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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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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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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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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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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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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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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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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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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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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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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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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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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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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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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王若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种,另有一种是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好像是王若水最先提出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上进行统治的权力马克思主义,是在统治中压制异议的独断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是个矛盾概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变得神圣了;另一方面,一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了。
    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叫做什么?
    相对于“官方”是“民间”,能不能叫“民间马克思主义”?王若水生前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离休以後,仍是副部级干部待遇。周扬、于光远、胡绩伟等人的地位比他更高。他们也是官方人士,是官方人士中分化出来的异类。以他们为代表,叫做“民间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合适。对我倒是合适的,我早就离开官场,已经当了几十年民间人士,但我不能代表大家。
    有一位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自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是旁门左道。王若水不赞成。强调“正统”,似有固守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嫌。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合适。
    有人认为可以叫“真马克思主义”,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真和假是对理论的判断,不是理论的名称。没有人自命为“假马克思主义”,所以“真马克思主义”也不算是恰当的名称。

    我曾想到以“非法马克思主义”为名。俄国有过“合法马克思主义”,宣扬这种“合法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还有好处可得。苏联和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比“合法马克思主义”更合法,它还可以为社会立法,为政府执法,设置禁区,下达判决,俨然思想霸权。反对这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不能发表,著作不能出版,已经发表、已经出版的则受批判,作者本人遭迫害,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失去工作、监视行动、发配外地以至流放国外等等不一而足。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禁绝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非法马克思主义”?但又不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却并不非法。我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被禁止讲授马克思主义,而资本主义的美国反而欢迎我讲授马克思主义。而且,自我标榜“非法马克思主义”,弄不好会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所以还是不叫为好。
    也许,根本不需要另外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那种特别的马克思主义才需要特别的名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基本的工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向前联结;另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向後延伸。後一方面,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任务,前一方面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任务。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与前人的思想是有历史联系的。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18世纪启蒙时代形成的资产阶级理性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说,成熟的共产主义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⑴即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学说。恩格斯说得更清楚:现代社会主义就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⑵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起初的理论形式,是指19世纪20年代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社会上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还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启蒙学者”提供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等18世纪提出的资产阶级理性的原则,相反,要求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空想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同样的逻辑。五四运动的前期是新文化运动,後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的《青年》(後改为《新青年》)杂志的创办。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⑶他特别注重法兰西的人权学说,⑷这就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说。後来他又说,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⑸“科学与人权”,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科学与民主”却成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大概在中国人看来,民主具有实用性、功利性,更能满足救国之急需。“科学与民主”这一口号中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当时陈独秀本人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他才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新青年》杂志的转变,以及五四运动的进程,都证明了中国人是从启蒙思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资产阶级的理性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提。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故的许德珩先生曾经说过:“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铺路搭桥的作用”。谁知後来又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立起来,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兴无灭资”,那就是过河拆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形
    中国共产党成立後,大体上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前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时候,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纲领,以实行自由、民主为承诺。但是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後,所建立的不是联合政府,还是一党专权的政府。一切都变了。民主的承诺变成“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承诺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加上批判人性论、反对人道主义,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结果马克思主义变成偏狭、顽固的学说。最终,共产党自身也变了,从革命的政党变成腐败的政党。
    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这是另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由于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前人思想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严重地变形、走样了。恩格斯写了一本书,说明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书名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北大的时候,朱光潜先生对我说,译成“终结”不合适。德文是ausgang,相当于英文的两个词,end and outcome, 有“结尾”、“结果”的意思,也有“出口”、“出路”的意思。恩格斯的书名应当译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我豁然开朗,如此点题才能把握全书的精神。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了出路。这是一个典型事例。在某些中国人的理解中,非但德国古典哲学,所有的文化传统到马克思跟前都“终结”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一座孤峰。
   马克思主义变形的基本点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思潮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人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远离这个出发点去另起炉灶,而是指出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的人,流于虚幻和抽象,应当以现实的、具体的人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表达新世界观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⑹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讲阶级,不能讲人,一讲人就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在人和阶级的关系上的错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形的基本点;一切理论上的谬误和实践上的祸害,皆由此而产生。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人的异化;克服异化,就是人的复归。《资本论》的一个注中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才能理解人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当然,研究人的一般性要从特殊的人入手。阶级性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时间上、空间上所有的人还有人的一般性,人的一般性就是人性。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人的名义来谴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非正义性。无产阶级之所以产生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那种否定人类本性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矛盾。研究异化的人的结果,马克思认为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消灭阶级,克服异化,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将“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话听起来真像是“修正主义”,所以我要特别指明这段话的出处,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7卷第593页。
    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以人的特殊性对抗人的一般性,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而且特别钟情阶级,唯恐阶级的消失,所以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个没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是为了消灭阶级,而是作为控制社会、打击政敌的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毛泽东“抓”出来的。“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因此,为人和待人不能讲人道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去掉“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就变成暴政。反对人道主义,只落得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对领袖的神道主义和对人民的兽道主义大行其道。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文化大革命”以後,好像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突然觉醒的西方人一样,中国人发出对“人”的呼唤。周扬和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联结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83年3月,借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机会,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部分,是他和王若水讨论後由王若水起草的。60年代,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大批人道主义,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文化大革命”後,他在公开场合就自己的左倾思想多次作自我批评。他和陆定一是共产党老干部中幡然悔悟的典型。周扬和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宣扬人道主义,遭到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和严厉压制,并由此触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周扬、胡绩伟、王若水、郭罗基、李洪林、阮铭六个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被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邓力群点名,作为运动的重点人物,受到整肃。王若水被撤职以後,仍然奋笔应战,反驳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为人道主义辩护。他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两篇特别重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王若水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不是阶级。同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不同的出发点去理解和解释,结果完全不同。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变异?
    马克思主义本来包含了又超越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从西欧到俄国再到中国一再发生变异,马克思主义成了对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异?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低于资产阶级理性的历史水平,中国人总是从自己的传统出发去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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