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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威与奴性

   
   
   
   
   作者:郭知熠

   
   
   
   一个权威在一个国家产生,必然会在这个国家中产生奴性。
   
   一个权威,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政治领域的,站在那里登高一呼,就会有很多的响应。这些响应的人,就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就会为了这呼吁而奔走,而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了。
   
   笔者最近写了《论中国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真正理由》这篇文章,谈到了中国人的权威意识是中国人产生不了思想家的一个理由。权威创造出奴性,而奴性又会阻止一个全新的思想的产生。中国要产生思想家,首先必须完全抛弃权威,必须首先抛弃奴性。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权威是怎样地使得中国人产生奴性的。笔者相信,这只是无数个类似例子中的一个。一个权威的思想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左右住,而不管这个权威的思想是不是荒谬的。
   
   据说,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鲁迅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出人意料之外的评述。这个评述没有记载在《鲁迅全集》中,但它是通过一些朋友的回忆流传下来的。鲁迅甚至希望用他的这个观点写一本关于李杨之爱(李杨之爱,指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的历史小说,只是因为其它的事情,一直没有机会动笔。
   
   鲁迅认为,唐明皇和杨贵妃在“七月七日长生殿”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没有了爱情的缘故。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而他们发誓要世世做夫妇,正好表明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有了裂痕,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稀淡,甚至衰竭,甚至已经没有了。
   
   笔者不知道你对鲁迅的这个观点有什么评价。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其他人的反应。
   
   1993年,山东出版的《作家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海滨的谈话》,是一篇谈话录,记载了某记者(“我”)与作家李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谈话。我们将与鲁迅相关的内容引录如下(转引自房向东先生所著的《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一书):
   
   “李准还说起唐明皇,说他也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真英雄,说他对杨贵妃不限制,不嫉妒,又真心爱她。我这时提起鲁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二人的盟誓曾有过某些推测的话:要真相好,也许想不到要盟誓,要盟誓,也许爱情已有了某些危机。李准断然说:那是庸俗社会学! ――我吃惊于李准的大胆。”
   
   该记者只是吃惊于李准的大胆,因为李准的观点与鲁迅的针锋相对,而权威的观点岂可随便评论?我们进一步来看看房向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评述(引自房向东的同一本书):
   
   “我遗憾鲁迅事业之未竟,我也遗憾目下写李杨爱情的作品都不去或不能理解鲁迅的见解,我更遗憾李准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却没有冷峻之理性,而信口开河,伤害了鲁迅。”
   
   读者诸君,鲁迅的这个观点尽管新颖,但是这个观点是显然站不住脚的。这样说吧。如果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不是鲁迅,而是别的什么人,那么,他一定会遭来人们的痛骂,因为这个观点过于武断了。我们看到,在小说中,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热恋的男女往往会海誓山盟,难道他们的爱情都有了裂痕?因为他们的爱情有了裂痕才去盟誓?你可以去问一问那些热恋的男女,看谁会承认他们盟誓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有了裂痕?
   
   热恋的男女为什么要海誓山盟呢?其实,答案非常明显。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无比甜蜜,他们希望这个甜蜜会永永远远,他们希望能够白头到老。所以,他们就以海誓山盟的形式完成他们的这个希望。而这与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否已经出现裂痕完全不相关。因为李杨之间的海誓山盟,就推想他们之间的爱情出现了裂痕是极其荒谬的。
   
   李准不敢说鲁迅的观点荒谬,就说那是庸俗社会学。即使这样,那位记者还要说李准大胆。而房向东却走得更远。“我遗憾鲁迅事业之未竟”,这大有拿起鸡毛当令箭的意味。鲁迅随便放一个屁,也与“事业”有关,还要去“遗憾”一番。不知读者诸君感觉如何,反正郭知熠觉得这个吹捧太肉麻了,感到浑身不自在。
   
   李准伤害了鲁迅吗?伤在哪里?他不过是表示他的不同意见而已。如果郭知熠说鲁迅荒谬,岂不是伤得更重?更加不可饶恕?写李杨爱情的作品之所以“不去或不能”理解鲁迅的见解,就是因为这个见解本身是荒谬的。其实,如果说李准信口开河,我看鲁迅比李准更加“信口开河”。难道不是吗?请读者诸君仔细思之。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权威的存在对于别人思想的产生该是多么大的威胁。这件事幸而发生在最近几年,发生在“实事求是”的呼声传播了这么多年之后。可是,我们的思想界还是一派奴性。笔者敢断言,如果这件事发生得更早一些,李准一定会被打为“现行反革命”。
   
   让我们踢开权威吧。让我们去掉奴性吧。让我们轻轻松松地思想吧。
   
   
   
   写于2006年1月4日,首发于《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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