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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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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1991年3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上的发言
    1990年5月到7月,我参加了“党员重新登记”的全过程。
    7月4日,当最后轮到我发言谈思想总结、讨论我的重新登记时,支部书记根据南京大学党委的意见宣布推迟。我立即表示:这种做法是没有道理的,我要求享有与其他党员同样的、平等的权利。上次党员登记我受到违章的“暂不讨论”的处置,这又是一次“暂不讨论”。在党内,定政策的人不执行政策,作决议的人不遵守决议,毫无办法,这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员重新登记”开始时,南京大学党委决定,对每一个参加者都必须作出评议。假如党员本人要求推迟评议,那是不能允许的;而党委违反自己的决定将某人推迟,即使本人强烈要求评议也是不会答应的。
    我在党内总是享受特殊待遇。去年暑假,我作了一番彻底的思考,改变主意,决定推翻原来的总结,重新作一个新的系统的总结,全面地申述我的意见。在高温的季节里,我放弃了休息,以每天5,000字的速度紧张地写作。一身大汗,湿了稿纸,肿了手指,写了一个多月,还没写完。开学后,我对总支书记说:“既然不让我讲,我就不讲了。等我的总结写好后,请你们打印出来,给支部的党员每人发一份,看过以后就评议。”她请示党委以后答复我,打印是不行的,还是要在支部大会上讲一讲。我说,每周安排两段时间,讲完为止。她说,时间陪不起。支部书记又说:“大家不感兴趣。”看来“大家”已经估计到我要讲什么了,所以预先“不感兴趣”。这一点提醒了我。确实,没有必要对不感兴趣的人作长篇大论的发言。我又改变主意了。所以,现在我要讲的既不是去年7月份准备讲的,也不是暑假中已经写的,我只谈一谈基本态度。至于那个系统总结,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还将继续写下去,最后以此为准。我的态度本来两分钟就可以讲完,免得占用你们很多时间。总支书记又说太简单了。那么就比两分钟稍长一些,总共是三点。
   一,我坚定地维护党章,严格地遵守党章,反对一切破坏党章的做法。
    此次“党员重新登记”就是破坏党章的做法。
    “党员重新登记”是相对于已经登记而言。已经完成的党员登记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进行的;这个《决定》是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党员重新登记”没有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它的根据是中发[1989]10号文件转发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是中央机关的一个业务部门,无权推翻、改变、修正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决定。这个《意见》,且不说内容,问题的提出就是违反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的。
    1983年以后进行的整党是失败的。但把责任推给胡耀邦是不公正的。整党之所以失败在于没有把党内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以至整党以后党内的腐败之风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如果要以“党员重新登记”来对上次党员登记进行补救,应当着重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而此次“党员重新登记”矛头主要针对1989年“六四”以后党内产生的意见分歧,打击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党内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同够不够党员条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意见分歧的双方,不见得就是一方够党员条件、另一方不够党员条件。党内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争论都是允许的,即使在争论中发表了错误意见,也不见得就是丧失党员条件。专横拔扈、不许争论、目无党章、自成“霸王”,这样的人倒是首先丧失了党员的条件。在此次“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运用组织的力量,压服党员接受对“六四”流血事件的官方看法,是政治上虚弱的表现;对于不接受某种看法的党员“不予登记”,更是扼杀党内民主的表现。
    “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所规定的准予登记和不予登记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党章第一章没有这一条。这是在党章之外另立条款。199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发的《关于做好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意见》,又修改了1989年9月7日所发的中发[1989]10号文件,另立条款,扩大了“暂缓登记”的范围。中共中央的文件可以在党章之外另立条款,而中央组织部的文件又可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之外另立条款,到了南京大学党委还可以在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之外另立条款。南京大学党委规定:“凡愿申请党员重新登记者都要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中要郑重而明确地对以下几个问题表明态度”,其中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非但不予登记,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准予登记和不予登记的界限,又提前成为接受申请和不接受申请的界限。这说明党缺乏健全的、严密的组织制度。党内贯彻一种倾向,总是层层加码,步步升级,宁“左”勿右,争先恐后。
    为了维护党章,遵守党章,我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纠正偏向。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是必要的,但应当根据党章的规定,把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党员有权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对是否赞成开枪的决策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全党公决,以此检验作出这种决策的领导人是否代表广大党员的意志。所有的党员都是党的主人。如果普通党员无权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只能听命于少数人的摆布,这就不是民主政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在“党员重新登记”中提出的申请只承认一条,即承认党章,此外一概不承认。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但不是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它本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我的申请》是这样写的:
    我提出重新登记的申请。
    我从入党之日起就承认党纲党章,按照它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今后将继续努力,并向违反党纲党章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我竭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所确立的符合党章总纲的基本路线,并向违反这一路线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我将一如既往,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为人民服务,积极工作。在当前,特别要注意团结群众,同党内外的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坚信,International一定要实现!
    郭罗基
   1990年6月20日
   二,我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时代争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有局限性的,远未达到“化”的程度。按毛泽东的解释,“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资产阶级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吗?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已达于“化”,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美化。
    共产党人的理想恰恰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化的社会。《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些人自由发展的同时造成另一些人的埋没和牺牲,不可能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消灭了阶级,才能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和谐。每个人和一切人都得到自由发展,不就是自由达于“化”了吗?所以,马克思把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新社会叫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自社会主义时代开始,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自由王国不就是自由达于“化”了吗?难道作为必然王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实现了自由化,而作为自由王国的社会主义反倒不能允许自由化吗?无论从人的发展还是从社会的进步来说,社会主义才是自由化的社会。当然社会主义时代的自由还要继续发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在名义上把自由化奉送给资产阶级,然后就在事实上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化。
    有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特定的含义,党的文件所下的定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即”字是没有道理的,前件和后件牛头不对马嘴。把不相干的东西塞进了概念的内涵,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武断的定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含义已经很明确,为什么还要制造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事实上是对早已实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寻求一种冠冕堂皇的解释。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相应地,究竟提倡什么“化”?始终没有说清楚。据邓小平说,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自由化”。凡自由化必是资产阶级的无疑。那么,民主化是否也必是资产阶级的无疑?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提倡另一种自由化,而是从根本上反对任何一种自由化。没有自由化的民主化又是什么?在中国根本不曾有过资产阶级的自由。连资产阶级的自由都没有还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无非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只能站在低于资产阶级的历史水平,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如果把没有说清楚的正反两方面说清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另一面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在改革开放中确有脱离正确轨道的现象,西方的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也乘虚而入。我赞成“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提法,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我多年来一贯的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列宁,从来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说过的不是一定不能说,说了也不是一定就有错。但事实证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1956年出现以后,它一直是一个“左”的口号。“文化大革命”前,我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的一套都是赞成的,一场浩劫使我作出重新审视。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作为标志,在党的历史上树立了界碑。纠正总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当然包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类具体的“左”的口号的否定。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提出批判“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的背离。
    1981年1月10日,中央宣传部召开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论座谈会。我在会上表示拥护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不同意见。不少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北京和上海的理论界一再申述理由,希望领导人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后来却愈演愈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际效果就是变相地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并不复杂,也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有讲真话的勇气,是非很容易分清楚。某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旦和权力相结合,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口号,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断定它是错误的。但在一个时期中谁都反对不得,谁反对它就是“反革命”。现在,谁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1957年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虽然改正了,在这同时又有人背上了“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打成不叫“右派分子”的“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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