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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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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需 要 民 主 的 训 练——参加学自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联想


    7月初,我应邀作为来宾参加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开法,与我熟知的中国大陆的各种代表大会的开法都不同;也和我来美以后参加的另一些会议的开法不同。我欣喜地发现,中国的年轻一代,年轻一代中的优秀分子,正在美国的土地上受到民主的训练。
    代表大会通过的议事规则和议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都按程序办。会议的主持者不过是程序的人格化,不允许程序之外的个人意志起作用。大会之上,没有“太上皇”操纵,上届学自联主席、副主席,理事会和监委会的负责人,都交出了权力;大会之内,所有代表的权利一律平等,最后的结果决定于多数代表的意志。我所直接观察到的是会议民主,学自联活动中的民主当不止此。学自联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进步”。而学自联本身就是一个自觉学习民主的场所。它的权力结构是三权分立。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专门有一节谈“坚持原则,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强调立法对于民主机体的重要性。“许多早期的立法努力,在当时曾被批评为‘只知立法定规则,不做实事’。今天的事实表明,他们的努力意义深远,令人起敬。”这是建立制度方面的民主。总部的工作报告表明,学自联又十分重视日常活动中作风方面的民主。在群体内部提倡宽容,由宽容而达到团结,以宽容来化解矛盾。可以说,没有宽容,不能允许多种多样的人物和事物并存,就不会有民主。宽容不是“和稀泥”。任何一个团体、组织,不可能没有摩擦和纠纷,想“和稀泥”也和不了。“内斗”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只是大斗或小斗。“内斗”也不是必定引出消极的后果,问题在于是否按照民主的程序来斗。学自联的领导机构中出现过严重的分歧,他们的方针是:“坚持学自联的矛盾要在学自联内部解决”,“维护学自联团结的形象”。在学习民主的道路上渡过了危机;渡过了危机的领导更趋向于成熟。
    二
    从八九民运之后,特别是到美国之后,我有一点觉悟:反对不民主不等于就是民主。民主首先是一种理念,它是在不民主的现实中产生的;实行民主则必须把理念化为操作。反对不民主,有理念就够了;以民主代替不民主,不仅要有理念,还要会操作。反对不民主的人们,往往立即被人称为“民主战士”、“民运人士”;真正会操作民主的人们,反而没有尊称了。被人称为“民主战士”、“民运人士”而自以为代表民主,不去学习操作,很可能干出来的事情违背自己的理念。反对不民主可以出于不同的立场、怀有不同的动机,有时反对不民主的人比他反对的对象更不民主。苏联解体时,反对共产党不民主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就是如此。
    近百年来,中国人激烈地反对不民主,但至今还没有学会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人们以为就是共和代替了帝国、民主代替了专制。过了若干年,陈独秀发现不过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着重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五四”时代的战斗旗帜。“五四”时代的民主,它的实际意义仍然是反对不民主。“五四”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的同时,曾经有过实行民主的尝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冲过封锁线、奔向解放区。共产党打倒了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自以为是民主的化身,“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结果,共产党比它所反对的国民党的不民主更不民主。当年我们这些向往民主的知识分子,因为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而追随共产党,后来却又身受共产党的不民主之苦。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我早年参加共产党,至今无悔。在当时这是青年一代中具有献身精神者的自觉选择。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反对不民主的政党还是不会应用民主而又走向不民主。当今反对共产党的不民主的人们,能否避免陷入新的一轮历史的循环?
