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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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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我的两份《起诉书》早在1991年12月就已用电脑写好,预定发出的日期是1992年1月25日。为什么?因为这是学期的最后一天。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利的一个说法叫做“缓聘”。如果起诉早了,他们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马上就聘;到了学期的最后一天,这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有充分的时间将写好的《起诉书》多方征求意见。在南京,我的朋友和家人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做法,都说“太危险”,“弄不好扣一个‘反革命煽动’的帽子,把你抓起来”。连学法律的人也不赞成。我惊诧他们缺乏法的精神,他们之中有人说:“不是我没有法的精神,而是中国的法律没有法的精神。”有几位很动感情地劝我、求我,说是一定不能发出去。“你不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家里的人呀!”我非常非常地为难。这种经历从前已经有过。“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的时候,我拒不表态,成了“大辩论”的对象。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还不行吗?”“革命群众”大吼大叫:“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我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没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完全是亲身体验。白天,“革命群众”找我开会“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轮番劝说:“你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难熬;善意的劝说比恶意的批判压力更大。现在,我又一次违拗亲朋好友的苦口婆心,一意孤行。但后来我上了法院,他们就转为积极支持了。这是善意和恶意的区别。
    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不同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准备在将《起诉书》送法院之前先带到北京、带到香港、带到美国,以防在无声无息中被扼杀。
    恰好闽琦来南京看我。他和陈子明、王军涛一起,原在民办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六四”以后,研究所被解散、几百万元资产被没收。他逃亡到内蒙,以采药为生。躲了两年多,回到北京,不再抓他了。没有工作、没有户口,倒也自在,所以有时间到外地跑跑。他看了我的《起诉书》,大为赞赏。我就托他带到北京,大量复印,广为散发。他还说,他也要进行合法斗争,告派出所无理吊销户口。
    我又通过多种途径、几经曲折把《起诉书》带到香港和美国。

   1.起诉
    1月25日,我将两份《起诉书》用挂号寄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不能送上门去,如果他们当面拒收,下面就没有戏可唱了。同时将副本寄给江泽民和邓小平,并各附一信。在南京,我公开散发了几十份。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家就热闹了。我的《起诉书》上有地址和电话。常有不速之客,不为别的,远道而来向我表示敬意。电话也很多。用电话表示者,往往不愿讲姓名,我从来不问。
    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高兴,见了我就问:“什么时候开庭?”还有人说:“我们有几千人要去旁听,把它新盖的礼堂挤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刚搬进新盖的大楼,就在南京大学对门,要是去旁听,只需跨过马路,十分方便。我对他们说:“旁听可以,千万别‘闹事’;你们‘闹事’,对我就是帮倒忙。”他们相对一笑。
    原南京大学的学生、吃了两年官司的陈学东看到《起诉书》后来找我,他为民主运动期间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表示要学习合法斗争。他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意志很坚决。
    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说是全校所有的复印机不准复印郭罗基的状子。大学生们说,不给复印,我们不能用手抄吗?有人告诉我,他至少看到三种手抄本,字迹还很工整。
    到美国以后,刘青告诉我,他们在北京约定:谁得到郭罗基的状子,各自复印10份,分发给自己的朋友,依此类推。总共复印了多少,已无法统计。怪不得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打来长途电话,说:“你的《起诉书》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要和你核对一下。”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应当在7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我的朋友们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有何动静?过了7日,毫无动静。朋友们说,情况不妙。我的估计则相反,我认为法院有麻烦,时间拖得越长对我越有利。
    种种内部消息,慢慢地传了出来。
    公安部门还是老眼光,认为我所散发的《起诉书》的内容是“反革命煽动”,要把我抓起来。中共江苏省委不批。省里的有些厅局长干部是我过去的部下和学生,他们施加了影响:“要说郭罗基是‘反革命’,砍了我的脑袋都不相信!”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又给南京大学党委打电话下指示来了。不久前,他在长春召开了一个“文科清理会议”,部署“清理”文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点了我的名。说“郭罗基一贯思想反动,敌视我们。”现在他说:“郭罗基又跳出来了”,他要求南京大学党委拿我当典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北京发号施令好说,南京大学党委具体执行不好办。我的《起诉书》产生的影响和大学生的情绪,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开批判会让不让郭罗基发言?他一发言下面鼓起掌来怎么办?于是请示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国家教委的意见,认为“公开批判只能扩大郭罗基的影响”,要求南京大学党委通过个别谈话解决问题。报告送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电复:“同意江苏省委的意见”。
    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们开会研究如何进行个别谈话。他们公推党委书记韩星臣出面,韩说:“不行,我说不过他。”又推校长曲钦岳,曲说:“他告的就是我……”最后推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党委常委董健找我谈话。董健在家学了三天法律,拟了一个谈话提纲,又经党委讨论通过,以示集体负责。然后,党委办公室的干部打电话给我:“郭罗基同志,党委通知你下午两点来开会……”
    我说:“我已经不是党员,党委有什么权力通知我去开会?”对方无话可说。
    又有一位女士来电话,很和气:“郭先生,我是校长办公室的,校领导请您下午来谈谈。”
    我问:“谈什么呀?”
