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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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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让农民自己说话”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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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顧城之死所想到的(第一部分)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顧城之死所想到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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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馬蒂亞·森獲諾貝爾獎談起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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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濤、胡平對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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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谴责——评《被遗忘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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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民族认同问题
·“我说的我会去实践”——读杨建利《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
·从“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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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宋彬彬的改名之謎——看《八九點鐘的太陽》有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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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的平静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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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何去何从

   邓小平的去世,标志着中共第二代统治的结束以及第三代统治的开始。如今的江泽民,地位空前脆弱,因为他失去了荫庇者;与此同时,其地位又空前强化,因为他摆脱了监督人。现在,江泽民获得了充分的机会表现自己;我们也有了充分的机会观察江泽民究竟是什么人。
    据说,江泽民曾经表示“决不当第二个华国锋”。其实,当华国锋也没什么不好。和毛泽东指定的前两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相比,华国锋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资历上都差得很远。然而,华国锋却凭着其侥幸得来的权力,完成了粉碎“四人帮”的壮举,从而在历史上写下了漂亮的一页。这不是挺好的吗?当然,华国锋的结局未见辉煌。回过头去看,若要避免这结局,华国锋从上台之初,可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选择: 一、不是打倒“四人帮”,而是与“四人帮”结盟,继续坚持“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二、一方面打倒“四人帮”,一方面坚决抵制邓小平复出,坚决抵制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拼命坚持“两个凡是”绝不退让。三、打倒“四人帮”後,主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动欢迎邓小平复出。如当时民谣所言:“早作此二事,国锋更英明。”继而,再主动推行改革。以上几种选择,孰优孰劣,应当不难判断。如今的江泽民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势。接下来他会如何动作呢?
    据香港《九十年代》披露,在一九九一年与台湾沈君山的一次谈话中,江泽民讲到春秋时期郑国宰相子产的故事。无独有偶,我在三年前的一篇短文中也引用了同一典故(见《北京之春》1994年四月号所载《某公遗言》)。那时,我自然不知道江泽民有过这样一次讲话,我只是对中共当权者的心态略加推测而已。故事是这样的: 据《左传》记载,郑国宰相子产,临死前对儿子大叔说,我死後一定是你当政,当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所以很少有人玩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子产死後,果然轮到大叔当政。大叔“不忍猛而宽”,结果出了乱子,不得不动用军队杀了很多人。大叔後悔道,要是早照父亲说的去作,不至於此。江泽民引用这段典故意在表明,他主政後将实行“宁猛勿宽”的方针。事实上,江泽民早就在这么做了。仅从去年(1996年)的情况来看,江泽民在“反自由化”这一手上甚至比邓小平还来的更硬。这也难怪。正因为江
   泽民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所以他才更需要“杀人立威”;正因为江泽民没有力量镇压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所以他才必须把异议活动扼杀於萌芽状态;正因为江泽民唯恐别人以为他上台後会手软一些,因此便跃跃欲试,纷纷动将起来,所以他才必须及时发出信号,让别人趁早死了这条心。
    说到施政的宽猛或宽严问题,还是成都武侯祠里一付对联中的话有道理——“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後来治蜀要深思”。更何况,都快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很多古老的政治概念早就不适用了。问题不在於统治者如何把握宽猛的分寸或比例,问题在於实行法治,实行宪政。如果江泽民继续采取、甚至还进一步强化“六四”以来的专制措施,他或许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住“六四”屠杀的威慑与恐怖;但这样一来,江泽民也就使自己血袍加身,成为“六四”罪责的直接继承人。在这一点上,如今的总书记就没有早先的皇帝幸运了。过去,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临朝,可循例大赦天下。这样既可以卸掉老皇帝留下的冤假错案的历史包袱,同时又不至削弱皇帝、尤其是当今圣上的无比权威(赦免不是平反,不是认错,赦免是皇恩浩荡)。过去,苏联有这样一则政治寓言:斯大林去世前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两封密信。一个信封上写着“遇到麻烦时打开”,里边写着两个字——“怪我”。另一个信封上写着“遇到更大的麻烦时打开”,里边写着一句话——“照我原来的做法去做”。这就是说,在共产国家中,老的独裁者去世,原先压制的各种矛盾逐渐浮出台面,新的统治者为了卸掉历史包袱,同时也为了收拾人心,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势必要对他的前任进行某种批判和否定。然而,这种批判和否定又势必会引出更大的自由化浪潮,直接危及到共产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的统治者执意要维护那个专制制度,他就必然要重新采取其前任的做法,再次回到暴力压迫的老路上去。邓小平从第三次复出到“六四”下令开枪杀人,正好应了这则寓言。问题是,今天的江泽民若要重施故伎就很不容易了。要么,江泽民自觉地背上“六四”血债,继续强化专制压迫,包括加强对党内温和派的清洗;要么下决心终止政治迫害,走宪政之路。何去何从?历史留给江泽民作选择的时间是不多的。

   
   ——《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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