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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自述:半个世纪的烛光

一九四一年,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从父亲遗世的笔记中得知,母亲临盆时,正值县城整条街上发生一场大火,险遭殃及。
   我未满一岁时,三叔受命于祖父母,把我作为长孙,用火红绸子包裹,接送回故乡湖南桂东,跟随祖父母和父亲的原配妻子(养母)生活。时父亲为国民党军官,家中为当地“大户人家”,家境宽裕。
   一九四六年,五岁﹐入学就读于故乡湖南省桂东县城关镇陈家祠堂小学,高年级时升入火神庙入学。
   一九五零年,九岁。时局变迁,家庭被划为官僚地主成份,家运衰落,家境骤变。
   某日去大姑妈处,出于儿童的好奇心打捞井中一条偶然发现的死鱼,被农民协会主任当场抓住,认为“蓄意投毒”、“想毒死贫下中农”,受到捆绑、关押和游街示众。梦想逃出群山之外,做个“天空一样灿烂晴朗”的诗人。

   一九五一年,十岁。小学未毕业,协助养母挖土种菜蔬杂粮和为家中开设的“人和栈”客店挑水。梦想更加迷狂,想做一个“拿破仑”式的征服世界的大诗人,名字象大地一样喧哗。
   一九五二年,十一岁。小学毕业,因家庭成份不好,多次报考初中均未被录取,随即失学。跟随养母砍柴、割茅草、挖土、挑水和帮助投宿客栈的客人挑送货物、行李。同年在县文化馆一间无人的屋子里发现《艾青诗选》,惊喜若狂。记起某间教室中贴在墙头的配画诗:“满满的河水在流,丰盛的草原在响。”出逃的梦想日剧。
   一九五三年,十二岁。在家中阁楼父亲留下的大量藏书中,发现父亲青年时代一本《文艺日记》。其中见惠特曼的“青春是美丽的,而老年是更美丽的”诗句,从此朦胧崇尚智慧。封里一幅蓝色背景的画页,一片晨曦,一片湖水,一片风帆。恍惚记得上面题有这样的诗句:“霎时间,白茫茫的晨光一片,已把树梢和湖面的微波溶明。光明的追求者哟,你赶快往前推进吧,伟大的太阳正从深黑的地平线上渐渐升腾。”激动得满面红光。心扑通扑通跳动,剎时萌生起对太阳与光明的永恒的渴念和追求。这种渴求在后来日甚一日地漫延一生。
   认识县文化馆的一个图书管理员,这是个因“解放了”而拿工资的乡下人。因帮他物色城里对象并传递情书,而换得从图书室大批“搬”书回家的特殊权利。
   弟弟混入县立中学,大量帮我借阅长期无人问津的书。这些书打开时未干的油墨芬芳扑面而来,大多是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普希金、屠格涅夫、肖洛霍夫们……
   一九五四年,十三岁。患潜意识“单相思”。梦幻中同时给两个毫无来往的小女孩送出情书和情诗。祖父母为此在工商联受到镇上批斗。家中和社会均以此为耻。已经感到与家中和社会的矛盾和冲撞无法避免。惶惶不可终日,觉得生命无处容纳。
   一九五五年,十四岁。因性格和情感与人迥然相异,引起小小城镇注目,在镇长黄标堂眼中视为“坏种”、“坏人”,准备将这一不可容纳分子送去劳改。惊魂不定。
   一九五六年,十五岁。由三叔从桂东接至贵阳,获心灵上第一次“出逃”,进贵阳矿山机器厂学车工。厌恶“链条和齿轮般呆板”的工作和生活,以后数十年不会车一颗螺丝钉。
   一九五八年,十七岁。调贵阳五金厂,仍做令人头痛和恶心的车工,感觉整个生命被“齿轮和链条”肢解了。一次又一次产生摆脱机械般刻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强烈冲动。孤独。朝天吼叫。通宵狂歌。为青春的骚动从夜晚唱到黎明。
   当年八月,开始在省城刊物《山花》上发表一些连自己也不满意的民歌体诗歌习作。十二月被邀请参加以后羞于提到的“贵州省文学创作会议”。写“写作计划”。填写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会员申请表。后因被逮捕而被从作家协会除名。
   单位上动员入团。团支部全体通过,未获上一级团委批准。
   一九五九年,十八岁。青春、梦幻、热情大骚动。神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大草原。梦想雪山、湖泊和穿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歌着唱在草原上出现。产生又一次“出逃”的心灵冲动。丢弃工作夜晚独自爬上西去的火车盲目出走。飘泊柴达木的青海湖和大柴旦。数月后工厂保卫干事张光忠寻找借口带着手枪和手铐追踪而至。被诬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的“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昏厥。投入监狱。因亳无事实依据无法判刑劳妀,被押回来送劳动教养。监禁先后几乎长达四年之久,青春的黄金岁月在失去理想、梦幻、人性尊严的窒息中煎熬。心灵破裂、流血!
