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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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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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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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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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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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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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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我的两份《起诉书》早在1991年12月就已用电脑写好,预定发出的日期是1992年1月25日。为什么?因为这是学期的最后一天。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利的一个说法叫做“缓聘”。如果起诉早了,他们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马上就聘;到了学期的最后一天,这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有充分的时间将写好的《起诉书》多方征求意见。在南京,我的朋友和家人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做法,都说“太危险”,“弄不好扣一个‘反革命煽动’的帽子,把你抓起来”。连学法律的人也不赞成。我惊诧他们缺乏法的精神,他们之中有人说:“不是我没有法的精神,而是中国的法律没有法的精神。”有几位很动感情地劝我、求我,说是一定不能发出去。“你不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家里的人呀!”我非常非常地为难。这种经历从前已经有过。“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的时候,我拒不表态,成了“大辩论”的对象。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还不行吗?”“革命群众”大吼大叫:“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我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没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完全是亲身体验。白天,“革命群众”找我开会“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轮番劝说:“你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难熬;善意的劝说比恶意的批判压力更大。现在,我又一次违拗亲朋好友的苦口婆心,一意孤行。但后来我上了法院,他们就转为积极支持了。这是善意和恶意的区别。
    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不同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准备在将《起诉书》送法院之前先带到北京、带到香港、带到美国,以防在无声无息中被扼杀。
    恰好闽琦来南京看我。他和陈子明、王军涛一起,原在民办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六四”以后,研究所被解散、几百万元资产被没收。他逃亡到内蒙,以采药为生。躲了两年多,回到北京,不再抓他了。没有工作、没有户口,倒也自在,所以有时间到外地跑跑。他看了我的《起诉书》,大为赞赏。我就托他带到北京,大量复印,广为散发。他还说,他也要进行合法斗争,告派出所无理吊销户口。
    我又通过多种途径、几经曲折把《起诉书》带到香港和美国。

   1.起诉
    1月25日,我将两份《起诉书》用挂号寄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不能送上门去,如果他们当面拒收,下面就没有戏可唱了。同时将副本寄给江泽民和邓小平,并各附一信。在南京,我公开散发了几十份。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家就热闹了。我的《起诉书》上有地址和电话。常有不速之客,不为别的,远道而来向我表示敬意。电话也很多。用电话表示者,往往不愿讲姓名,我从来不问。
    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高兴,见了我就问:“什么时候开庭?”还有人说:“我们有几千人要去旁听,把它新盖的礼堂挤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刚搬进新盖的大楼,就在南京大学对门,要是去旁听,只需跨过马路,十分方便。我对他们说:“旁听可以,千万别‘闹事’;你们‘闹事’,对我就是帮倒忙。”他们相对一笑。
    原南京大学的学生、吃了两年官司的陈学东看到《起诉书》后来找我,他为民主运动期间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表示要学习合法斗争。他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意志很坚决。
    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说是全校所有的复印机不准复印郭罗基的状子。大学生们说,不给复印,我们不能用手抄吗?有人告诉我,他至少看到三种手抄本,字迹还很工整。
    到美国以后,刘青告诉我,他们在北京约定:谁得到郭罗基的状子,各自复印10份,分发给自己的朋友,依此类推。总共复印了多少,已无法统计。怪不得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打来长途电话,说:“你的《起诉书》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要和你核对一下。”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应当在7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我的朋友们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有何动静?过了7日,毫无动静。朋友们说,情况不妙。我的估计则相反,我认为法院有麻烦,时间拖得越长对我越有利。
    种种内部消息,慢慢地传了出来。
    公安部门还是老眼光,认为我所散发的《起诉书》的内容是“反革命煽动”,要把我抓起来。中共江苏省委不批。省里的有些厅局长干部是我过去的部下和学生,他们施加了影响:“要说郭罗基是‘反革命’,砍了我的脑袋都不相信!”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又给南京大学党委打电话下指示来了。不久前,他在长春召开了一个“文科清理会议”,部署“清理”文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点了我的名。说“郭罗基一贯思想反动,敌视我们。”现在他说:“郭罗基又跳出来了”,他要求南京大学党委拿我当典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北京发号施令好说,南京大学党委具体执行不好办。我的《起诉书》产生的影响和大学生的情绪,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开批判会让不让郭罗基发言?他一发言下面鼓起掌来怎么办?于是请示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国家教委的意见,认为“公开批判只能扩大郭罗基的影响”,要求南京大学党委通过个别谈话解决问题。报告送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电复:“同意江苏省委的意见”。
    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们开会研究如何进行个别谈话。他们公推党委书记韩星臣出面,韩说:“不行,我说不过他。”又推校长曲钦岳,曲说:“他告的就是我……”最后推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党委常委董健找我谈话。董健在家学了三天法律,拟了一个谈话提纲,又经党委讨论通过,以示集体负责。然后,党委办公室的干部打电话给我:“郭罗基同志,党委通知你下午两点来开会……”
    我说:“我已经不是党员,党委有什么权力通知我去开会?”对方无话可说。
    又有一位女士来电话,很和气:“郭先生,我是校长办公室的,校领导请您下午来谈谈。”
    我问:“谈什么呀?”
