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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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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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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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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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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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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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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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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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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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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1989年10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上的发言
    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有一点讲对了。他说,这次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错,就是说这一事件有它的必然性。但他本人以及党和政府并没有运用这一观点来解释事件和处理事件,全部的分析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说什么“动乱和暴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策划的、操纵的、组织的”,这就是不承认它的必然事件,而是说成极少数人制造的偶然事件。处理的方针当然是把“极少数极少数人”抓起来就行了。所谓“除恶务尽,不留後患”,只是着眼于个人,没有看到事件的必然性。北京的学生、工人、市民上街游行的有100多万人,抓了1万多人也不过百分之一,还是可以说“极少数极少数人”。即使把这1万多人斩尽杀绝,事件的必然性并未消失。只要事件的必然性依旧存在,想要“不留后患”,结果是后患无穷。承认事件的必然性,消除产生必然性的根据,才能真正做到不留后患。
    必然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是什么?人民的不满!人民的不满逐渐积累,总有一天要爆发。前几年闹事不断,警钟长鸣,人民的不满一再显示,但并没有使当权者的头脑清醒过来。人民为什么不满?因为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一声反对“官倒”、惩治腐败,聚集了千千万万人,因为这一呼声表达了人民维护切身利益的要求。社会上的一切纷争最终归结为人们物质利益的冲突。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现在还有一种解释,把政治风波的起因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这又掩盖了人们物质利益的冲突,把历史事件归结为思想分歧。这里,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两个基本点”:一是把千百万人的行动归结为少数个人的作用,二是把人们的物质关系归结为思想关系。用个人解释历史,用思想解释历史,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目前流行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采用了历史唯心主义,因而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下面,根据党委的要求,汇报我在胡耀邦逝世后的活动。
    耀邦同志逝世,我是很悲痛的,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民主风度、比较体贴民情的领导人,也因为我个人对他有某种歉意。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作过几次有关我的批示。在他下台后发的中共中央1987年八号文件,罗列了他的许多错误,其中有一条是说他在“对郭罗基等三人的处理上”有错误。“郭罗基等三人”,“等”字里面另外两个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我作了什么“处理”。当年把我从北京调到南京来的时候,我提出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常的,北京有些同志也仗义执言,说这是“发配”。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一再解释,说是“工作需要”、“正常调动”,决不是“处理”。如果这是真话,那么1987年八号文件的说法就是杜撰;如果1987年八号文件的说法是真话,那么1982年的解释就是欺骗。无论怎样,都是不诚实的。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党中央身上,怎么能作党员的表率?耀邦同志在沉默中走了,我内心感到对他过意不去。4月16日早上,我到鼓楼给中共中央打了一个电报:
   北京 中共中央
    沉痛悼念耀邦同志逝世。一个富有理性而又热情奔放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献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永远活在人民心里。请向他的家属转致慰问。
    郭罗基
   1989年4月16日
    不久,听到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说:“有的人就是要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不够格!”不知是否指我。我联想到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情况很相象,也是有两种悼念。我担心天安门事件会重演,果然不出所料!
    南京大学的学生贴了许多大字报,校园里人心激动。这就是所谓“大民主”,历来为领导人所反对。领导人常说,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了多少问题?不解决又怎么办?如果通过正常途径能解决问题,群众就没有必要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正常途径不解决问题,贴大字报又不允许,还有什么出路?我不希望出现“大民主”,但对群众表达的强烈愿望我坚决支持,所以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当时有人劝我不要签名,因为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已经通过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说是一签名就完了。我宁可不要博士生导师的头衔,要做一个象样的人。我也参加了游行,到省政府请愿,到南京军区抗议,我都参加了。参加这些活动,我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操纵我,我也操纵不了别人。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是“极少数极少数人”操纵得了的吗?