   入狱前曾创作《画柴达木》、《阿尔金生活》等组诗。后丢失。
   一九六二年,二十一岁。流浪、饥饿。飘流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背上背着越积越厚越来越沉的无形的“社会档案”。口袋里揣着无处落户的户口。身上“钉”满歧视的眼光,处处被人驱逐。在人群和大街小巷频频“出逃”于无处可逃。
   创作《长城》、《独唱》等诗。
   我孑然的身子
   彳亍在万里长城上
   饥饿侮辱着我的尊严
   我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
   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指印烙在我的心上
   我捶着这悠久历史的脊骨
   为昨天流泪
   为今天嚎哭。
   原稿与其它诗寄存朋友处,朋友因怕抄出,销毁。《长城》一诗引发后来创作的《长城的自白》(《火神交响诗》之三)。
   打临工。抬土方。混入一个小煤窑四肢着地拉煤船,被人从档案中发现是个“敌人”,大会小会时时被点名批判。
   一九六三年,二十二岁。混迹湄潭茶场采茶。在茶海中同采茶姑娘一起日夜歌唱。
   一九六四年,二十三岁。喘息。居安于有气无力。准备认命在“茶窝窝”里呆一辈子,找个采茶女了此一生。认识艾幼君。写电影剧本《茶山青年》。因“恋爱”而提笔写诗。
   一九六六年,二十五岁。“文化大革命”爆发,浪潮波及茶场。再次被人从档案中“发现”。开始时视为“与邓拓同坐一条板凳的人”﹐接着被公开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书信、手稿和爱情诗被抄查收入档案。白天“戴帽”监督干苦活,夜晚大会小会轮番批斗。
   在政治迫害中仍然偷写情书,又一次被抄,成为新的罪行,被内定判刑十年。后“平反”。参加地区“红色工人战斗团”,被清洗和清算。再度失去自由。
   一九六七年,二十六岁。随大批知识青年倒流返城。寄居遵义艾幼君家。
   一九六八年,二十七岁。由贵阳市标准件二厂(原贵阳五金厂)“平反”复工。接着调贵阳针织厂当工人。艾幼君进该厂当家属工。因情感贫乏、性格矛盾、精神剧烈冲撞遂分居。独自搬入被弃置的天主教堂顶楼。躁动、窒息、情欲压抑。孤独梦想心中的爱神。
   同年创作《野兽》、《白骨》、《给贝多芬和我自己》和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宇宙情绪)部分未经整理成篇的手稿。
   一九六九年,二十七岁。八月十三日上午十时,窒息中产生创作《火炬之歌》的灵感。
   八月十五日,寂静无人的天主教堂顶楼。一圈用黑布蒙住的灯光。疯狂骚动中写下真正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后收入组诗《火神交响诗》,为其中第一首)。绷破和撕烂衬衣。咬破嘴唇。热泪飞溅。朝天吼诵。整整半个月不能平静、不能自已。在“野鸭沙龙”黑夜聚会中朗诵。无论白天和黑夜逢人便朗诵。听者毛骨悚然,敬而远之。被人暗中监视,视为“危险分子”。原稿先后收藏在蜡烛、竹筒、胶靴、米桶缸和故乡牛棚历年经雨水淋坏的茅屋顶上,后取出时已水渍斑斑,濒于腐烂。
   同年并创作《我看见一场战争》、《鹅卵石的回忆》、《大自然》和写作、整理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宇宙情绪)
   一九七零年,二十九岁。“一打三反”运动中又一次被人从档案中“发现”,加以湄潭茶场以“组织”的名义转来“反动信件”,再次被专案组立案审查,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管训班”重点严管。
   时第一个儿子出生不久,因病住院,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不准前去照看探望。后不顾阻挠冲至医院,儿子已送停尸房。揭开小小棺盖,早已七孔流血死去。嚎啕大哭。几乎被工厂和医院“革委会”扭送公安局。是夜亲自背尸上山,用手挖坟掩埋。星空下即兴构思并写成未收入诗集的《生命之歌》,对生与死发出永恒的疑问。次日夜半二时,因悲愤冲动,提刀冲至专案组组长张麻子家,猛烈敲门,麻子打开朝向马路的窗户,大喊救命,遂被扭送精神病院,从此被人视为精神失常的“疯子”。
   同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又被专案组莫明其妙地立案清查。后未及动手,不了了之,才幸免于难。
   一九七二年,三十一岁。完成组诗《爱情的形象》。出游浪迹中写成《尘象》数首。同年并创作组诗《诗人的家居》及《天空》、《火炬》、《长城的自白》。大致在这个时间先后,并完成一组《北京组诗》。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三十三岁了。
   完成《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
   一九七六年,三十五岁。完成组诗《从死中觉醒》和一直未能公诸于世的《火神交响诗》之六《倒下的偶象》。另完成《中国 你不能再沉默》和收入《火神交响诗》的《火神》、《不 你没有死去》。
   一九七七年,三十六岁。创作《我的奏鸣曲》(原名《田园交响诗》)十五首和《青春 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
   因借阅泰戈尔、高尔基等人的诗集和文集给一位姑娘,并同她往来,被视为“异端”、“反常”、“以封资修腐蚀毒害青少年”,被“立案”侦查。那姑娘因不谙世事,被专案组逼得疯疯癫癫,被胁迫“划清界线”,写下了诬陷我“以酒将她灌醉,用刀子逼迫她进行强奸”的假材料。后惶恐不安试图否定,专案组又威胁要追究她“诬陷罪”。此案终因不成事实未能成立。
   一九七八年,三十七岁。生命和诗歌长久受到压抑,终于临近“爆破”。当年十月十一日将《火炬之歌》、《火神》、《长城的自白》、《我看见一场战争》、《不 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合成《火神交响诗》,以大纸抄好,卷成“爆破筒”携至沉寂无声的北京城,以巨幅大字报和油印民刊《启蒙》爆炸发表,并在数千围观的人群中高声吼诵。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有:李家华(路茫)、方家华、莫建刚。
   同时,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国当代第一个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启蒙社”,任社长兼全国第一 个民刊《启蒙》主编。
   贴出两条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之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其它民间社团和民刊,如《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四五论坛》及纯文艺性社团和民刊《今天》等。
   北京西单出现“民主墙”。
   启蒙社北京分社成立。
   一九七八年十月至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先后五次上京,张贴“启蒙”大字报民刊五次(几乎每次长达百余张),出版《启蒙》油印民刊四期。
   为此,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潮涌起,构成震惊中外的巨大历史事件,外电纷纷频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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