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胡平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胡平作品选编]->[争取民主首先要争取言论自由]
胡平作品选编
·《请投我一票》观后感
·怎么能让梁朝伟演易先生呢?——电影《色戒》的败笔
·必须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了解《中国怎么想》
·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试谈大跃进中的吹牛皮
·不朽的遇罗克----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序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奥巴马胜选对中国的冲
·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如何启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驳“北京内幕: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
·《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新年致辞
·“美妙新世界”是怎样造成的?——瓦瑟斯托姆《中国的美妙新世界》评介
·《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有何特点?
·我的终身遗恨
·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谈谈《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白衣行动——请在六四这天穿上白衣服
·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反驳为六四辩护的一种论调
·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二十年前的今天——介绍《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对“白衣行动”的补充说明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读夏兰斯基的《民主论》
·在纪念六四20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
·评中通社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对75事件的追问
·中国共产党与道德沦丧
·屠杀与奇迹
·解析新疆事件 (下)
·如何定义当今中国?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合法性——谈谈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荒诞中国
·再谈回国权
·“阳光法案”为何难产?
·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在中国,正义已经荡然无存
·维权与民运
·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追寻《失踪者的足迹》
·柏林墻与逃港潮
·孤胆英雄冯正虎
·2009年是中国人权全面恶化的一年
·读刘刚文选《天安门,路在何方?》
·也谈李庄案
·改革=改良+革命
·解读《我们不放弃》
·从刘晓波“我没有敌人”这句话谈起
·冯正虎回国与廖亦武出国
·中国地震局的做法实在该改了——从山西人“不信政府信谣言”谈起
·再谈李庄案
·中共想学教皇制?
·也谈中国的“道德沙尘暴”
·对厚黑者的成功永远说不——读陈破空《中南海厚黑学》
·从三篇官方报道看今日中国“和谐社会”
·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
·国家不幸玩家幸——黑色幽默的黄金时代
·今后的十年是关键的十年
·冥空中的读者飞飞——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请投刘晓波一票
·温家宝高调纪念胡耀邦说明了什么
·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
·千人下跪是怎样跪倒市长的?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
·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
·“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写在“六四”21周年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
·《李鹏“六四”日记》披露的一件大事
·反抗冷漠 反抗遗忘——六四21周年感
·请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关注海莱特 揭露大阴谋
·“是如何”重要 “如何是”更重要——再谈六四与中国模式
·点评《李鹏“六四”日记》
·也谈旅法华人6.20大游行
·从邓小平的一句惊人之语谈起
·推荐《天安门对峙》
·
·基层选举为何每下愈况
·为龙应台北大演讲叫好
·米奇尼克到中国这场对话不寻常
·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
·中美关系新动向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对温家宝讲话应予肯定
·如何看待温家宝讲话
·无言者的代言人——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谈谈对温家宝讲话的若干争议——兼与余杰商榷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争取民主首先要争取言论自由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之春》杂志社全体同仁,向民主教育基金会表达由衷的感谢。

   这次,民主教育基金会给《北京之春》杂志颁奖,是对《北京之春》杂志的肯定和鼓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尤其怀念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黄雨川先生,在此,我谨向蒋亨兰女士表达我们对黄雨川先生深切的敬意。

   《北京之春》杂志自创刊以来,在海内外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支援与积极参与下,爲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一点应有的贡献。在这中间,也有《北京之春》编辑顾问们的一份心血,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杂志表示关心,提出建议,给予支援。在此,我也要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

   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路程。经验告诉我们,在共産专制下争取自由民主,首先是要争取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言论自由是摧毁共産专制的突破口。

   中共当局宣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在夸耀中国人权的巨大改善时,中共总是强调它养活了十三亿人口。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毕竟,政府是一个权力机构而不是生産机构,因此说政府给了人民饭吃是说不通的。不是政府养活人民,而是人民养活了政府。共产党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政府。在明代,官与民之比是1:400,清代是1:300,今天,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官与民之比是1:36。这表明,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供养更多的官员。

