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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左起:匹兹堡避难城主席Ralph Reese先生、Judy Manton女士、黄翔、蔡楚先生、黄翔夫人张玲、Russell Banks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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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诗人蔡楚先生和黄翔夫妇在他们的诗歌房子前合影
·14、15、16,招待会和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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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天宽地广的东方女性北明(五)


   

不革别人的命 也不希望别人革自己的命

   在高尔泰的记忆中,一个阴郁、潮湿的黄昏,北明与她的先生郑义突然成了高尔泰在大陆时家中的不速之客。俩人都化了装,尔泰和他的夫人小雨都认不出他们了。这一对患难夫妇,身无分文,甚至连寒衣也没有,随身㩗带的却是视之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三部书稿。在生活中,郑义是一个生存能力特强的人,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竟木工、泥活什么都能干;混迹三教九流中,谁也很难凭直觉从外在气质判断他是一个作家。什么都被他的一份天然质朴化掉了,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一身正义的人。不仅如此,也不乏别的本领,比如说徒手画身份证,竟然可以乱真。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磨炼出他对环境的“天才演员”式的一份适应。而北明呢,却完全不同郑义浑身尘土中打滚的性质,透出的却是艺术气息、书卷气息和沙龙兼庭院味儿。当年在高尔泰的眼中,北明“天真、好奇、温柔、软弱又略带伤感。”流亡中想家,听人一提起这事就眼中噙泪,她还几近一个孩子,还不习惯离开妈妈呢。然而他们的到来,给高尔泰、蒲小雨难免一份精神的沉重,但高尔泰夫妇却坦然接待并安顿了自己的朋友。他们离开后,小雨更添一份怀念和挂欠,每次外出途经寺庙,都要为他们点燃一柱心香,祈祷友人平安,早日走出逃亡途中的泥泞和风雪,走出无处不在的狼犬和警车可怖的阴影。他们是因“六四”而逃亡,北明之前被收审了几个月,之后又同先生在国内大逃亡两年。北明被夹身苦难的铁锤和铁砧之间,只差粉身碎骨;然而青春的梦幻却被击碎,她由一个柔弱、美丽的知识女性被锤炼成了一个刚强的亚马逊女战士。我相信她还会变成头戴葡萄冠的希腊式的酒神女祭司,让整个生命浸透自由的醇酒。
   流亡不是北明夫妇的选择,但他们的唯一生路只有逃离,不仅在中国大陆上逃亡,最后还必须逃离中国。不仅逃离身外有形的禁锢,还必须逃离身内无形的镣铐。北明明白,也许不等镣铐生锈,尘世的肉体早已消融;但纵使镣铐生锈,自己的灵肉也还会被人换上另一付新的镣铐。北明是个脆弱然而却绝对没有一丝奴性的女人。既拒绝身外的镣铐,也不习惯并永远学不会为自己套上“忍耐”和“等待”的心理镣铐。软弱的知识菁英向暴虐频递秋波,一会指八九民运过于激进,不懂得妥协和让步;一会又表示,应帮助党内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谁也没有权利把中国重新推入动乱,置十几亿人民生死存亡而不顾。而北明和郑义对此却很清醒,他们所看到的“六四”要求很低,只是一场和平请愿,甚至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台阶上向极权者请求清除腐败和官倒、为胡耀邦平反、为新闻改革和八七年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虽说是要求,也几乎是哀求。中国人伸出双手呼唤民主,要不了“民主”就要“廉政”;要不了“廉政”就要“仁政”,要不了“仁政”最后仅只要求不要戒严、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而当政者的回答却是寸步不让,并且一手导演了一场举世震惊的“血溅天安门”的历史悲剧
   北明原本无心关注血腥和黑暗,压根儿也不谙世问竟有这回事。
   


   “‘八九六四’以前的北明,在山西作家协会自己家中”
   生活在人群中,超尘脱俗,如蓝天白云中飘浮的风筝,却突然发现自由竟是往昔的幻觉、原来自己被牢牢系于尘世,似乎命定只能在铁丝网密布的砖砌的大墙内向往天海的无限和辽阔。她认定“八九”是人权运动而非政治运动。学生并非政治实体,无纲领、组织和宣传媒体,更没有警察、监狱和军队,何谈与执政者平起平坐、达成“政治妥协”?!又有何资本同“权力”达成双方之间的妥协?!这只是一种言论、请愿、绝食的自由,而提出和以行为实践这种最起码的人权诉求,就只能被屠杀、被囚禁!