    我的研究生朱利全是南京市“高自联”的头头。事先,我不知道他怎样当上了头头,他当上了头头我也不反对。我对他施加了影响,希望他在“高自联”中宣传用民主的手段来争取民主,采取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态度,避免过火行为。我说,暴力是排斥民主的,用暴力来争取民主就陷入手段和目的的矛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不能出民主。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懂得民主,又不学习民主;相反,几十年中,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地方大反资产阶级民主,以至有今日。我劝他们,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自己也要学会使用民主;否则,将来又会有别人向你们要民主。朱利全说,现在大家的头脑不大冷静,很难引导。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以上,我所采取的行动是向党中央请示过的。1986年12月23日,我向党中央的申诉中说:“我多次申诉均不予理睬。如果老是这样,不得已我只好诉诸群众。现在事先作一番请示。”⑴请示了两年半,没有反对意见,就是默认。所以,今年春夏之交,我毅然诉诸群众。
    最后,我在党的会议上郑重声明:过去,根据党员的权利,我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一直表示保留;现在,又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来解释发生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我理所当然地继续表示保留。
   注释
    ⑴在1986年的学潮中,我没有采取行动。12月23日,我向党中央提出申诉并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保留意见,意在先礼后兵。如果不予理睬,我将诉诸群众。1989年果然派上用场了。这一谈话的全文如下:
    郭罗基同志的谈话记录
   时 间:1986年12月23日上午
   地 点: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办公室
   参加者: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渝蓉
    哲学系党总支书记郭广银
    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步惜渔
    我向党组织汇报一些情况。
    10月份以来,不断有学生来找我。开始是南大(南京大学)的,后来又有南工(南京工学院,现名东南大学)的,还有金陵职大(金陵职业大学)的。前一时期,南大办了许多讲座。学生向演讲者提问题时,常常提到有关我的问题。有一次,高尔泰来南大演讲,他说:“我最敬重的是王若水和郭罗基。”学生们就要他谈谈这两个人的情况。他谈了王若水之后说:“郭老师就在你们南大,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所以,很多人就纷纷来找我了解。他们要我谈经历,谈看法,提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和自由等问题同我讨论。有人请我也去作演讲,还有人请我到“好望角”(南京鼓楼公园的一角,当时群众自发形成的自由论坛,有点象“海德公园”的样子。)去演讲。我因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了。(哲学系总支书记郭广银将我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上交时,把“因为”二字改成“借口”。当时她是出于好意,为了保护我。但并非事实,不是“借口”。)最近,事态有所发展。他们要我站出来指导学生运动,说是“老马识途”,希望我作为“老马”把他们引上一条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我的遭遇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劝我:“你不能寄希望于上面给你平反,要靠群众斗争来解决。”星期六晚上,有人来找我,说下午已经开过会了,大家要求行动,只是缺少导火索。他们希望我出来演讲,成为导火索。星期一上午,我约郭广银同志谈话,她有事,定在晚上。随后就发生了党委宣传部长张锡生撕大字报事件,正好给了学生导火索,昨天晚上就上街游行了。谈话只得改在今天。
    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人民要民主、要自由是正当的,也是合乎宪法的,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要改革、要开放,民主和自由的潮流就势不可当。青年学生是人民中最敏感的部分,他们的呼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是近来的学潮中也有一些不恰当的口号,例如叫党团员滚出去等等。有时,青年人由于轻率和偏激,也会干出一些蠢事来。这是应当原谅的,不能都当作坏人来处理。我是搞学生运动出身的,青年学生的心理,我能够理解。
    这一时期学潮的发生,是不是至少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宣言和行动脱节。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讲得很多,响亮的宣言把群众的热情鼓动起来了,没有相应的行动使这种热情找到合理的出路,于是转化为愤激之情。同时,也是领导和群众脱节。政治体制改革要由领导拿方案,群众只能等待。等得不耐烦了,就不能不有所表示。对于青年学生确实需要好好引导。我曾劝他们要善于运用已有的民主去争取更多的民主。我赞成政治体制改革由人民来讨论,赞成正当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不赞成动乱,不赞成闹事。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步前进,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愿今后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进步。作为党员,我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本来可以出来讲一讲关于改革的理论,讲一讲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民主和自由。但是现在人们感兴趣的,不是要我讲理论,而是要我回答具体问题。常常向我提出的问题有:“你是怎样从北京调到南京来的?”“整党以后为什么不给你登记?”“邓小平说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根据什么?”等等。提出这些问题,回答不回答?如果回答,恐怕是火上加油。有些问题,也正是我自己要问的。群众所提到的以及我自己也想到的,大概有10个问题。现在我首先在党内提出来,要求党中央合理解决。
    第一个问题,把我调出北京,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发配”、“惩罚”、“杀鸡给猴看”。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一再解释是“工作需要”、“正常调动”。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彭佩芸在一次会议上自己透露了真相。她说本来南大不愿接受郭罗基,是中央组织部通过江苏省委做了工作才接受的。我来南大以后得知,前党委书记章德曾在全校大会上宣布: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好象喊“狼来了!”防范措施一直布置到基层和邻居。这是“工作需要”、“正常调动”吗?共产党的纪律就是编造谎言来让党员服从吗?当年我提出了保留意见,至今还坚持。在调动的同时,从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理论座谈会到北大党委召开的各种会议,对我批判了半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生这种事情,不能不令人深思。用政治上打击和组织上调动的手段来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违反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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