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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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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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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把党内斗争引向党外?我想抓住“收容审查”的问题做文章。
    “六四”以后抓人,总是说“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什么法?“收容审查”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国务院、公安部有过关于“收容审查”的规定,但它是违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作为行政措施的“收容审查”,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方面,与逮捕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牾,因而是非法的。在执行中,又不按规定办。本来,“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后来主要用来对付“政治犯”。“收容审查”的时限是一个月,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而“六四”以后被“收容审查”的人已超过五六个“三个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是违法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拘留逮捕条例》等有关法律。
    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抓走以后,一直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收容审查”。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递了一封《抗议书》,抗议南京市公安局在“收容审查”问题上的非法、违法行为。南京市公安局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秩序。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也是公安局破坏教学秩序的被侵害者,所以有权提出控告。我还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首先提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我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将手持法律,走向法庭,伸张正义。”
    这封信写于1991年1月21日,那时我因病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在病床上写成的。按常规,南京市人民政府一定置之不理。我的计划是一个月之后以南京市公安局为被告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肯定不会受理,我再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申诉。另一方面,“收容审查”的问题并非南京所独有,可以从南京市公安局追到公安部、国务院。不料,我出院后不久,春节以前,2月11日朱利全等人被放了出来。不见得是我的《抗议书》起了作用。但下一步法律诉讼的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得另找题目做文章了。
    朱利全等人释放时叫做“审查结束”。另一名物理系学生陈学东,就是那位带领学生堵住长江大桥的“高自联”常委,被判了两年徒刑;按“关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计算,没过多久,也放出来了。既然“收容审查”的“关押”可以折抵刑期,怎么能说它是“行政措施”?可以折抵刑期的长期关押,未经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怎么能说它不是非法、违法?

    朱利全出来后告诉我,在他关押期间,重点“审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我的关系。真是软硬兼施,用尽心机。第一次提审就要他“交待和导师的关系”。
    朱利全说:“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教我学问。”
    有一次,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找他“谈心”。朱利全是被关在南京市看守所,由上级的处长出马,可见案情重大。处长说:“你的导师有思想,文章写得好,我都看过,就是有些话说得太早了一点。你怎么看?”想套他的话。
    朱利全说:“郭老师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北京写的,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看过。郭老师到南京以后就不能发表文章了。”
    后来,公安人员发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地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了,就看你交待不交待?”然后拿出一张单子,上面一行一行地写着几月几日几点到几点。说:“你一次又一次到导师家干什么去了?讲吧!”
    朱利全看了一眼,他不记得那些日期了,不说话。公安人员提醒他:“5月14日南京市‘高自联’成立,你5月13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5月18日南京市大游行,你5月17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5月19日鼓楼广场开始绝食,你5月18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都是关键时刻,你干什么去了?呃?”
    朱利全又看了一眼,仔细一想,准确无误。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还问我干什么!”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
    高尔泰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第一稿和他的《异化现象近观》,还有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主编林韦被邓力群指责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而遭撤职。我和高尔泰神交已久,但直到我在南京时他1983年来访才相识,彼此一见如故。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对我颇多激励,赠钟馗图一幅。他所画的钟馗与众不同,是一个戴眼镜的现代钟馗,作仰天长叹状,题诗曰:“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后来,他又重画一幅,题诗只有一句:“一个钟馗奈若何”。他说,这样更含蓄。此幅钟馗奈何图,我十分喜爱,常悬室中。往还多年,他就想到南京大学来教书。经不少周折,1989年居然办成。9月1日,他正从南京的新居出来,上去两个人,是四川省公安厅的,要同他“谈谈”。一谈不复返,被押回了成都。
