備,但是還沒有到必須按電鈕的地步。”後來,由於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蘇聯方面的壓力增高,整個气氛越來越緊張,這樣他們才邁出了這一步。雅氏解釋說,起初,他們也試圖先采取緩和一點的措施,首先下令禁止罷工,如果這招不靈,再采取更嚴厲的措施。不過有人耽心,如果團結工會不理睬罷工禁令,發動總罷工以示抗議,當局就只有采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所以還不如一出手就強硬些。雅魯澤爾斯基說,當他決定按下電鈕時,他得到了同僚們的一致支持。

   雅魯澤爾斯基認為,軍管這件事要從兩個角度去看。第一,軍管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軍管,情況又會怎么樣?第二,軍管是怎么貫徹的?它造成了什么後果?雅魯澤爾斯基說,他下令軍管是不得已,是兩害取輕,但是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連他也認為太過份。他還說:“我承認,在軍管後,我們沒有勇气再開展對話。毫無疑義,我們本來是該早一點恢复對話的。”

   3.米奇尼克的反駁与應答

    認真研究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護詞,你會發現要駁倒它還并不那么容易。我想,關鍵的一點是,後來,雅魯澤爾斯基又同意与團結工會談判,并共同開始了波蘭的民主化。有了後來的這件好事,連帶著也就使原來的那件坏事顯得還不是那么特別的坏,好象還真的是情有可原。

   米奇尼克指出,如果說在下令軍管時,你得到了同僚的一致支持,那正好說明你們在維護專制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證据可以顯示出你們之中有誰想到過放棄舊体制建立新秩序。

   米奇尼克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不錯,在軍管前夕,團結工會運動內部激進派越來越占上風,但是這里的激進派,無非是不滿足於已有的自由,還進而要求民主罷了。所謂“打倒共產党”的口號也絕不是要用暴力推翻,而是希望通過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團結工會沒有作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備,這一點共產党也是很清楚的。

    當時的波蘭,國家与社會呈尖銳的二元對立:國家(即政權)完全掌握在共產党手里,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連米奇尼克這种“自我克制的革命”的倡導者也憂心忡忡,生怕共產党搞“秋後算賬”。畢竟,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共產党從來沒有向民主力量作出過實質性的讓步,現在,團結工會之所以能夠享有某种自由的空間,完全是他們奮力爭取的結果,當局方面的讓步則完全是被迫做出的,很可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一旦讓運動停止下來,當局難道不會反攻倒算嗎?

   正是在這里,正是在“自我克制的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時候,我們看到了這种革命的最大困難。依照當時的內外形勢,團結工會只可能贏得一場有限戰爭,事實上,他們本來就只打算贏得有限的胜利,而且,他們已經贏得了有限的胜利。問題是,因為胜利的有限性,總是顯得很不可靠,總是讓人覺得芨芨可危。共產党方面也有同樣的不安全感。共產党方面唯恐讓團結工會趁勢奪了權,團結工會方面則唯恐讓共產党搞反攻倒算。雙方本來都未必有進攻的意圖,團結工會并沒有指望馬上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共產党也沒有打算消滅團結工會复辟极權統治;但是為了自保,雙方都表現出某种進攻的姿態。這樣一來,沖突就很難避免了。

   沖突是可以避免的,米奇尼克說得對,只要當局明确作出民主的承諾。關於蘇聯入侵的疑慮問題也是一樣,因為團結工會也同樣耽心蘇聯人找到借口出兵。為了避免這种最坏的可能,團結工會完全樂意和當局達成協議。米奇尼克對雅魯澤爾斯基說,如果你們向我們坦誠相告:喂,伙計,別走得太遠,否則蘇聯人就要打我們了,而我們打不過蘇聯人。可是,你們從來不用這种語言和我們說話,你們總是用舊的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說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說什么要維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這只能讓我們認定你們還愿意當莫斯科的代理人,還愿意复辟极權統治。簡言之,如果你雅魯澤爾斯基在當初就用現在這樣的語言和我們對話,講明你的苦衷,表明你确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一切都好說好商量,有什么困難解決不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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