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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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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对75事件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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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由出發

   ·胡 平·

    一、問題往往比答案更重要

    一部人類思想史告訴我們:提出問題常常比解答問題更重要。或者說,問題比答案更重要。

   道理很簡單。雖然對同樣的問題可以給出不同的答案,但答案既是針對問題而作,因此它從一開始就受到問題本身的界定、制約、起碼是暗示。提出問題,意味著將人們的視線集中于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在這里,你能看到什么,預先便受制于你向何處看;你看到的東西是什么樣子,預先便受制于你的觀察角度。提出一個新的問題,無异于打開一片新視野。而對一個老的問題改換一种新的提問方式,則等于是變換觀察角度。所以,它們會對思想的變化或革命起到強大的刺激作用。

   二、換一個角度看

    八八年春,我進入中國民聯總部工作。同事們正准備在留學生中間進行一次民意調查。第一個問題是:“你對中國民聯的綱領和主張持何种態度?(1)支持,(2)同情,(3)不關心,(4)反對。”我想了想,覺得這個題目不太好。我把它改成:“你認為中國民聯有存在的權利嗎?”后來,我們把答卷收回整理,發現所有人對這個問題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這個結果可以說是在我們預料之中的。當時,中共剛剛宣布民聯是“反動組織”。我們這次民意調查的結果無疑是對中共的一次有力回擊。如果采用原先的提問方式,結果恐怕不會這么明确。事后我寫了一篇文章《權利先于是非》,發表在《中國之春》雜志上。文中寫道:“政治主張上的是非是一回事,自由權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首先考慮權利的保障問題,其次才是考慮觀點的是非問題。”我之所以要對民意調查上的第一個題目加以改變,并非僅僅是為了給中共一個漂亮的回擊,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改變人們舊有的思維習慣或思維角度,進一步确立自由主義的思想原則。

   提問對答案的影響還表現在其它方面。有些提問本身就是一個陷阱。例如我問你:“你以后還繼續偷東西嗎?”你當然不會答“是”。但你也不能答“否”,因為那會給人一种印象,似乎你過去曾是偷東西的。所以你不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你必須首先否定這個問題本身。

   三、擺脫毛式話語系統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擺脫党文化、擺脫毛式話語系統的重要性。其實,一套理論体系,一套話語系統,在很多方面就是由它們提出的特定問題或者是它們提出問題的特定方式而构成的。你接受了那种問題、或是接受了那种提問方式,你差不多就進入了那套体系、那套系統之中。即便你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那也未必等于是你超越了它們。換言之,真正的突破,往往有賴于問題的改變或提問方式的改變。這個道理不复雜,但要做到卻并不容易。

   舉一個例子。最近一期(九四年二月號)《開放》雜志刊出一篇采訪。《開放》主編、我素所尊敬的金鐘先生向美國漢學家奧克森柏格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對毛是肯定的多,還是否定的多?中國人愛用‘三七開’之類的方法評价人物。”其實,“三七開之類的 方法”并不是“中國人愛用”,至少不是中國人一向愛用的方法。古人在評价人物時,几曾用過什么“三七開”呢?比如隋煬帝,一般史家都評之為暴君,并不因其擅長辭章、修過大運河而打什么折扣。英國保守党政論家塞西爾說得好:“沒有什么道德的儲蓄銀行,讓人們可以在那里積存好事,以便在适當的時侯提取相當數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為對人的評价不同于對事的評价。人一輩子做很多事。對具体的事而言,我們可以評价說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們也可以開出一列清單,總結一下在他所做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對人的評价則不同。對人的評价涉及一條道德底線。這條底線決定了我們對此人的整体評价。一個醫生借行醫之名蓄意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殺人犯,他就必須受到懲處。這和他是否還治好過別的病人毫不相干。嚴格意義上的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坏事的比例超過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叻傅赖碌拙的事。否則天下就差不多沒有能稱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醫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說:“我治好過一百個病人,只害死了十個病人。我做得好事比坏事多十倍,我怎么能算坏人呢?”通嗎?我們說一個人誠實,意思是說他從不撒謊;我們說一個人撒謊,卻不等于說他從不說實話。我們說一個人是好人,是說他從不做違犯道德底線的事;我們說一個人是坏人,卻不等于說他從不做符合道德底線的事。兩者并不對稱。

   所謂三七開一類方法,并不是中國人評价歷史人物的習慣。它只是毛澤東的發明。當年蘇共批判斯大林,毛澤東為之辯護,提出對斯大林要“七三開”。一個醫生做了十場手術,成功了七次,失敗了三次。你可以稱之為七三開。但手術失敗是一回事,蓄意殺人是另一回事。“七三開”之說的要害是混淆過失与犯罪之間的原則界限。遺憾的是,很多朋友未能認清這一點。鄧小平說對毛澤東要“七三開”,很多朋友則說要“三七開”。看起來針鋒相對,實際上卻處于同一話語系統。進一步分析還表明,在毛澤東、鄧小平那里,三七開一類方法主要是用于評价“自己人”。譬如說,他們對希特勒并不“三七開”,甚至對江青“四人幫”們也不“三七開”。有趣的是,我們很多熱衷于三七開一類方法的朋友們也肖規曹隨。他們對納粹党魁不三七開,只對“無產階級偉大領袖們”三七開。這中間的自相矛盾和雙重標准,也許連這些朋友自己都沒發現。

