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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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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演讲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演讲。我讲的题目是: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我的意图是探讨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共产党问题。
    我不赞成反共。反共不等于民主,希特勒就是反共起家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是美国民主的耻辱。原苏联地区解散共产党的做法也是不高明的。解散了一个共产党,又出了几十个共产党。恰恰便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摆脱改革派的制约,重新集合起来。我主张,民主运动应当把共产党推上守法的道路,或者说,应当促成共产党的和平演变,变得适应法制社会的要求。事实证明,把共产党打倒、打碎、打烂,并没有解决至少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应当反对共产党的专权,不应当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只有追求整体效应,支持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制服保守派,把共产党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党,才是上策。动不动就“打倒”,还是学了共产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国,必须作现实的考虑。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搞垮了共产党将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和长久的社会动荡。而共产党内有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存在着反对共产党专权和腐败的强大力量,中国完全可以走上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来妥善解决共产党问题。
    在中国,敢于向共产党提出异议的持不同政见者,大部分都出在共产党内,所谓的“民主党派”却比共产党员还要听话。
    共产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和人道精神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影响的人物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有些人是三十年代就参加共产党的,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是四十年代参加共产党的。我们这些人,虽然走过不同的生活道路,但都有共同的思想经历:因为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又深受共产党的不民主之苦。我们为建立一种新制度而努力奋斗,贡献出全部的力量;没有想到这种新制度建立以后,又反过来迫害我们自己。有多少知识分子沉默了,顺从了。我们没有放弃民主的理想,为了维护独立人格、进行独立思考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共产党领导人听不得不同的声音,越是压制,不同的声音越是强烈。我们终于从忠诚的共产党员变为党内的反对派;共产党容不得反对派,我们先后被清除出党,又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我们是被逼得一步一步走上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的,也可以说是共产党自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持不同政见者。
    拿我本人来说,四十年代入党以后一直受到信任和重用。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产生了一种内心的痛苦。当时我是一个党组织的负责人,上级要我把一些有才华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我是很不愿意的,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做一个正直的人发生了冲突。后来我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经常提出异议,在党内就不断受到打击迫害。我蹲过“牛棚”,下放劳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四人帮”垮台,我欢欣鼓舞。我希望共产党能告别过去,在人民的批评监督下改正自己的错误。我积极参加真理标准的讨论,投入思想解放运动。我的基本立场还是“补天”。事实证明,我对共产党的弊病估计不足。共产党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不愿意改正那些根本性的错误。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就触及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的错误。历来,政治问题总是共产党的“一言堂”作主,人民只能表示拥护,无权过问。实际上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但这只能做不能说。我揭穿了一个秘密。邓小平大为恼火,下令将我赶出北大、赶出北京。一九八二年,我到了南京。我的许多正当权利被剥夺: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出版著作,不许当领导,不许露面,……。与外界隔绝,被软禁了十年。在这十年中,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问题;我思考得最多的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问题。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共产党的领导”。当今中国社会的弊病最根本的一条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共产党集权制。首先,一切公共权力都集中于政府。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从生活到学习到工作,从婴儿到青年到老年,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国的户口制度是限制自由迁徙的,中国的人事制度也使得人员流动极为困难。因为什么都要管,所以中国政府的部门之多、机构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再没有别的国家的政府对老百姓管得那样宽、管得那样死。其次,一切政府权力集中于共产党。严格来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权力集团,而且是凌驾于国家权力机构之上的最高权力集团。一个城市的权力中心是共产党的市委,一位担任市长的共产党员改任市委书记,叫做提拔,可见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比政府的市长官阶高、权力大。一个省的权力中心是共产党的省委。一国的权力中心当然是共产党的中央。最后,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一个人。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顶端只能站一个人,从前是毛泽东,现在是邓小平。一个人的想法可以决定全国的命运,十亿人的意志都不起作用。在中国,政府的权力是不可制约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可转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就是共产党集权制的特征。
    “六四”流血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权力机构运作的结果。邓小平一个人在家里作出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五个人中三个人赞成,就可以动用武器对人民开枪。名义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事后追认。
    一九七六年镇压人民的天安门事件虽然平反了,但没有改变共产党集权的权力结构,所以只是消除了结果并未消除原因。同样的原因又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结果。我认为,“六四”以后反对暴力镇压应当引向反对共产党集权。
    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在“六四”以后发生了分化,部分有影响的民运人士流亡海外,形成海外民运。在国内如何继续下去?部分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成为地下民运。我主张公开地举起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帜,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合法民运。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海外民运,地下民运,合法民运。对于转入地下的民运人士,我愿意保护他们,但不赞成他们所进行的非法斗争。为什么?
    第一,民主运动是合法的,应当宣布暴力镇压为非法。共产党集权也是非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政党窃国、个人专权属于违宪活动。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非法,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既然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违法、非法,人民就应当起来护法。我在大陆提出一个口号:开展一场人民护法运动!
    第二,转入地下,不活动毫无意义,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据中国官方宣布,“六四”以后被破获的所谓“反革命组织”有一万多。南京大学的学生中也有两个地下组织被破获,抓了十几个人。什么事情都没有来得及做,自己就丧失了力量;只有当他们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进行地下活动,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
    第三,即使斗争有效,结果如何?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活动、武装斗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历史水平,走过一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也不能出民主,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就有可能不尊重人权、不实行民主。如果再走共产党的老路,不过是进入新的循环。正像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自己取得政权以后却建立了更加集权的一党专政。我还受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训练,并非不知道怎样干,这已经是过时的斗争方式了,我不愿意干。只有法制才能出人权、出民主。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通向法制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
    当然,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还是很危险的。我不能只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苏联解体以后,有人起诉共产党,这是打死老虎。我想,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起诉共产党更有意义。
    我参加了八九民运,“六四”以后又进行抗议活动,因而受到政治迫害。首先,被清除出党,这不是法律问题。但在三个问题上,我被剥夺了正当的公民权利:第一,取消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和教授资格;第二,不许我讲课、指导研究生;第三,不许我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政治迫害使我受到损失,同时也为我创造了控告政府、控告共产党的条件。一九九二年一月,我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两份起诉书,一份控告国家教委及其所属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负责人,一份控告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上诉被“驳回”,我又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申诉没有答复,最后我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呈上一份《公民上书》。我当然知道法院不会受理,正因为这样,官司可以不断打下去,逐步升级。我计划好每次诉讼文书的字数都要翻一番。两份《起诉书》每份四千字,《上诉书》一份八千字,《申诉书》应是一万六千字,结果突破计划,写了二万五千字。《公民上书》就是五万字。这些状子在大陆广为流传,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北京的朋友们约定,谁得到状子每人再复印十份,分发给自己的朋友。究竟复印了多少份,已无法统计。有人从遥远的地方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是复印的状子模糊不清了,要核对一下。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说是所有的复印机不准复印郭罗基的状子。大学生说,不给复印我们不能用手抄吗?他们还不断向我打听,法院什么时候开庭,有几千人要去旁听。
    我怎样从法律上起诉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宪法上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也不能反对。另外,也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上了宪法,这样的宪法就不值得尊重。我认为,宪法并没有写上“一党专政”;宪法还是应当尊重的,否则合法斗争就失去了依据。可以这样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根据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解释:“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重大决策的领导。”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共产党垄断政权,而且,党组织本身就是权力机构。如果说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违反宪法的,那么歪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是违反宪法的。南京大学党委窃取行政权力,作出决定,侵犯我的公民权利,就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我完全有理由进行控告。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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