    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高尔泰作为“反革命宣传煽动嫌疑”,被“收容审查”了。这是因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四川比江苏搞得更凶。北京民主运动高潮期间,各路诸侯中给中央打电报施加压力的有海南的省长梁湘和四川的省委书记杨汝岱。后来,梁湘被找了个岔子撤职查办。杨汝岱一看风头不对,早就“转弯子”了。为了将功补过,他特别卖力。除了北京,外地开枪的只有他的治下成都。高尔泰告诉我,6月5日,他亲眼看到武装警察挥舞狼牙棒在成都大街上见人就打。有一个男子怀抱婴儿,狼牙棒打下来,他一闪,正中孩子的头上,一刹那脑浆迸流。这位愤怒的父亲,大喊一声,把死孩子扔向了警察。我久久不能从心头抹去这一幕惨状。事后,杨汝岱抓人也很起劲,还抓到南京来了。高尔泰被关4个月后释放,得了8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在狱中与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凶狠的牢头狱霸要教训教训他,反被他打翻在地。他学过武术,当“右派”的时候又在大西北经受了生死考验,所以有本事把刑事犯镇住。出狱以后,他对我说:“当时我就为你担心,你要是被抓进去,受不了……”从北京到南京,我有几次“抓进去”危险,结果都化险为夷。有人解嘲:“你命中没有牢狱之灾。”
    我的《抗议书》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后,没有答复;南京大学党委却作出了反应。1月28日,党总支书记郭广银通知我,党委决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取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中国不象美国。美国的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非法移民向税务局交了税,税务局不得把他的非法移民身分告诉移民局。在中国,“官家”都是相通的,可以转材料,最后都转到本人所在单位的党委进行处置。
    对知识分子的处置常常是取消职称或不得提升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重功名,从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变为如今的助教、讲师、教授的职称系列,孜孜以求。《儒林外史》中那些可笑的周进、范进们,换上了20世纪的新装,还在继续演出传统的悲剧。共产党利用知识分子的功名心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因而提升职称成了政治控制的手段。我对这一套早已看透。1989年3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我的博士导师资格。不久,政治风波兴起。有人给我打招呼:“你千万不能动,否则博士导师的头衔就丢了。”我说:“我宁可不要博士导师的头衔,我要做一个象样的人!”“教师团”的负责人段小光、王建华起草了一份大字报准备征集教师的签名。他们让我过目。我只改了几个字,正要签名,段小光阻止,说“我们只要你把把关,不要你签名。”我问为什么?他也是说:“你好不容易通过为博士导师,一签名就完了。”第二天,大字报贴在校园里,我特地跑去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当场,还有几个教师也跟着签名。“六四”以后,博士导师的头衔果然丢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同情惋惜。现在又取消了教授资格,老子不在乎,其奈我何!但是,我也不放弃这一机会进行合法斗争。我给中共江苏省委送上一份《控告书》,控告南京大学党委取消我的教授资格是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因而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南京大学党委作出的决定,曾装模作样地在校、系评审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都有党外人士。我提出质问:我的“三点看法”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是谁把它向党外人士泄露的?我要求追究,以违犯党纪论处。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只是表现一下有理不饶人。
    我对南京大学党委的控告,省委置之不理,反而来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先是党委书记韩星臣在一个叫“斗鸡闸”(从前是何应钦女儿的公馆)的地方背着我开了几次预备会,“统一思想”。3月14、15日,讨论了两个下午,虽然最后以“不予登记”的方式取消了我的党籍,但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大大地伸张了正气。
    按规定,我必须首先作思想小结、进行自我批评。我全不按规定,还是讲我的“三点看法”:“党员重新登记”是反党;“六四”事件是反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我的发言具有强烈的挑战性,比起1957年的向党进攻“猖狂”多了。这些讲哲学、教理论的同行们竟没有人站出来回应。所谓的“评议”,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想反驳都抓不住论点。说来说去只有两条:一,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二,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结论是不能当党员。这两条,我早已直认不讳。正因为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我才提出保留意见;由于提了保留意见而不能当党员,这是侵犯党员权利、破坏党章。现在不作自我批评也是事实,但不是“从来”。1957年以后,共产党的左倾思潮横流,能顶住压力不作自我批评是一大优点,而我还做得不够。
    第二天下午,支持我的人纷纷发言。“六四”以后,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分成两派,大体以年龄划线,人们戏称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持官方的态度,又掌握了系的领导权,处处打击“青年黑格尔派”。也有交叉:按年龄来说我是老年,但政治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有一对夫妇很年轻,政治上却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会议的高潮是,支持我的“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张之沧,与那位“老年黑格尔派”中的年轻人,拍桌子大吵了一通,火药味很浓。时代确实不同了。1957年,刘宾雁受批判时,一位支持他的朋友戚学义,欲辩不能,当场跳楼自杀,以死表示抗议。1982年,我在北京大学受批判时,支持我的朋友也只是暗中出主意,会上表示沉默。现在是明目张胆了,公开支持我就是甘愿冒犯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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