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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的苦难---对“同唱一首歌”的亲身感受

作者:贺伟华
    从网上了解到中共中央又在国外举办“同唱一首歌”的大型演唱会的宣传攻势,希望以此来同化、收买海外同胞,进行所谓的海外“洗脑工程”,引起了已经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之海外华人的一致唾弃与嘲讽。这让我很是欣慰与解恨!
    这种精神虐待、这种强制洗脑,这些年来,和“党啊,党啊,我亲爱的母亲!”一起在国内唱遍神州大地,可以说天天重演着。听得多了,人们也就习惯性的跟着哼了起来,也不再细细回味歌词的含义,更不再想其中所隐藏的政治目的与动机。当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而唱起反调时,“人们”往往还不论对错、不假思索的群起而攻之!对于这一点,我的感受颇深。这种精神虐待与洗脑,对于监视居住的我来说,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且不说当局故意免费送上门的革命歌曲让我的亲人在家里天天播放,更不要说便衣们曾经围着我唱着东方红之类的革命小调。
    就前些年当局在耒阳特意举办的“同唱一首歌”大型歌舞演唱会,就确实让我愤怒了起来。中共明明知道我和他们不搭调,却偏偏要在这时把号称70元一张的入场券免费送上门来,让我的亲人劝我去看。这种演唱会即使不要钱,一般的人都没有兴趣去看,其实整个演唱会都是政府投资,单位免费派送入场券,居委会组织居民入场观看。不得已而参加者不过也是闲来无聊,当作单调紧张生活的消遣,也没有谁当真,如果没有其他的小品、相声、名歌星荟萃的话,我想根本就没有人去看。
    不幸的是,我却是一个凡事当真的人,敏感的人,从歌中嗅出了不同的味道。并固执的认为“同唱一首歌”的本质就是对人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多元化的否定,对未来中国必将出现的多元文明的否定,更不要说是对宪政民主、多党制衡的否定。在此歌曲中,中共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根深蒂固的彻底铲除可能助长多元文明思想健康成长的苗头,彻底清除人们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只做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不做具有自由思想的健康人、正常人!只做中共的奴隶、臣民、善民,不做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更不要说做传承人类文明、传承民族文化的文人、思想者!它在强制人的同一性的同时,包含着对差异性的专制与否定,除了中共强权所强制灌输的意识形态之外,人们不能接受任何的差异文明,更不能接受有别于它的政治思想、人生信仰与追求!也正因为它是出于这一目的,追求自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成了他们强制精神灌输、强制洗脑的主要对象。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思想异端,也在劫难逃的成了他们的洗脑重点。当然当时对我的态度客气一些,没有与体罚、酷刑摧残相结合。

    但是敏感的我还是愤怒了起来,因而在我的自传文稿《强权下的罪恶》中曾经狠狠的写下了几笔,以泄心中的愤怒!今天想来有必要和大家一起回味当时写下的文稿,再现当时的情境与心情,作为对强权者思想暴虐的回应,记得那时大概是2004年,在强权者的严密监控下我写下了这段文字:
    “贺作为一名普通平民……拥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与尊严,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如今,这一切在法西斯的淫威下、在卑鄙无耻下三烂的手段之下被一一摧残、捣毁、破灭。并把贺逼到在宇宙之中、在整个世界无立足之地的绝望境地,这是何等的毫无人性与猖狂、这是何等的道德沦丧与霸道,对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的摧残、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打压、对普通平民百姓的残酷迫害与压榨、对国家财富及资源肆无忌惮的掠夺就是当权共产党人的本质。当环宇之内飘扬着满是罪恶与鲜血的法西斯党旗、当整个人类在强权者的淫威下“同唱一首歌”。贺的命运结局就是整个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人类的命运。要改变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捍卫民众的人格与尊严,就必须限制共产党及其官僚的恶行、消灭一切专制与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民宪政民主制度!重朔中国人们的伦理道德体系!”
    由于当时情绪比较激愤,因此写的东西还真有几分呐喊的味道。后来贺的上访经历,更有了几分被当局当成法轮功感觉,那不再是让人围着你唱什么“同唱一首歌”这么简单了,而是便衣、军警的紧逼盯人了,军警认为我会到北京上访,还特意主动走到我的面前,问我要不要他的北京的直达火车票,这一幕发生在衡阳火车站的广场前,当时我并不是到北京去,而是到省城长沙去告状,因此回绝了他们。想来他们怕我摆脱他们的跟踪而不知去向。
    坐车到的长沙后,我直接来到离长沙省委不远的专门接待公民上访的办事处,对我的态度明确的很,说什么“已经快过年了,还告什么状?现在的人真没有自知之明,法轮功也来告状!”。听得我摸不着头脑,我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一个法轮功成员,这时也变成了法轮功!
