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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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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言论自由不懈抗争(三)──反人权论剖析

尽管现有的人权理论本身就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我们可以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因爲要反驳目前中共提出的那些反人权理论,我们还用不著涉及到那麽精细的地步。

   现在,反人权者最常用的办法无非是以下几条:1、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否认人权观念的普遍性,2、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名义排斥和推迟言论自由一类权利,3、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个人权利。另外,作爲以上三条的共同基础,则是强调所谓国情。最后,还有一种抵赖战术,“我们的人权状况有问题,你们的人权状况也不完美,谁也不比谁高明,所以谁也别说谁”。下面,让我们对这些观点分别予以反驳。

   1.关于文化相对主义

   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拒绝人权,这是近些年反人权者的一个新策略。不过,对于生活在共産国家的我们来说,这一新策略并不是那麽新。以前我们就见识过另一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即真理的阶级性理论。过去,一讲到人权民主,立刻就有人振振有辞地反问:哪一个阶级的人权?哪一个阶级的民主?爲了这套真理的阶级性理论,人类不知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如今,真理的阶级性理论总算名声扫地了,但是所谓文化的相对主义又时髦起来了。其实,只要你对真理的阶级性理论有透彻的认识,你就不难看穿文化相对主义的实质,因爲两者都是建立在同样的逻辑之上,而且后者比前者还更不堪一击。鱼儿在水中游,一个人说鱼儿很快乐。另一个人反问道:“你又不是鱼,你怎麽知道鱼儿很快乐?”这是相对主义的一个古代版本,看上去还很难反驳。然而我要是说,你把鱼儿钓出水面活活弄死,鱼儿一定很痛苦。这恐怕就没有什麽人敢于再反问了(没人会反问:“你又不是鱼,你怎麽知道鱼被弄死很痛苦?”),否则,你就能爲一切罪行作辩护。波尔布特杀害了两百万柬埔寨人。他完全可以拒绝认罪,因爲他可以反问你:你又不是柬埔寨人,你怎麽知道柬埔寨人不乐意被屠杀?他还可以告诉世人,柬埔寨人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时与衆不同,当他们面临屠杀时又哭又叫,那并不表示他们很痛苦,那其实表示他们特别高兴特别喜欢。人权普适性的道理十分简单。它无非是基于这样一个自明的命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那种专横的、不准批评、不准反对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甘愿因爲仅仅发表了批评政府的意见就被监禁、被屠杀,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乐于在政府的抓捕和审讯面前被剥夺向公衆公开辩护的机会。

   2.关于生存权与言论自由权

   中共当局宣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在夸耀中国人权的巨大改善时,中共总是强调它养活了十三亿人口。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毕竟,政府是一个权力机构而不是生産机构,因此说政府给了人民饭吃是说不通的。不是政府养活人民,而是人民养活了政府。共产党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政府。在明代,官与民之比是1:400,清代是1:300,今天,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官与民之比是1:36。这表明,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供养更多的官员。中共说,因爲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以“两国在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途径和方式上也不同”,“中国强调首先要重视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努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保护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这段话在逻辑上不通。因爲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俗话说得好,“自由无价”。这话有两种意思:一是说自由无比珍贵,freedom is priceless;一是说自由不花钱,自由是免费的,freedom is costless,或freedom is free。 当然,另有一说,曰自由是昂贵的,那是说我们爲了反抗暴政、赢得自由不得不付出很多代价。这笔代价是专制者迫使我们付出的,它和“自由不花钱”一话毫不矛盾。以言论自由爲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麽不同政见,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政府去做什麽,而是要政府不去做什麽,这不是花钱花力之事,而是省钱省力之事。怎麽能说这只有富国才做得到而穷国就做不到呢?事情倒是反过来的。衆所周知,爲了镇压异议,专制者不知豢养了几多鹰犬,耗费了几多钱财。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劳民伤财,是巨大的、无谓的、而且有害的人力浪费物力浪费。若化剑爲犁,岂不两全齐美。以生存权、发展权的名义排斥自由民主一类权利还暗含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妨害生存、妨害发展的东西,似乎是有了自由民主,国家就乱了,人们成天争吵不休,就不能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了。这是十足的谬论。衆所周知,在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饿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这个数位引自中共官方的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一书)。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毕竟,就象李志绥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只因爲以毛泽东爲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晋惠帝年间,一些地方闹饥荒,大臣向皇帝报告,有老百姓饿得没饭吃。晋惠帝问:“他们干吗不吃肉呢?”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産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産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麽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爲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官员就是因爲向上级报告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某些人就以爲那只是知识份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份子的“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不错,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一定都发生大饥荒,但凡是发生大饥荒的地方,必定是没有言论自由。在这一点上,普天下没有谁比当代中国人更爲教训惨烈,刻骨铭心。以生存权的名义排斥言论自由权,其结果是六亿人挨了三年饿,超过四千万人丧失生存。