   四、必須區分過失与犯罪

    如前所言,“七三開”之說的要害是混淆過失与犯罪之間的原則界限。這种混淆由來以久。早在五十年代,毛澤東就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區分取代了過失与犯罪的區分。按照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只要你站在党一邊,你就是自己人;縱然濫殺無辜,也不過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如果你反對党,你就是敵人;哪怕你的反對無非是發表几條不同政見,你也會被批判、監禁、流放乃至槍決。事到而今,依然信奉這套理論的人已經所剩無几;但是由此一理論引出的重大混淆、即過失与犯罪的混淆,仍然有待進一步澄清。在評价毛澤東、尤其是評价鄧小平的問題上,這种混淆還表現得相當嚴重。不少人認為,鄧小平是七分功三分過。按照這些人的觀點,“六四”屠殺只是“錯誤”而已。有些人也承認“六四”屠殺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們同時卻又不承認那個犯罪的主体是罪人;理由是這個人還做了許多好事。這是一种什么邏輯呢?這是道德儲蓄銀行的邏輯。這是治好一百個病人便可以抵消害死十個病人的邏輯。在這种邏輯中,人類行為的道德底線被抹煞了,區分無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煞了。

   也許有人會說,你的批判固然有道理,但太不現實。然而,批判之為批判,恰恰在于它具有超越性。如果現實發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是應該發生的,那么批判就成了多余。批判并不能改變過去,但它有可能影響未來。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對“六四”事件、對“六四”的主事者始終堅持嚴厲批判立場的原因。如果一個人殺了人又不認錯,我們還要稱頌他在其它方面的成就,實行什么功過几几開,讓他在歷史上還有個正面地位,他憑什么要去認那個錯呢?更嚴重的是,后人遇到類似的情況,憑什么不照此辦理呢?對過去的罪惡辯解,就是對未來的罪惡縱容。除非我們堅持這樣一种標准,造成這樣一种輿論,讓人們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還做過多少好事,你都永遠洗刷不掉歷史罪人的恥辱。否則,我們便無异于認可了這類罪行的合法性,并為以后此類罪行的再次發生提供了危險的榜樣。

   五、關于“六四”

   

   談到“六四”,有人說中共開槍也是不得已;因為示威者不知進退,逼得當局下不來台。再說,示威者占据首都中心廣場達几十天之久,這种行為本身也不合法。

    我當然不贊同這种觀點。不錯,在總結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時,我曾指出民運方面的失誤在于未能“見好就收”。但是這里所說的失誤乃是指策略而不是指原則。事實上,和蘇聯東歐的民主運動相比,中國的八九民運還要溫和得多。只因為中共當局比一般人估計得更為頑固殘暴,才導致了運動的失敗。若說示威者把當局逼到了死角,不開槍不行,那么請看一看南朝鮮的例子。當年南朝鮮的學生運動相當激烈,政府方面似乎更無退路。但是盧泰愚立即作出重大讓步,他答應讓出的甚至比抗議者們起初要求的還要多,于是便打破了僵局,形成了良性互動的形勢。可見,八九民運之未能導致良性結局,對中共而言,非不能也,乃不愿也。民運方面的錯誤僅在于對中共的野蠻程度估計不足。打個比方,同樣是竊賊,同樣被逼進了死胡同,有的竊賊會把偷來的東西還給你,以求相安無事,有的竊賊會掏出槍來把你打死。因此,從“被逼進死胡同”這一前題出發,并不能推出“對方不得不打死你”這种唯一的結論。所謂“不得已”,其實差不多都是有選擇余地的;而善惡之分,恰恰正是顯現于這种极端處境之中的抉擇。

   關于“割据天安門廣場”,當年中共也這樣反駁過西方政府——“你們難道容許抗議者長期占領白宮廣場或唐宁街大道而不強力驅逐嗎?”然而問題在于,在民主國家,人民享有充分的手段——包括充分的時間和空間——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他們不必、從而也就不該長期占据例如首都中心廣場一類場所。這就是說,所謂“非法”,本來是相對于“合法”而言。有“合法”才有“非法”。有了開放的大門才能禁止別人翻窗戶。如果大門被封死,別人當然有權跳窗戶,甚至有權撬屋頂,除非你把別人當做囚徒。當然,在一個門窗都被封閉的屋子里,我以為与其撞窗不如撞門。不過那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 考慮,同時也是為了盡量減少給房屋造成不必要的損坏。許多民運人士所說的堅持合法斗爭,就是指的這層意思。只是我要提醒的是,在門窗都被封閉的情況下,撞窗戶即便不是最好的途徑,但決不涉嫌非法。憲法既然承認我有走出房屋的權利,而你又沒有提供一個可以開啟的大門,我便有權從任何一個我認為方便的地方走出去。所謂翻窗非法的指控,只有在大門洞開之后才能成立——注意,必須是大門洞開,如果你只開了一條鑽都鑽不過去的小縫,那還不算數。

   六、大土匪和小土匪

   

   “六四”之后,鄧小平講過兩句很重要的話。其一是“穩定壓倒一切”,其二是“發展是個硬道理”。如今我們發現,包括一些八九民運的參与者也開始對這兩句話表示贊同。這里,我不妨對這一派意見略加整理,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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