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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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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不能说不起作用,但是否具有权威的作用?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宪法和法律“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却是一种权威的看法。
    权威在哪里?在“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权威在宪法之上。一党专权,有了宪法也不能实行宪政。
   一党专权的两种出路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看到一党专权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一党专权在猛烈的冲击下顷刻瓦解;另一种是象台湾的国民党那样,逐步开放报禁、党禁,放弃一党专权,走向宪政。
    苏联剧变以后,共产党连同它的一党专权都崩溃了,但社会也陷入了困境,用尽“振荡疗法”、“休克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中国如果步苏联之后尘,将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掌权的历史,总是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人民对共产党的批评监督,往往被说成觊觎权力。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惴惴不安,神经过敏,这是压制民主以至镇压人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六四”流血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说:“斗争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真理,现在并未过时。这一点,在这次动乱、暴乱中又一次得到证明。”⑴“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真理”用得不是地方。“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列宁说的,是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说的。取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有一种说法:“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⑵政权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一是取得政权以后正确地运用政权;而后者比前者困难得多。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列宁也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讲这话的时候,取得政权才四年多。谁知过了七十多年,苏联共产党还是不会运用政权而又丧失了政权。苏联共产党专注于垄断政权,没有象列宁提出的那样去研究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所以当它失去了垄断地位连自身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研究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而且,好象和列宁的意思正相反,在中国通常认为夺取政权非常困难、运用政权十分容易。如果继续沿着一党专权的路走下去,能否象苏联共产党那样走到七十多年,还很难说。
    正确地运用政权,必须树立宪法权威,实行宪政民主。
    树立宪法权威的前提是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中共领导人常说:“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说的也对。一党专权是历史决定的,但不是现实决定的。所谓“历史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可以决定垄断政权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权问题上只有一个方面,就是夺取政权、为我所有。为什么有了夺取政权的历史,不需要公民投票,不需要人民授权,天然决定只能由共产党掌权?为什么有了夺取政权的历史,不论共产党怎样腐败,还是决定了只能由它掌权?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是可以的,但应当允许反对党存在,接受反对党挑战;只能在平等的竞争中去争取,而不是固守自封的、天然的、绝对的“党的领导”。放弃一党专权也不一定就是共产党下台。政党政治的民主并不在于机械的“轮流坐庄”,而是在于平等竞争;经过平等竞争,即使出现稳定的一党获胜,也还是民主的。在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一党专权,事实上仍然一党独大。树立了宪法权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很可能出现象瑞典、日本曾经有过的多党竞争、一党独大的民主制。维护宪法权威的共产党执政和超乎宪法之上的共产党一党专权是不同的。共产党在多党竞争中取得“党的领导”,必须克服由专权而导致的腐败。首先是共产党自身得救了,与此同时国家生活也进入民主化的过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以后说:“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⑶这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内的明智人士的看法。如能“自觉地、主动地”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利国、利民、也利党,何乐而不为!
   走向宪政的道路选择
    目前,中国到达宪政有多大距离?相当遥远!存在的问题,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宪法与宪政精神不一致;第二个层次,现实又与宪法不一致。这就是说,宪法不能充分体现宪政精神;而不能充分体现宪政精神的宪法又没有在现实中兑现,得不到尊重。走向宪政民主,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首先修改宪法,或重新制定宪法,然后以一部完美的宪法为根据来实行宪政。这是从修宪到行宪的道路。另一条是,首先力求现有宪法的兑现,然后根据现实需要修改宪法,不断增加宪政精神。这是从行宪到修宪的道路。
    在宪法得不到尊重的地方,无论怎样修改,无论修改得怎样完美,还是得不到尊重。文字上完美的宪法,不可能改变不尊重宪法的现实;相反,只有能够兑现的宪法,加以修改才会有意义。从到达宪政的目标来说,重要的是解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必须创制一部能够规范宪政的宪法;但从到达目标的途径来说,必须从第二个层次做起,首先是以厉行宪法开始。所以,切实树立宪法的权威,只能走从行宪到修宪的道路。
    一般来说,树立宪法的权威,没有争议;具体来说,树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是否可行?