    三
    当我看到主席台的大幕上写着“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自治”二字,特别触目惊心,久违数十年。我当学生时也是搞“自治”出身。国民党时代,大多数学生组织是官办的。我在一个中学造反起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指示我,要用民主来同学校里的国民党、三青团斗,通过大张旗鼓的竞选我当上了主席。解放以后,“自治”二字消失了,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就不能自治了。名称改为“学生会”、“学生联合会”。我在“党的领导”下,不用竞选,当上了学联的负责人。后来,我又当上了领导学联的团委和党组的负责人,就有权指定别人为学联的负责人了。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1950年的时候还是一位中学生。我就曾代表“党的领导”指定他为学联的负责人,他的一个报告也是我写好了叫他去念的,自然他轻而易举地当选了。我在共产党内也培养了一些唯唯诺诺的人。我本人虽然和共产党分手了,那些“螺丝钉”还在陈旧的机器里运转。
    当我乐于被指定又善于指定别人的时候,与“党的领导”是合拍的;当我不屑被指定又不愿指定别人、而且从根本上反对指定的时候,就成为“自由化”了。
    1977年,我在北京大学当选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可不是指定的。“党的领导”所指定的11位代表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由于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通过各种方式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意志,把我饶上,成了第12个。这种事情只是在具有“五四”民主传统、当时又有大字报运动的北京大学才可能发生。我这个代表真正是由人民抬举出来的,所以我应当代表人民讲话。由“党的领导”指定的代表,一开口便是“感谢党的培养”,或是“党给了我莫大的荣誉,我回去后一定好好贯彻大会的决议”。决议还没有产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决议,并不关心,只要有了决议“一定好好贯彻”。由“党的领导”恩准的代表,只有荣誉意识,缺乏权利意识。这样的代表当然很容易摆布。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选举都是事先由“党的领导”决定了的。那一年要选举北京市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是等额的,候选人名单中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家浩然。知识分子代表极力反对这两个人为候选人。曹轶欧协助康生干了许多坏事。浩然忠实地执行江青的创作思想,专门制造“高大全”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的作家都被打倒了,以至有“天下作家一浩然”之叹。反对意见汇报到主席团,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倪志福说:“这个候选人名单经党中央批准了,不能再动了。”那么,还要投票干什么!我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指名批评镇压四五运动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指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名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实际上,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必须服从党中央的权力。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推翻了原来的议程,用五天的时间专门“澄清”我的发言。我被指责为发表了“右派言论”,还连累到北京大学,说“北京大学是出右派的地方”。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演了一出闹剧。后来吸取了这一次的教训,不再有普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议程,人民代表大会完全变成人民代表小会。
    由于我运用人民代表的权利,多次批评领导,投反对票,为魏京生、刘青讲话,要求视察监狱等等,被“党的领导”说成是“不安定因素”。后来又被逐出北京,连人民代表的资格都丧失了。另外一些具有权利意识、有所作为的代表,至多当一届;而具有荣誉意识、每次“感谢党的培养”的代表,则连选连任,稳坐铁交椅。
    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严格的程序,有一点也不起多大作用。所以,必然产生两方面的结果:某种权力可以非程序地操纵大会;大会的代表无法实现自己的权利。
    民主的操作必须由程序来体现,而不是由人物来体现。我来美国以后有一点感受,美国社会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有各种各样的规则;规则很复杂,按规则办事很简单。在中国,规则很简单,按规则办不成事,要办成事就很复杂。中国的政治是“以人划线”。我掌权就是代表“人民”、代表“革命”,你觊觎我的权力就是“反人民”、“反革命”。权力的转移往往引发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的总统、州长几年一换,上台下台都按程序办。程序的稳定维系了社会的稳定。要解决社会问题,美国人想到的是修改或制定法律,中国人则要求党中央“给政策”、“给精神”。当然,美国的这一套规则、程序、法制,是花了二百多年才形成的,中国急不得。问题在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真正的民主训练还没有开始。孙中山曾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他老老实实地承认最后才能还政于民。毛泽东嘲笑了“训政”的主张。谁来训?如果由政府来训人民,谁来训政府?毛泽东抓住了孙中山的漏洞,从根本上否定实行民主政治需要训练。当然,政府可以训人民,人民也可以训政府;比较起来,政府更需要受训。如果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生来训人,一部分命该受训;这是训练专制,不是训练民主。民主的训练就象在学自联的代表大会上看到的那样,对个体来说,既受训又训人,对群体来说,就是自己训练自己。
    四
    学自联的领导机构每年换班,没有终身制,也不需选拔接班人,一切按程序公平竞选。有的代表告诉我,每年学自联代表大会最精彩的一幕就是主席、副主席搭档竞选。往年有两对、三对多至四对参加竞选,今年只有林长盛、时和平一对。学自联的章程规定,主席、副主席必须来自不同的地区。另外一对正好来自同一地区,故不能参加竞选。从一对候选人选一对,似乎是等额选举,但严格按程序走了一遍,同样体现出民主精神。先是受委托者对候选人进行介绍,候选人本人发表竞选演说。然后,最重要的是代表提问,候选人当场回答。问题象乱箭齐发,很难招架,实际上是代表们对未来的主席、副主席进行多方测试、考察、衡量。最后,候选人对代表们提的问题归纳总结。如果有多对候选人,还要互相提问。在众目睽睽之下,候选人的能力、人品以及施政方针、工作打算等等都看得很清楚了,代表们投下的每一票是很有分量的。
    监委委员的选举是从七个候选人中选出五个,程序大致相同,有时同一个问题七个人都要回答一遍,更能显出高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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