    “我还不知道,我去问问。”她去问了又来:“说是谈您的告状问题。”
    我说:“告状问题应当到法院去谈。我是原告,校长是被告,有话在法官面前讲。”
    她说:“请您等一等。”大概她去转告了我的意思,又拿起电话:“校领导问,您来不来?”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法院通知我,马上就去;到南大谈告状问题不是地方。”
    党委以“郭罗基不愿谈”向上交差。董健的朋友告诉我,他很高兴,如释重负。
    2月21日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是英国BBC驻北京记者麦杰斯。我得到您的两份《起诉书》,我们要广播,您同意吗?”
    我说:“既然你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起诉书》,也就不必得到我的同意。”
    他心领神会,笑出声来:“您回答得很巧妙。”
    下午,又有人来电话:“我是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史进德。我的中国朋友给了我两份您的《起诉书》,我想写一篇报道,您是否同意?”
    我说:“新闻自由嘛!报道不报道,怎样报道,是你的事情。”
    他连连说:“我懂了,我懂了。”
    这两个英国人汉语讲得很好。他们对于我在《起诉书》中提到的事实问得很仔细。
    同一天晚上12点,英国BBC节目主持人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提了五、六个问题,最后一个是:“在目前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您认为告状有用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阐述了开展人民护法运动和人民立法运动的主张。
    第二天早上8点多,有客来访。一看名片,是新华社驻江苏记者高峰。他说,刚听到BBC的广播。“你告党委,这确实是新闻,所以我也来采访一下。”
    我说:“这样的新闻你能公开报道吗?”
    他笑呵呵地说:“可以写‘内参’嘛!”
    我说:“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上你们新华社的‘内参’,‘参’进中南海,邓小平就点我的名。”
    他补充道:“你来南京以后还‘参’过几次。”
    我问:“你来采访不会是个人的行动吧?”
    “当然,领导上打过招呼。”
    我想,是“领导上”派他来摸我的底的,因为这时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找我谈话。他问了许多问题,作了详细记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法院不予受理,你怎么办?”他们最怕煽动学生闹事。
    我说:“我坚持按法律程序上诉、申诉,但究竟怎么办,还要到时候再看。”我让他们既放心又不放心。
    又过了一天,美国之音(VOA)节目主持人东方,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2月24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专题节目。先是放我的谈话录音。接着有两位对起诉事件发表评论,一位是《中国之春》的主笔胡平,一位是未透露姓名的、南京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女学生。这位女学生嬉笑怒骂,言语生动:“我觉得中国领导人真蠢。他们把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关在国内,不让出国,自以为得意。其实是不得安宁。”这一点,大概提醒了中国领导人,后来变得聪明了。他们陆续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出国。但放出国就不让回国,以为从此祸水断流,又过于自作聪明了。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更有意思。
    东方:“作为被告的南京大学党委和国家教委是什么态度呢?”电话打到南京大学党委:“你们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党委,知道吗?”
    “知道。”
    “你们党委是什么态度?”
    “我们……我们没有态度,听法院的。”虽然显得很笨拙,还不算太离谱。
    电话打到国家教委党委,说是请政工司答复;又打到政工司:“南京大学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你们国家教委是什么态度?”
    “这个……,这事你问外交部,由外交部统一口径。”大学生宿舍里每天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听美国之音,听到这里,不禁哄堂大笑。评语是:官越大越蠢。
    东方:“好,我们将打电话给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请他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
    后来东方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果真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了,发言人说:“这不是外交问题,我们不能代替国家教委来回答。”
    到美国后有人告诉我,东方的这个节目得了奖。
    BBC和VOA广播以后,我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表示声援,还有从陕西汉中的深山和贵州边远地区写来的。《起诉书》的流传,大概主要是在城市。电磁波比文字传得更快、更广。关心我的朋友们兴奋地说:“这下子你的安全没有问题了!”我说:“中国公民的安全要靠外国的舆论来保障,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3月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三个人,二男一女,向我送达出庭通知,让我签字,颇为郑重其事。但态度友善,其中一位环顾四周,还找一点题外的话说说:“郭教授,你这是文人之家,很高雅。”
    下午两点,我准时到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已在等候:一位审判长,两位审判员,一位书记员。先是例行公事,核对姓名、年龄、地址等等。审判长开讲,解释一下为什么审理的时间拖得那么长,说是因为法院搬家。对我的起诉,结论是“不予受理”,理由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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