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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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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我一票》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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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怎么想》
·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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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新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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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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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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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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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六四20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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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对75事件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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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与奇迹
·解析新疆事件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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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与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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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胆英雄冯正虎
·2009年是中国人权全面恶化的一年
·读刘刚文选《天安门,路在何方?》
·也谈李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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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我们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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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下跪是怎样跪倒市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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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的新成就——读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有三十三年了,但出自国人之手的对文革的研究著作仍不多见。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大陆学者徐友渔写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研究专著。

   徐友渔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是著名的西方语言哲学专家,同时也是文革研究专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是他用了四年时间(从1992年到1996年)完成的。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采访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前红卫兵,阅读了文革期间各种出版物,研究了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和国内外研究文革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切磋,并发表了论文若干篇作为本书的前期准备,再加上作者本人当年就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思考者,并且具有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深厚素养,所以,《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不论是在对有关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通体把握上,还是在对文革运动的切身感受上,以及在对复杂事件的综合与分析能力上,都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全书共314页。内容分为六章:一、导论:目的、方法、主要结论,二、文革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和政治歧视,三、红卫兵的区别和派别,四、造反的原因,五、幻灭和觉醒,六、后果。

   作者通过对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揭示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和文革前后变迁的趋势等等。作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红卫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为,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是文革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矛盾爆发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文革导致了与其发动者初衷相反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材料充实,叙述完整,分析深入,议论精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者提出的观点不仅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见解,也和民间的或西方学者的流行观点不一样,显示出作者独到的真知灼见。

   不妨举个例子。众所周知,在文革中,群众分别参加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有些当了保守派,有些当了造反派,而那些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其他原因在文革前受到政治歧视的群众多半属于造反派一方。对于这个事实,一般人的解释是,因为文革中的造反是造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是造原有体制的反,所以那些在过去受压抑的群众自然就会选择造反派。徐友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出身不好一类群众之所以加入造反行列,与其说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运动的进程,他们被选择的结果。作者写到:“运动开始时,人们出于惯性相信和拥护党组织,保守的人居多,造反的人很少,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大都持保守立场。他们之所以没有当保守派,是因为血统论泛滥,人家不要他们革命,他们想当当不上!由于受到红五类的压制,他们产生了怨气,当1966年10月之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有资格参加或自组革命队伍时,保守派已经式微,他们自然就参加了造反派。”认真回顾文革的过程,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接受作者的观点。

   文化革命和尔后的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针对有些人把文革认作民主运动,把文革中的“四大”理解为真正的自由以及把毛泽东反官僚特权的理论认作是争自由争民主的思想武器一类观点,徐友渔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辨析与反驳。但他同时又指出,文革与民主运动存在著一种间接的、复杂的、曲折的联系。准确的说,民运是文革的副产品。作者还从多种角度,对文革究竟在哪些意义上促进了民主运动提供了若干富于启发性的说明。

   和徐友渔的其他著述一样,《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语言清晰,逻辑严谨,作者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因文害义,而是从容地展开平实中肯的论述。这种风格也是我深为赞赏的。

   我和徐友渔是老朋友。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三学生。1967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徐友渔。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爆发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反对武斗,主张联合。就在这时,我们又结识了在成都九中的高三同学张隆溪,他是九中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也是在运动初期就积极批判血统论的,这时他正在邀集志同道合的各方人士大力呼吁两派联合。文革结束后,我们三人都下乡插队。文革结束后,我们都考进北京当上研究生。我和徐友渔的专业方向都是西方哲学,而且都是对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最感兴趣,这在同代人中是不多见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徐友渔和张隆溪都在学术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今,徐友渔完成了这样一部出色的文革研究专著,我身为老友,也与有荣焉。

   (http://www.dajiyuan.com)12/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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