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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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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的枪声警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参加民主运动的人们陷入愤怒、不安、痛苦……。
    我的研究生、南京市“高自联”(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朱利全对我说:北京传来信息,要全国各地开展“空校运动”,大家离校,抗议镇压。我说,这个方针是作鸟兽散,错了。下一步必然会出现大逮捕、大审判,只有团结战斗才能反对镇压。我提出一个相反的方针:“立即返校,恢复上课,坚持民主,反对抓人。”他说,现在乱哄哄的,说走就走了,很难说服大家。
    我并不希望发生学潮。1988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1988年5月,我去北京,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运动70周年作准备。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1989年的“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中断。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这种思想经历已经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初,我一直消极观望;思考了几个月,决心积极投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对于历史事件的发言权。我对历史的态度,首先是参与,决不旁观;参与之後,再作选择。
    我一再对朱利全讲,要坚持合法、和平、理性的方针。我建议,是否可以开一些讨论会,讨论讨论:究竟什么是民主?怎样争取民主?他说:“不行,大家根本冷静不下来,整天都在等待行动。”所谓“行动”,就是“飞行集会”,高呼口号,上街游行。有一次,朱利全说,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堵住交通要道,叫城市陷于瘫痪。怎么办?我说,这件事不能干。“高自联”开会,进行激烈的辩论。朱利全好不容易说服大家,通过了一个否定堵截交通的决议。“高自联”常委之一陈学东,认为“高自联”的决议“右倾”。第二天,他擅自行动,带了200多人把长江大桥等处一堵,果然南京瘫痪了。此举引起市民的不满。
    堵住交通要道太平门的学生受到责问:“你们学生有爹妈养着你们,我们工人不上班谁养我们?”家长送子女上学也不许通行。家长责问:“你们大学生不上课,还不许小学生上课吗?”政策不得不改变,说小学生可以过去,家长不许过去。家长说“我的孩子的安全你们能负责吗?”

    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也表示反对,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还因为向南京大学运送粮食的卡车被他们堵在江北,食堂将开不了饭了。
    中共江苏省委倒并没有激化矛盾。省委书记韩培新亲临长江大桥,对学生进行劝说,恢复了交通。
    我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往往被说成“后台”。民主运动遭镇压以后,我想走上“前台”。我预感学生领袖们将有大难临头。我自己也有赎罪的意识。北京戒严以后,学生们常问我:军队会不会开枪?我说:不会,至多象1976年那样,挥舞棍棒,两个士兵架一个学生,“请”出天安门广场。真的开了枪,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所在的这个党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我也参与了对人民的欺骗!我一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来对付镇压人民的共产党。
    我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远的紫金山下,走动不便。我对学生领袖们说:“我搬到南园(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去住,和你们在一起。”他们都不赞成。有的说:“郭老师,你年纪大了,……”有的说:“到了这时候,你出来也不行了。”他们不给我找房子,我无可奈何。
    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我想操纵都无法操纵。
    朱利全又来,向我告别。他也要走了,说是出去躲一躲。第二天,他还没有走出南京,就被公安局抓走了。
    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抓人狂潮。除了明令“通缉”者外,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从未公布,无法统计。还有,一批人被公安局传讯,一批人被本单位领导勒令交待问题。便衣警察,出入校园;政工干部,盛气凌人。高等学府到处是一片恐怖。
    一批有通道的民运人士已亡命海外。抓的抓了,走的走了,没抓不走的人如何继续举起民主的旗帜?
    有人主张民主运动转入地下。一些热血青年,怀有献身精神,成立了地下组织。他们请我作“指导”。我说:“我赞成你们的目标,不赞成你们的做法。”我主张公开地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进行合法斗争。青年人往往激情胜过理智,有时是不计后果的。“六四”以后,官方一再宣布破获了多少多少“反革命组织”。南京大学也有两个组织被破获,又抓了一批人。我为民主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而感到痛心。一天早上,又有一位青年来向我告别。他说,他要出去流亡了。他的几个伙伴已经被抓走。昨夜警察到他家里抓人,他不在。邻居通风报信,叫他赶快逃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不知道,反正是向南。最后,他感慨道:“什么事都干不成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流亡生活。我现在才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希望您和别人多讲讲。”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匆匆离去的背影。年轻的朋友,你在哪里?我祝福你平安!
