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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文集
·何清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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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大历史观”对中国“新史学”的冲击——纪念黄仁宇先生
***2001年***
·文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2002年***
·谁来斩“老鼠的尾巴”?——评《三种社会体制》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宪政中国与“老权党带入新社会”
·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井》日文版面世
***2003年***
·从“知识型劳力过剩”看当代中国就业前景
·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第四代领导人不会改变既有的社会格局
·需要“救星”的人民只会得到灾难
·剔骨还父,唯大智者大勇者方能——悼李慎之先生
·制度化监控传媒业
·2003年中国“新闻媒体改革”改了什么?
·了解当代中国的小百科全书: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胡平
·张清溪: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
·爲了走出黑暗,必须控诉黑暗
·积重难返的出口退税制
***2004年***
·政府与官员共同分赃?——评反腐奇招“一二三工程”
·海外中文媒体大陆化(万人杰奖致辞)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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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命题的破产——谈外资进入将会促进中国的民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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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将加强何种执政能力?──简评16届四中会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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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致樊百华:谁“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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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第二部分)
·民众生存权需为能源战略而牺牲?
·汉源事件——社会总危机的信号
·何清涟复多维新闻社11月4日来信
·一纸为贪官放行的“财产自由转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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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历史无情亦有情 ――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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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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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能够改变中国吗?
***2006年***
·延安道路:一条政治上的死胡同
·拨开统计数字上笼罩的迷雾——分析群体性事件为何大幅“下降”
·权力与文学交配的产物——评政治宣传大片“我主沉浮”的创作思路
·透视中国权力授受过程中的官位买卖
·温家宝给中国言论自由贡献的“22条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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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光诚、高智晟事件看中国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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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2007年***
·新闻自由是实行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
·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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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何清涟

   "改革是否值得?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 题。在经受了"改革"带来的种种痛苦后,人们已经认识到,今后中国所面临 的问题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目前这种 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算法。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 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 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 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 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 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 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 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 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 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 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 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 些研究结果的"认可",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 研究经费的"资本"。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 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在伪造历史与控制舆论方面,共产党与纳粹具有同样的能力。这一"能力"目 前又在帮助他们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中国政府善于制造虚假信息, 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 若干年后的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 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 "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 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 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 伟大经济成就。⑴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 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 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 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中国的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 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改革",而是 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说":首先, 他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 业家,三是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 之外;然后他们创立了所谓的"代价说",即中国的"改革"必须付出代价, 而这"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 (权力)";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 式",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 起极大争论的"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是否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 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 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 "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与中国政府关系 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他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 财富的等级序列。⑵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 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 个全社会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他们关心的是,在这20余年的"改革"中,是 哪一部份人得到了利益?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 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20多年"改革"所构造的 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改革"代价由谁支付?又是 谁在享受"改革"成果?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 的升级,反思中国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1998年以来的一种潮流。 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 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当中, 利益受损集团(如下岗工人与农民)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议价能力"; 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如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及企业经理的腐 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一直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镇压。这种体制化 的暴力压迫,正是今日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正义难以得到伸 张的重要原因。

◎ 二、中国的经济改革:对毛泽东化私为公的逆转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 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在中央的党报 《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 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风从哪个 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 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 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作为改革 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 社"则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 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视,那就 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 状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 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先从奖金、计件 工资等"物质刺激"手段开始,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 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过股份制和"权贵私有化"满足了政治精英与经 济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顾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经历了这 样一个过程:中共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 繁荣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 列政治运动只是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 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社会后果却是中共政权的官员们 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 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 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1. 改革方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 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 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 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 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 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 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 略,可被称为"改革思路"的只不过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被政府奉为 改革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 (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 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 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 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 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 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 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 了"三个代表"的理论⑶,在2001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 "七一讲话"⑷,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 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 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 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 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 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 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 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 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这两条与他的"猫"、"摸"二论结合,就构成了所谓"邓小平理论"。⑸邓 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 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 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 气。

   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共将西方民主制度 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路四后中共痛定思痛, 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 主制度的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 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 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 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 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 的"少数服从多数"和"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 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为了 "生存权"宁可不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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