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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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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没有宪法无从实行宪政;但有了宪法不一定能实行宪政,要看宪法有无权威。这就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提供实行宪政的有权威的宪法?什么样的宪法才能对社会具有实行宪政的权威?研究的目的是在中国树立宪法的权威,实行宪政。
    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一些先进国家在实现生产工业化的同时走向政治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宪法。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和契约关系已经确立,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自治,但时时受到君主专制的威胁,于是发生了立宪运动。当事实上出现了民主政治或至少具备出现民主政治的可能之时,才需要宪法;有了宪法,又进一步促进和巩固民主政治。宪法不能产生民主,但它能保障和发展民主。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宪法确认的民主就是宪政。宪政的实施不是从纸上设计、构思宪法开始,相反,宪法的产生必须以现实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为前提。
    宪政国家的宪法,多数是成文宪法,也有不成文宪法(例如英国),总之必须有宪法,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但不是所有的宪法都能实行宪政。当代世界上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有宪法。据亨廷顿的估计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民主化的道路。⑴ 另有一种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二十一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三十个左右国家维系着不太稳定的民主制度。⑵ 说法与亨廷顿差不多。相当多的国家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研究宪法和宪政的关系特别是有了宪法如何过渡到宪政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学中的重大课题。
    先进国家从政治民主化到立宪,从立宪到实行宪政,是自然历史过程。后来的国家往往只是接受结果,没有创造前提。在缺乏民主的条件下,竞相仿效立宪,从外部引进了宪法并寄希望于一部宪法带来一国宪政,都是不成功的。宪法是有了,没有发生作用的土壤。国民党在大陆颁布的一九四六年宪法并没有能够改变一党专权,未几又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四十多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事实上走向民主,才又回归宪法。

    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是宪法存在的现实基础。立足于民主社会的宪法才有实行宪政的效力。
    民主的三个层次
    民主表现在三个层次:提出原则,建立制度,形成程序。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协调彼此的意志和利益。少数强制多数是不合理的,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才是合理的。民主的原则是多数决定,在政治上的运用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原则总是最一般、最抽象的,原则的实现还要加上诸多的条件。牛顿力学提出“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实际上没有一件事情直接符合这一原则。民主政治也是这样,原则上是多数决定,实际上组成政府的总是少数人,多数人必须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但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了按民主的原则处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持有者的关系,又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代议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弹劾制度等等。制度执行的结果,可以很不相同。为了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转,还要形成适当的操作程序。美国的民主不是体现在什么人当总统,而是体现在按什么原则、制度、程序产生总统。
    中国大陆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当然也是因为立宪的过程缺乏相应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在批评国民党的时候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⑶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还是在“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的条件下忙于立宪,宪法颁布了四部之多,依然没有宪政。之所以说“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表现在原则、制度、程序脱节。程序和制度脱节:制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行使权力的程序、国家决策的程序、领导人更迭的程序等,体现不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度和原则脱节:原则是“高度民主”,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不出民主。一九七五年宪法竟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根本不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自主,谈何民主?黎安友教授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试验,不同时期建立的一些民主制度都失败了。原因何在?这些制度不是按民主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外国搬来的,在中国的土地上还往往流行着与民主的原则相反的原则。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每一个政治运动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给自己披上一件用民主的神话织成的外衣。但在这些运动的驾驭者的内心深处却把民主理解为‘国家与平民百姓这两者奇妙地合为一体’;实际上这是把民主等同于专制主义。”⑷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怎么会“把民主等同于专制主义”?民主怎么会变成相反的东西?在中国还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做起,首先在原则上弄清究竟什么是民主,然后理顺原则、制度、程序的关系,才能造成民主政治的事实,从而求得宪法的实施。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主”是“民之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书·多方》(约成书于公元前1020年),其一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具体所指就是成汤。暴君夏桀不配作“民主”,推翻了夏桀统治的成汤才是“民主”。在后来的春秋时代,词意更为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近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民之主”而是“民为主”。“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民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民之主”是“主宰人民”,“民为主”是“人民主宰”。近代的民主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也有接受近代民主的思想基础,但在“民主”的概念之外,那就是“民为重,君为轻”、“仁政”、“爱民”、“载舟覆舟”等等。汉语中“民主”一词,可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蕴含两种根本对立的内涵。因此,虽然运用相同的“民主”的词汇,很容易用为民作主的“民主”来偷换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中国人追求人民自己作主的近代民主一百多年,竟出现了返祖现象,“民为主”又变成“民之主”。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就是“民之主”吗?
    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政治主张,最早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政府。为争民主而倡革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后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进行启蒙运动的战斗旗帜。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后来当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民主和科学”的旗手在共产党内却成了“老头子”,实行的是家长制。
    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军阀独裁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又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后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权。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所进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还加上一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既往,以示彻底。毛泽东说过:“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⑸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在延安谈到历史上朝代兴亡的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⑹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并没有走上这条新路,还是走了一条老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结果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一党专权。毛泽东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秦始皇和马克思怎么能相加?不过是披上了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毛泽东走的还是一条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老路,反对秦始皇的陈胜、吴广取得政权以后自己又转变为秦始皇。
    一百多年的中国民主奋斗史,有两条重要的教训:
    第一,反对不民主,不等于民主。推翻了专制独裁,还可以出现新的专制独裁。
    第二,谈论民主,不一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导致不民主、反民主的实践。
    这两条教训,还值得当今新一轮的反对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反思、深思、三思。
    在民主的旗号下实行不民主以至反民主,具有极大的迷惑力。但这不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如果仅仅以“虚伪”、“欺骗”等等来进行谴责,是极其肤浅的。在反对国民党时,共产党的民主理念不可谓不真诚。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冲破封锁线,奔向解放区,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苦,所为者何?无非是为共产党鼓吹的民主所吸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吃够了苦头的邓小平总结教训时,也不可谓不真诚。一九七八年,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⑺可谓语重心长矣!人民对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寄予莫大的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加步枪。邓小平还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⑻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吗?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高度的民主吗?人们有理由向邓小平提出:为了防止象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为了避免象毛泽东那样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请你们先实行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虚伪的民主、低度的民主。邓小平的这些话把斯大林、毛泽东和他自己的关系也说得很清楚。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认识到了,但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的问题严重得多。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认识到了,但他制造的“六四”流血事件又比毛泽东导演的天安门事件严重得多。他们的所作所为还自以为是民主的。这就要从政治学上进行分析,民主的原则怎样发生变异,引出现反民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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