   北明长出自己的眼睛和脑袋,学会了分辨谎言和假象,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授予专制者对自己实施心身双重专制的特权。她昏昏不长,也昭昭不早,总之不早不晚就醒了,醒来自己吓自己一跳,什么时候身上压得这么重、这么沉,竟也一直忍受着?!于是就开始推,从此无可选择地注定了一生就是个“推”的过程。
   “六四”大屠杀后,为了缩小目标,北明与郑义决定分而避之。郑义一去几乎杳无音信;北明流浪半个月就忍不住回来,觉得自己一粒微尘,不足以被人挂在眼里、放在心上。刚好她回来的那个上午,她的《史前意识的回声——中华民族生命流假说》出版,年青的北明,抱着自己新出版的处女作,感觉天安门广场的事情恍若隔世,千里之外的风雷怎么也波及不到自己的脚下。一切如常,世界同往日一样毫无异象。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夜晚熄灯的时刻,房门却被突然擂响,公安局找上门来了!空气刹时如血凝止。时间是1989年“六四”周月忌日。一群警察破门而入,一架手提式录影机对准北明。北明在镜头前感觉一阵晕眩,整个人仿佛被一阵强光穿透,脑子一片空白。从这个瞬间起,北明的整个世界崩溃了,她开始了耶稣殉难式的苦难的历程。家里除北明一个人外,什么亲人也没有,只有一只波斯猫瞪着一蓝一绿的两只眼睛,不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主人好象要出远门了,她还会回来吗?
   警察一通搜查,搜出的却是北明的一大堆照片,选美似的摊了一桌,全用摄象机拍下,似个人的隐私被粗暴侵犯,北明有一种受凌辱的感觉。搜出的东西中还有一本书,书名是《性风俗》,警察说是黄色禁书。还有一篇未完成稿,是篇学术商摧文章。这就是他们掌握到的北明的全部与“六四”相关的罪证。早就作好了地下工作一样的准备,趁警察不注意,把窗台上作为暗示的花瓶放倒。蓝色手提包里有七千元人民币和一份通讯录,那是早已为流亡生活作的准备,在警察进门前,干脆放在最显眼的衣架顶端,你越不在乎,警察也偏不注意,竟安全躲过搜查。真要上路了,面对的是囚禁,而囚禁相异于流亡,北明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似的格言:“准备了三十三年的失却,负担起沉重的一无所有!”那一年,是北明今生的一个转折。
   北明现在美国的一家电台主持专题节目,她的声音是天然的歌唱家的嗓音,早在“六四”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天天“吊嗓”;也许也就是那个时候磨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广播”的绝活。北明和她的先生参加“六四”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开头仅仅是为了别的事情赴京,却没有想到其后的两个月里,展现在她眼前的竟是一次半个世纪以来狂飙突起的民主运动。
   北京。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广播站兼指挥部。北明置身旋风的中心,她在这里度过了此生中的不眠之夜。四周横幅如林,旗帜飘扬,万头攒动,口号声声。全是人、全是她从未感受到过的“人民”。北明与其说是看见了“人民”的矗立的存在,不如说是听见了“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咆哮、翻卷的涛声。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面对人民呼喊“人民万岁!”此刻千百万人构成的伟大群体自己为自己发出“万岁”的呼喊!富于音乐才情的北明,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各种风格的音乐的交响在她的心中轰鸣,那是莫札特、肖邦、柴可夫斯基、瓦格纳、贝多芬、德沃夏克的混声交响。人们心中的一轮巨大的“红太阳”正在人类洪流翻滚的群体中消融、沉落、直至淡化和隐匿。人民,不再是极权金字塔底座上无声垒砌的血肉的灰浆和石头。她听见了一个声音,血肉咆哮的声音,这是当下挤满北京街头和涌动在广场的人民群体汇合的洪声,也是起而捍卫人类尊严的民主潮流的震荡。北明庆幸自己此时正置身一种百年未有、千年难逢的高峰体验,而这种体验却不仅仅属于她一个人,而且也正发生在此时此刻千百万人共同拥有的当下。