   告状不成,没有办法,只得在长沙找一个地方住下,让自己想不到的是,我晚上一住进招待所,招待所的大铁门就关上了,他们竟然担心我晚上走脱。第二天我气愤不已的拿着打印好的状子在手,心想如果省委不受理,就拿到省政府去上访。结果还没有走到省委的门前,就被一群便衣男女跑过来,强行抢夺我的状子。我愤怒之下,迅速的把这些状稿发放给周围围上来看热闹的群众。有看不过眼的良知者对这些强制者说道:“你们怎么能够光天化日之下抢人家的东西?”“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围攻人家?”这时他们不得不亮出自己的身份,原来是一群街道办事处的人,说他们是受领导的指示监视我的。这时我拿出身上的微型录音机,让他们说出监视我、抢我东西的理由。这时他们都不再出声,只是一个劲的打电话,
    没有几分钟,一辆面包车开到了我的面前,下来几个彪形大汉,强制把我拉上了车,在面包车里开始极为粗暴的对我挥舞着拳头,用肘子压住我的胸口,威胁我安定。我愤怒的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有什么权力劫持我?”他们说:“你在散发资料,我们怀疑是法轮功资料!”这时车已经开到了长沙市韭菜园派出所。我身上的包被他们强行打开,把所有的东西翻出来看了一遍后,开始认真读起了我的稿子来,之后电话向领导汇报:资料里面没有一个法轮功字眼。于是我在两小时后被释放。当时心想,我若真的散发法轮功资料,结果又会怎样呢?
    这时的我想到的是马上到省报社等新闻机构揭发公安的暴行,没想到的是人还才到报社门口,报社的工作人员都出来围观我。接下我的稿子却不听我细说。无赖离开报社,来到律师事务所,把情况跟律师详细而清楚的作了汇报,律师热情而态度明确的表示了对我的支持,并和我一起详细的探讨了我的个案,还保证我的情况通过省内参介绍到全国法律界进行讨论。当时已经不抱幻想的我大喜过望,为律师的正义感所折服。然而这时事务所门口的警笛已经响起。来了一个中年人,直接对我代表事务所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我的案子谁也不能受理!
    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我初次体会到上访者的绝望与无赖,这种状告无门的感觉我想所有信仰者不但经历过,而且比我可能更惨。因为我的状子涉及到地方豪强与权贵,我回家后先后遭到了他们的代言人的厉斥及社会黑势力的暴力威胁。他们不能直接打我,就愤怒的在我面前打砸东西。如果换上普通的法轮功成员,那命运可就惨了!
   对于“同唱一首歌”印象最深的时候是2004年10月,也就是记者诗涛被捕的第二天,我也因言获罪,被关进了疯人院,这时才接触到被囚禁的所谓法轮功成员,他们究竟是不是法轮功,只有当局自己知道。在我看来他们心智很正常,既没有舆论所宣传的那样痴迷不改的要求我也跟着练功,也没有看到他们在精神失常下的自暴自弃。倒是当局每天例行公事般的要求我们唱革命歌曲、说心得、立保证等行为很不正常。
    有违者则被拉到禁闭室,脱去你的衣服,手脚被绑在床头,胸部、腰部都被皮带固定,一动也不能动。这样一绑就是几个小时,因此而感冒者不计其数。不唱歌者、不听话者不只是这一惩罚,还有被强制绑在椅子上、被监管暴力殴打的、被强制逼迫吃下破坏神经的药物的、每天强制抽血的。我自己几乎隔两天要被抽一次血,每次一抽就是50cc有余,每天吃下一种名叫“维思通”的神经类药物,后来发现心率失常、四肢僵硬、不自觉的开始流鼻血,并且意志变得薄弱起来,整天整夜不能安枕、不能看书、不能思维,很是难受。我受的惩罚是最轻的,吃的药也最少,不像其他人,本来进来时一个很正常的人,只要吃了三天药,肯定变成“僵尸一具”,他们每次服下五至八粒不知名的药物,一天三次,偶偶有不服抗拒者,被暴力殴打后,强制灌食之。那种挣扎与抗拒,只是发生在被关进来的第一二天,到了第三天,一般的人都丧失了这种反抗的意识,很多人甚至丧失了正常的思维能力。一旦变成脸色苍白、缓缓移动的“僵尸”,什么反抗能力都丧失了。这时出现了一些不能正常进食者,监管强制用一个胶管从受害者鼻孔插入,一直通到他的胃里,这是很痛苦的。我亲眼看到受害者被强制插入时就像一只任由宰杀的鸡一样,被捆住的双脚突然不停的抖动、紧闭的眼睛突然上翻,痛苦的好像眼珠子都要跳出来,却不能够发出声音。接着就是灌入牛奶及药物,这时的感觉看上去又好了一些。
    本来很正常的人,被这样虐待几天之后,都变得像电影里所看到的行动迟缓的神经病了。这时,你要说他们正常,谁也不再相信了。因为他们各方面的反应能力都变得迟钝了许多,目光变得呆痴,话也说不清楚了。我要不是受药物毒害的较轻,肯定也会像他们一样,丧失基本的观察能力。
    总之,洗脑与暴力虐待、药物摧残在精神病院是相辅相成的,并在人人身上每天发生着,当时我想,把这些人关进精神病院,与社会隔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非人道的行为,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里,人们正在努力的拆除所有的、隔离人的、剥夺人自由的精神病院,让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在一个尊重他们的、温馨的环境中治病;而我国却背其道而行之。把一个正常的人强制关入精神病院,接受各种非人的虐待与摧残。而在强制洗脑等精神摧残、肉体摧残、药物摧残下把正常人虐待成一个精神病人或置人于死地则是实至名归的反人类暴行,则是黑暗中世纪式的对所谓宗教异端的残酷迫害,文明的人类又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对信仰者的摧残、对灵魂的摧残、对生命的摧残、对人性尊严毫无节制的践踏;又如何能够任由暴政者剥夺公民的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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