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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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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和 平 运 动 到 人 权 运 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归来

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联合国的创建者们把“增进并激励对于所有人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重要的原则,写进了《联合国宪章》。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但当时的国际舞台又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所占据,热战演变为冷战。“所有人的人权”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在冷战年代,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和平,引人注目的会议是世界和平大会。和平运动显示了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力量,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后冷战年代,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转移到人权,世界和平大会被世界人权大会所取代。人权运动必将超过当年的和平运动。从和平运动到人权运动的发展,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步跨越。
    一九六八年,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二十周年,联合国在德黑兰召开了世界人权大会。今年六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又一次召开世界人权大会。这次维也纳会议,无论是组织的规模还是主题的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二十五年前的德黑兰会议。联合国的讲坛通常总是响彻各国官方的声音,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同时也发出了高昂的全球民间的声音。会议的参加者,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一千多个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简称NGO)代表团。蓝色的多瑙河畔的维也纳是著名的音乐城。可说是选中了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协奏一曲人权交响乐。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作为一个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团长:刘青,团员:萧强、李淑娴、鲍朴和我。
    各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一千多人,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成员达五千人之多,还有新闻记者近千人,此次世界人权大会在联合国的历史上真是空前的盛会。会议在维也纳的“奥地利中心”举行。会场外面,飘扬着彩色缤纷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国旗,耸立着来自五大洲的五块巨石。这是国际大家庭的象征。会场里面,楼上是政府代表团开会和活动的场所,楼下是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开会和活动的场所。这也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代表官方的人虽然高高在上,只能是少数;下面的人是多数,必须以民间的力量为基础。在楼上的讲坛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穷国、北方和南方各唱各的调;在楼下,门外的人群和门里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团会议却是互相呼应的。有不少人自费来到维也纳,为人权而奔走呼号。他们都是来自人权记录不良的发展中国家。会议的警卫森严,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就在门外展示标语、呼喊口号。总起来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表现出三种关系:楼上楼下——官方和民间的关系;楼上的北方南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楼下的门里门外——人权组织和人民的关系。这是当代世界人权运动的缩影。
    楼上楼下
    楼上各国政府代表团的人权大会六月十四日开幕。而楼下NGO代表团的人权大会早在六月十日就开幕了,为的是便于表达愿望、形成意见,向各国政府施加影响。各国政府是否愿意听取NGO的意见,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国务卿克利斯多夫一到维也纳就邀请NGO的代表开会,欢迎对美国的人权问题、人权政策提出批评。美国当然也存在着人权问题,但并不回避问题、拒绝批评。批评得最激烈的恰恰是美国自己的民间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人权观察经常同美国政府唱反调,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限制和威胁,这是令某些国家的人权组织羡慕不已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态度则大不相同。我们中国人权代表团请新华社记者张振东、陈鹤高转达,希望与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我们事先准备了一封致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信件,提出:“中国人权建议,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权之间,就人权保护经常交流信息、进行对话;在有共识的事项如依法关注人权个案、人权观念普及以及探讨人权理论等方面积极合作。”空有一番真情,连递交信件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政府经常声称“反对利用人权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在世界人权大会期间,中国政府自己却大肆施加政治压力。他们一开始就向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提出:第一,反对达赖喇嘛在NGO的大会上发表演说;第二,非联合国成员国的NGO不能参加大会。后一点大概是针对台湾的。台湾的中国人权协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六名代表已经到会。在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极为神经过敏,不管有无必要,总是一触即跳。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作了妥协,两条中接受了第一条。
    当取消达赖喇嘛的演说的决定宣布后,舆论哗然。许多人并不信仰宗教,也不一定赞成达赖喇嘛的某些主张,但认为在讨论人权的会议上让一位宗教领袖发表演说是无可非议的;而由某一个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人权大会指手划脚,更是不能容忍的。十四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集体抗议联合国秘书长的决定。后来,达赖喇嘛作为奥地利政府的客人,在会场外面作了演说,更加引人注意。达赖的讲话也很得体,既没有攻击中国政府,也没有扬言西藏独立。中国政府过分的、无理的举措,反而使达赖赢得更多的同情。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NGO代表团开了一次会,“选出”本地区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几个国家,中国、缅甸、越南等名列前茅。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听到自己祖国的名字被人谴责,心有忐忑。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负有责任、应当受到谴责的是中国政府。我们不但和各国NGO一样以人权的名义,而且还要以祖国的名义,来谴责中国的现有政府。会上,有人还提到北朝鲜。北朝鲜连非政府的人权组织都没有,无人到会,为了尊重本国人民的意愿,暂时没有“入选”。