    这位青年的留言打动了我的心。我真该多讲讲合法斗争,从那天以后,翻来复去讲的有三条:
    第一,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制约非法、反对非法,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要起来护法。
    第二,转入地下,不活动毫无意义,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有时,什么事情都没有来得及做,自己就丧失了力量;只有当他们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它曾经存在。进行地下活动,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
    第三,即使斗争有效,结果如何?非法斗争、地下活动,对于夺取权力是有用的,但它不能改变制度。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在地下活动、武装斗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讲民主。只有法制才能出人权、讲民主。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通向法制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
    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海外民运、地下民运、合法民运。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合法斗争需要造成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但如果事先纠合人群,弄不好又会被打成“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组织”。只有人自为战,逐步推动,汇成大海。我不能只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我设计了三部曲:
    一,党内斗争;
    二,行政控告;
    三,法律诉讼。
    一
    政府杀了人还要对受害者的尸体泼上脏水,诬之曰“反革命暴徒”,然后强迫人民表示拥护。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善于开展表态运动来获得人民的支持。表态运动往往是说谎运动。邓小平应是记忆犹新的。1976年,毛泽东和“四人帮”发动的“批邓”运动,按表态据说全国人民是“万众一心”的,其实都是谎言。毛泽东一死,打倒“四人帮”那才是万众一心。“六四”以后,对“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一片拥护声,也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人们用谎言来迎合政府,保护自己。根据已有的政治经验,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在说谎;但现在轮到他需要利用谎言来虚张声势、进行自我欺骗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说谎运动,玷污了知识,辱没了人格。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政府不民主的人,枪声一响,又对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拥护了。人民的沉默、容忍、以至“拥护”,是不民主的政府得以存在的条件。还有一种哲理作为支持,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坏就坏在“好汉”太多。当权者深谙此种心理,只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一大批怕“吃眼前亏”的乖巧的猴子们就缩着脖子当起“好汉”来了。每当紧要关头,也总有人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劝我。我只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制造“六四”流血事件的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就在于多数人不敢讲真话。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起初也大讲“民主和法制”,人民寄予莫大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和步枪。看来,首先必须在人民方面作出突破,真正的变革必须由人民来推动。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要从人民讲真话开始;讲真话就从每个人自己开始。
    我因讲真话吃过许多苦头,至今不悔。“六四”以后,讲真话更为困难。仅仅表示一下个人的英勇气概还不算难,难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真话去引发大家讲真话。
    邓小平1989年6月9日所作的《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成了权威性的文件。以学习和讨论这个讲话为题,从党内到党外,开展表态运动。那时,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共产党员,还是要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我所在的支部共有16名党员,都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几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和“马列主义老爷爷”,在民主运动期间蜷缩起来,现在又趾高气扬、咄咄逼人了。多数人都是同情、支持学潮的,参加过游行,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形势一变,又随风转舵,还有一套说词,大致是:开始学生是爱国的,后来被坏人利用了,我上当受骗了;幸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坚决措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这是一种学问——共产党在几十年中教会人们的“表态学”。无论多么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事物,都可以看上面的脸色找到理由表示拥护。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长,按规定必须汇报自胡耀邦逝世之日起的全部活动,还要论证自己的思想转变如何合乎情理。开半天会,只能完成两三个人的表态。我对所有人的发言都听得很仔细,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也在琢磨斗争的策略,既要反对镇压又要保护自己。以往我常常拿《中国共产党章程》作护身符,虽然效益不大,还是要用它。这次我还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邓小平,利用他的一句话反对他的十句话。别人都表态了,第三天,最后轮到我发言。我抓住邓小平说的“这次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析事件的必然性。必然性的根据是人民的不满。但是邓小平对政治风波的处理,采取开枪、抓人的措施,就是不承认事件的必然性。当时大讲党的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说“六四”事件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两个基本点”:一是用个人解释历史,说什么“动乱和暴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策划的、操纵的、组织的”,一是用思想解释历史,说什么政治风波的根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叫历史唯心主义。我随身带着党章,拿出来念了一段,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保留意见。我发言的时候,会场上气氛很紧张,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暗示作会议记录的人好好记,大概是为了向上汇报。我说:“请你们如实汇报。如果记得不全,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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