   3.关于稳定与个人权利

   中共当局一再声称,根据当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把稳定置于首位,稳定压倒一切,因此需要牺牲个人权利。这话讲得多了,连很多西方人也都有些信以爲真了。例如在1998年访华期间,克林顿在上海的圆桌会议上就说:“中国的历史使它对动荡不安非常敏感,也因此比较不能容忍个人权利。”事实恰好相反。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动荡不安都不是由于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当代中国,绝不是人们爲了避免社会动荡,因而牺牲了个人权利,而是因爲牺牲了个人权利,才导致了社会动荡。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连中共官方也承认文革是“十年动乱”。衆所周知,文化革命是从毛泽东下令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正是以言治罪的典型案例。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这表明连国家主席都没有半点人权。文革期间,受害者加上被连累的家人数以亿计,归跟结底都是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正象俗话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这场动乱的种子是早在中共建国之初就深深埋下的。从四九年到六六年,中共先从镇压“一小撮”入手,剥夺了人们的基本人权,然后逐步升级,一直发展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专政”。据说在1955年,中共下令批判胡风时,胡风就预言:“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此话说后仅仅十年便获应验,蒙难者岂只区区文坛。凭著十年动乱亿万受迫害者的名义,谁敢说当代中国的动乱是因爲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不是相反?任何以稳定的名义继续压制个人权利的说法做法都是对我们民族苦难历史的最大背叛。关于“个人权利不能危害集体利益”。这是多余的话,因爲对权利的界定本来就意味著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划出界限,当年,严复把密尔(John S.Mill)的《论自由》译成《群己权界论》,正是爲了表明这层意思。我们肯定言论自由,就因爲言论的作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言论不会对他人、对群体构成危害(煽动、诽谤除外),因此他人或群体也就没有理由对之实行强制。所谓“言论自由不得违犯法律”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言论自由”也同属谬论。因爲言论自由并非源于宪法或法律,它先于宪法或法律而存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由此可证,问题不在于言论自由不得违犯法律,而是法律不得侵犯言论自由。

   4.关于“国情”

   爲了抵制人权,中共总是擡出“国情”作挡箭牌。可是究竟什麽才是中国的国情?这当然不能根据中共当局自己的说词,而必须根据中国人民的切身感受。记得在六十年代,中共大力开展所谓“忆苦思甜”运动,要老工人、老贫农向我们青少年“大讲旧社会之苦,大讲新社会之甜”。本来,这些老工人老贫农都是由党组织精心挑选过的,对“旧社会”最“苦大仇深”的,他们讲话的内容也都经过党组织的精心指导,但即便如此,讲的人讲著讲著总会讲漏嘴,一不小心就讲到六一年六二年──“要说苦,六一年六二年那才叫苦呢!”由此可见,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旧社会”造成的各种苦难通通比不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另外,如果要问今天的中国人他们经历的最大动乱是什麽,大多数人一定回答说是文化大革命。有人说,由于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留下了极其深刻的集体记忆,所以中国人更关心国家的强大,不大关心个人的自由或人权。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道理很简单,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今日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根本没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切身经历。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只有遭受共产党专制剥夺迫害的切身经历,从土改、镇反、反右、三面红旗、大饥荒,到文革,到六四,到镇压法轮功。中共执政的五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不论在深度上、广度上,还是在烈度上,都超过了以往。而导致所有这些苦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人权。不是说国情吗?这就是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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