    “我还不知道,我去问问。”她去问了又来:“说是谈您的告状问题。”
    我说:“告状问题应当到法院去谈。我是原告,校长是被告,有话在法官面前讲。”
    她说:“请您等一等。”大概她去转告了我的意思,又拿起电话:“校领导问,您来不来?”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法院通知我,马上就去;到南大谈告状问题不是地方。”
    党委以“郭罗基不愿谈”向上交差。董健的朋友告诉我,他很高兴,如释重负。
    2月21日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是英国BBC驻北京记者麦杰斯。我得到您的两份《起诉书》,我们要广播,您同意吗?”
    我说:“既然你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起诉书》,也就不必得到我的同意。”
    他心领神会,笑出声来:“您回答得很巧妙。”
    下午,又有人来电话:“我是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史进德。我的中国朋友给了我两份您的《起诉书》,我想写一篇报道,您是否同意?”
    我说:“新闻自由嘛!报道不报道,怎样报道,是你的事情。”
    他连连说:“我懂了,我懂了。”
    这两个英国人汉语讲得很好。他们对于我在《起诉书》中提到的事实问得很仔细。
    同一天晚上12点,英国BBC节目主持人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提了五、六个问题,最后一个是:“在目前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您认为告状有用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阐述了开展人民护法运动和人民立法运动的主张。
    第二天早上8点多,有客来访。一看名片,是新华社驻江苏记者高峰。他说,刚听到BBC的广播。“你告党委,这确实是新闻,所以我也来采访一下。”
    我说:“这样的新闻你能公开报道吗?”
    他笑呵呵地说:“可以写‘内参’嘛!”
    我说:“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上你们新华社的‘内参’,‘参’进中南海,邓小平就点我的名。”
    他补充道:“你来南京以后还‘参’过几次。”
    我问:“你来采访不会是个人的行动吧?”
    “当然,领导上打过招呼。”
    我想,是“领导上”派他来摸我的底的,因为这时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找我谈话。他问了许多问题,作了详细记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法院不予受理,你怎么办?”他们最怕煽动学生闹事。
    我说:“我坚持按法律程序上诉、申诉,但究竟怎么办,还要到时候再看。”我让他们既放心又不放心。
    又过了一天,美国之音(VOA)节目主持人东方,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2月24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专题节目。先是放我的谈话录音。接着有两位对起诉事件发表评论,一位是《中国之春》的主笔胡平,一位是未透露姓名的、南京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女学生。这位女学生嬉笑怒骂,言语生动:“我觉得中国领导人真蠢。他们把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关在国内,不让出国,自以为得意。其实是不得安宁。”这一点,大概提醒了中国领导人,后来变得聪明了。他们陆续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出国。但放出国就不让回国,以为从此祸水断流,又过于自作聪明了。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更有意思。
    东方:“作为被告的南京大学党委和国家教委是什么态度呢?”电话打到南京大学党委:“你们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党委,知道吗?”
    “知道。”
    “你们党委是什么态度?”
    “我们……我们没有态度,听法院的。”虽然显得很笨拙,还不算太离谱。
    电话打到国家教委党委,说是请政工司答复;又打到政工司:“南京大学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你们国家教委是什么态度?”
    “这个……,这事你问外交部,由外交部统一口径。”大学生宿舍里每天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听美国之音,听到这里,不禁哄堂大笑。评语是:官越大越蠢。
    东方:“好,我们将打电话给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请他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
    后来东方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果真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了,发言人说:“这不是外交问题,我们不能代替国家教委来回答。”
    到美国后有人告诉我,东方的这个节目得了奖。
    BBC和VOA广播以后,我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表示声援,还有从陕西汉中的深山和贵州边远地区写来的。《起诉书》的流传,大概主要是在城市。电磁波比文字传得更快、更广。关心我的朋友们兴奋地说:“这下子你的安全没有问题了!”我说:“中国公民的安全要靠外国的舆论来保障,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3月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三个人,二男一女,向我送达出庭通知,让我签字,颇为郑重其事。但态度友善,其中一位环顾四周,还找一点题外的话说说:“郭教授,你这是文人之家,很高雅。”
    下午两点,我准时到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已在等候:一位审判长,两位审判员,一位书记员。先是例行公事,核对姓名、年龄、地址等等。审判长开讲,解释一下为什么审理的时间拖得那么长,说是因为法院搬家。对我的起诉,结论是“不予受理”,理由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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