    不同国家的NGO比较容易取得意见一致,而NGO与本国政府经常发生分歧。世界人权大会之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分别召开了区域人权会议。今年三月在曼谷举行的亚洲人权会议所产生的两个宣言——《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宣言》和亚洲各国政府的《曼谷宣言》,差异是很明显的。
    亚洲各国政府的《曼谷宣言》强调“亚洲国家以其多姿多彩的文化与传统能对世界人权会议作出贡献”,企图以文化的特殊性来抵消人权的普遍性。中国政府尤其喜欢标榜“中国特色”,以示旁人不得多嘴。《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宣言》指出:“在拥护文化的多元性之时,文化行为中任何背离普遍人权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文化的多元性和人权的普遍性是统一的。显然,对于不同的文化和共同的人权的关系,在野草民比在朝高官的认识要全面、正确。
    《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宣言》针对近年流行的一种论调批评:“人权是受到普遍关切的问题,具有普遍的价值,因此,不能认为提倡人权是侵犯国家主权。”“国际社会的声援超越国家秩序,我们驳斥了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主张。”虽然已经驳斥了,亚洲各国政府的《曼谷宣言》还是再一次“强调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不利用人权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等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是正确的;超出这个范围,用来处理侵犯人权和维护人权的关系,就是不正确的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以“不许干涉内政”为借口,反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他们声称,这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其实更为直接的是针对本国的人权运动,使之孤立无援。
    亚洲各国政府的《曼谷宣言》特别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普遍、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受贫穷、发展不足,人民有切身的感受;同样,对于遭受贫穷、发展不足的原因,人民也有深刻的理解。《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宣言》指出:“贫穷是在一贯压抑人权的情况下由发展不足而引起的。”发展权当然是一项集体人权。但某些国家的政府往往以发展权压抑公民的个人人权。“违反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时常是由于不顾人权强调经济发展造成的。”片面强调发展权的政府自以为代表人民,实际上人民的声音他们还没有听到,或者根本不愿听。
    在起草世界人权大会的最后文件时,中国等国家政府要求以区域会议的文件为基础。而区域会议的文件只有政府宣言才够资格,非政府组织的宣言根本不放在眼里。NGO要求派人列席文件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由于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反对而遭到拒绝。在世界人权运动中,官方和民间的矛盾是很突出的。
    楼上:北方南方
    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消失了。西方通讯社在会前报道:“由于第三世界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人权问题的看法针锋相对,与会代表将分裂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集团。”中国的《人民日报》评论员也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的确,在世界人权大会的政府代表团会议上,主要的分歧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穷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筹备会在日内瓦开了四次会议,向大会提交的最后文件草案,在许多括号中总共罗列了二百多条不同意见,可见分歧之大。所以,一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开幕词就希望与会代表真诚合作,发出和谐的音调,避免唇枪舌战的争论。
    发达国家的代表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德国外交部长金克尔在大会发言中说:保护人权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事情,无论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或该国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时期,人权标准是统一的。他也承认本国存在着人权问题:“排外主义是德国的耻辱。”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原来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波兰、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观点,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或大体一致。
    中国政府往往以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自居。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古巴、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政府代表团频繁接触,“取得了广泛一致的看法”。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在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其实,这种原则立场早已众所周知。
    刘华秋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于人权的理解和实践也会有所差别”,因此不接受国际社会共同的人权标准。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否定共同的人权标准,就是否定人权的普遍性,从而否定了人权本身。中国政府批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确实是“双重标准”,应当批评。而中国政府的主张是一个国家有一个标准,对待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标准。这是比“双重标准”还要双重的多重标准,等于没有标准。如果每个国家都用自家定做的人权标准来衡量自家的人权状况,就没有违反人权的问题了。别人批评中国政府时,中国政府反诉为“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中国政府批评别人时,又是使用什么标准?如果用西方国家的人权标准来批评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多此一举;如果用中国政府的人权标准来批评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不也是“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吗?事实上,共同的人权标准是存在的,否则,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就无法对话。中国政府批评别人时(例如,去年在洛杉矶发生的种族骚乱),也是以某种方式使用共同的人权标准,只不过反对别人用共同的人权标准来批评中国政府自己的人权记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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