    如果抛弃现行宪法,必须进行一场革命。革命以后又重新面临如何向民主转型的问题。在缺乏宪法传统的地方,变革宪法并不能立即树立宪法权威。宪法的稳定性是它发挥作用、树立权威的必要条件。维护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为了确定一个造就宪法传统的现实的起点,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全盘肯定。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主张:“中国大陆的宪政改革,应从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发,而不是另外制定新宪。”⑷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的美国学者黎安友教授支持这样的主张:“尽可能地以现有的宪法为基础加以发展。”“我个人也认为应从真正实行现在的宪法开始,然后考虑到一些变化。变化要小一点,逐步来,不要一下子作很大的改变。”⑸香港的宪法学家研究所得也是如此:“在现阶段,比较重要的课题是切实实施宪法,把它落实。至于修改,则应当极端审慎,千万不可轻举。只要能把已经定下来不尽完善的宪法予以落实便善莫大焉。一旦宪法威信建立起来,以后再作必要的小修也较为容易。这样,中国的宪政也就可能有稳固的基础和长远光明的前程了。”⑹实际政治生活中,已在努力树立现行宪法的权威。乔石上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以后说:“要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⑺通常总是说“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按乔石的说法,全党全国就应当和宪法保持一致。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和反对党活动,也应当以宪法为武器,迫使当权者实行民主;同时,自己还要善于在宪法的范围内提出诉求。如果为了反对政治上的不合理而不顾宪法,以为只要诉求合理就可为所欲为,即使诉求一时实现也没有宪法的保障。进一步说,藐视宪法权威的反对派上台,同样不会实行法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能否作为走向宪政的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文字上明确地宣布了宪政主义的立场。序言中说:“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总纲第五条指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正面和反面的规定都有,问题是没有严格实行。
    常有人说:“现行宪法是为一党专政服务的,因此不值得尊重。”这是凭想象所作的断语。其实,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并无合宪的根据,恰恰是违宪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条虽缺乏可操作性,但它具有否定性的价值。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就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垄断权力、终身享用,属于“必须予以追究”之列。
    “宪法不是写上‘党的领导’了吗?”共产党领导人把宪法当作护身符。问题是什么叫做“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历史,又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自己宣称:“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的领导。”“在国家领导体制中,党不能代替政府的职能。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权力。”但事实则不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中心,党组织本身也变成了权力机构。政党可以夺取政权,但不能垄断政权;政党可以执政,但政党本身不是政权。宪法上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现实中被歪曲成中国共产党站在政权之上发号施令。除了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改变一党专权?只有运用现有宪法。首先消除现实和宪法的矛盾,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来意义;然后修改宪法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代之以政党政治的平等竞争。
    行宪和修宪靠谁?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主要的责任在政府;但要改造政府、塑造一个好政府,主要的责任又在人民。行宪和修宪都必须显示人民的力量,监督政府去做。中国的宪政主义者应当“眼睛盯着政府,双手推动人民”开展一场持久的宪政运动。宪政运动的内容是争取权利运动、政治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
   争取权利运动
    中国的宪法依样画葫芦写上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诸多的公民权利,但事实上享受不到。为什么?孙中山说宪法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宪法只能保障权利,不能产生权利。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争取到了权利,宪法才可加以保障;本来无权,从何保障?中国的立宪没有从争取权利开始,所以必须补课,行宪还是要从争取权利开始。
    中国人习惯于夺取权力,还没有学会争取权利。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中国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毛泽东两次发表声明,全国到处游行示威。但中国的支持是希望黑人“推翻美国政府”、“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一九六四年,美国黑人争得了与白人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肯定了下来。如果坐等“推翻美国政府”,也许美国黑人至今还是无权。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也要自己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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