   中共声称,一定的自由民主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联的,由于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展,因此中国首先要发展经济,要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第一位。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以言论自由爲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政府去做什么,而是要政府不去做什么,这不是花钱花力之事,而是省钱省力之事。怎么能说这只有富国才做得到而穷国就做不到呢?事情倒是反过来的。衆所周知,爲了镇压异议,专制者不知豢养了几多鹰犬,耗费了几多钱财。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劳民伤财,是巨大的、无谓的、而且有害的人力浪费物力浪费。若化剑爲犁,岂不两全齐美。

   以生存权、发展权的名义排斥自由民主一类权利还暗含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妨害生存、妨害发展的东西,似乎是有了自由民主,国家就乱了,人们成天争吵不休,就不能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了。这是十足的谬论。

   衆所周知,在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饿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26862;(Amartya Sen)证明:“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事实证明,言论自由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中共当局一再声称,根据当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把稳定置于首位,稳定压倒一切,因此需要牺牲个人权利。事实恰好相反。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动荡不安都不是由于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当代中国,绝不是人们爲了避免社会动荡,因而牺牲了个人权利,而是因爲牺牲了个人权利,才导致了社会动荡。

   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连中共官方也承认文革是“十年动乱”。衆所周知,文化革命是从毛泽东下令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正是以言治罪的典型案例。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这表明连国家主席也没有半点人权。文革期间,受害者加上被连累的家人数以亿计,归根到底都是没有人权造成的。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套理论虽然是中共近些年的新发明,不过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中共也没有否认过人活著首先要吃饭,但是,几千万人没饭吃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可见,肯定人首先要吃饭要生存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爲它于事无补。你可以说吃饭是人生第一需要,但这并不意味著吃饭就是第一人权。必须懂得,“权利”不等于“需要”。

   爲什么人的第一需要不等于第一权利?

   首先,我提醒大家注意,其实,吃饭也不是人的第一需要,人的第一需要是呼吸。人可以十天不吃饭,但要是不呼吸连十分钟都活不了。那么,爲什么很少有人说呼吸是第一需要呢?可见通常所说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涉及具有稀缺性的东西。食物有稀缺性,食物不象空气那样随处可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因爲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经济学的立场讲话,所以人们一说起人首先要生存,总是说人首先要有饭吃。我们通常只说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不说呼吸是第一需要。我们说吃饭是人生头号大问题,是因爲吃饭本身是个成问题的问题,不象呼吸,因爲呼吸不成其爲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我们通常说的问题总是指那些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人生头号问题。

   懂得了我们爲什么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第一需要的道理,我们就很容易懂得爲什么把言论自由权──而不是把生存权──当做第一权利的道理了。如前所说,我们讲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同样地,我们讲权利,也不是著眼于人的生物性,而是著眼于人的社会性。因爲一个人并不是总能够凭藉自己的力量解决他的各种需要,因此,问题就在于,当个人陷入某种困境,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其困境的时候,人不得不求助于他人,求助于社会。这意味著,个人首先要向他人、向社会发出呼吁,也就是首先要有表达自己愿望或要求的权利。因此,人首先要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权乃第一权利。不论你有什么需要,除非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言说,否则,他人、社会无从了解你的需要,从而也就无法给你必要的合作、帮助或支援,你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

   诚然,言论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当你由于天灾人祸,特别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而没饭吃时,如果你不能大声疾呼,从而使得社会知晓,得到衆人的支援援助,迫使政府改正错误,你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悲惨状态。在这个问题上,那个推行错误政策的政府知道的比谁都清楚。那个政府本能地会竭尽全力去压制批评,因爲它深知,一旦人们的批评可以自由的表达,它的错误政策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林语堂说,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古人云:“不平则鸣。”人遇到不平之事,不论是何种不平之事,第一要紧的是“鸣”。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能不能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品性优劣。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暴政的第一法宝就是切断人们的自由的言语交流,就是压制言论自由。一切关心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人必须首先爲言论自由而坚持奋斗。

   (作者爲《北京之春》主编,此文是他5月3日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2001年度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http://www.dajiyuan.com)5/6/2002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