正是当下的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都足以取代一个人在别的世代漫长的一生。北明是一场伟大历史运动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她的生命在隆隆的雷霆和涛声中接受震撼和洗礼。她的面前是灿烂的阳光和北京的晴空,广场上人海波涛汹涌,汹涌的波涛仿佛只浓缩成她一个人。她的身后是关上的书橱、钢琴盖、窗户和门,也是往日生活的温馨与不问尘事的梦幻。她为八九民运挂布标、贴声明、两手粘满浆糊,请人用毛笔在声明中签上自己的名字。她守住广场中心的绝食团广播站,不用移开一步,尽知天下风云;从这儿的一斑,窥见整个广场甚至整个民主运动的全豹。广播站协调各方面的运作,自己内部却十分忙乱。别人嗓子哑了,北明却亮出金声。各类信息超级轰炸,北明也承受超级疲劳,体力和生理承受能力趋于极限,整个人被看不见的浪潮冲得嘀溜溜转。绝食同学体力越来越衰竭,为了确保大家的休息,广播站每天凌晨以后停播。浩月当空,人潮平息。感觉无形的分针和秒针移动,每分每秒都在镌刻历史。黎明的曙光微露,北明打开录放机、扩音器,以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在朝霞中拨动寂静的人潮;于是,整个广扬乃至举国上下又复归动荡。当音乐沉寂,会有学生手摇北明要求重播。一日凌晨,广播了一条压倒一切的重要新闻,赵紫阳、李鹏到广场大客车上看望绝食学生来了。赵紫阳流泪了,李鹏一脸漠然。北明却有一种被捉弄、被出卖的感觉。此时,任何一个悄然信息,都会引起整个广场突然颤栗,哗啦啦一大片人潮卷起。学生淡化民主的要求,老人帮寸步不让,民主潮流步步退却,却仍然避免不了血染天安的结局。广场上连日旗多人少,起草“告全市人民书”者郑义上了黑名单。郑义当时患乙型肝炎,刚刚出院不久,身上没有了肝炎药,住宿也没有钱了。北明力劝郑义提前离开北京,李陀等友人也不断催促郑义离开。郑义坚持北明不走他也不走,反正他也不想走。北明无奈,只好同郑义一起离开北京。在这个时刻,她未曾选择留下来肩住黑暗,却不是因为害怕被黑暗和血腥淹没和消融,而是因为或主要因为想使“幕后黑手”郑义脱离危险。北明在心性上是一个很恬淡的浑身书卷气的人,在社会“理念” 与自然“亲情” 之间,她首先自然选择人类的亲情。可以“大义凛然”,但绝不“六亲不认”。她崇敬为崇高事业自我牺牲的勇士,但是本能地对“大义灭亲” 的“英雄主义”却并不以为然。在后来她主持的揭露纳粹种族屠杀的专题节目的结尾,她曾经引用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参观二战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之后,写给博物馆馆长信中的一句话:这个展览 “永远地改变了我对二战大屠杀悲剧的理解,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的理解。这种英雄主义本应肯定我们对人道、人性的诉求” ,而削弱、抵毁人道和人性,哪怕是以人民的名义和崇高的名义,也不行。北明认为,一个人道的社会永远不可能产生一种非人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人要么当英雄,要么当狗熊,唯独没有正常人生存的空间。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每时每刻都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处于这样的为难境地,出问题的一定是那个社会而不是那里的人群,首先应当诅咒的是,那个社会的体制,而不是那里的人。专制中国,多年以来就是这样一种非人道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北明自视她不是秋瑾、江姐、林昭,她只是北明。她不是英雄,也不是懦夫,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几天以后,血腥镇压的消息传来:“坦克从人身上碾过去,四个人,成了四张皮。”老鬼马波在电话中泣不成声。那是1989年6月4日上午10时许。北明为此悲痛欲绝,她的心情许久都没有平静下来,也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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