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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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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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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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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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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小平

呜呼,小平!哀哉,小平!我在海外,遥望北京;设祭亡灵,愿你安魂。
    多少次传言,说你死了,你死了,你竟不死;多少次辟谣,说你非常健康,非常健康,你还是死了。你生死不明久矣,直到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一出,聪明人从赞歌中听到了挽歌。你和陈云比寿命,终于笑在最後。但坐着轮椅去香港,壮志难酬了。
    马克思说过,拜伦在三十六岁死去是一种幸运,否则他将成为反动分子。小平,你的不幸就在于活得太长了。早日寿终正寝,你在历史上的评价要比现在好得多。如果你在一九七七年死去,就是堪与毛泽东匹敌的光辉形象。彭德怀敢于唱反调,但不足以成事;周恩来善于成事,但旗帜不鲜明。“文化大革命”後期,你是彭德怀和周恩来的综合。你受任于动荡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乱中求治,进行“整顿”;即使被打倒,天下归心。毛泽东一死,齐呼“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何等荣耀!如果你在一九八七年死去,虽然已有反自由化等劣迹,不至因天安门事件发兵开枪而留下千古骂名。可惜你死在一九九七年,嗟乎小平,生乃逢辰,死非其时。而你自己和你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们,以及你所扶植的阿斗们,还希望你活得更长。在你例行退休手续的那一天,你家里的墙上贴着一排红字:“1922—1989—永远”。“永远”者,年年、月月、日日退而不休,这就超过了毛泽东的“万岁”。你应当对生物规律表示感激,幸而毛泽东没有“万岁”,否则他怎能让你这位“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上台?难道你就可以蔑视生物规律吗?终于还是你被生物规律所蔑视。
    在一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某个人的生老病死可以是政治上的头等大事。斯大林一死,苏联解冻;毛泽东一死,中国开放。柴可夫斯基的哀乐顿时变成贝多芬的欢乐颂。你还没死,全世界都在谈论“邓小平身後”。人们期待欢乐的哀乐,等得太久了。
    邓小平的名字,代表中国毛泽东之後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早该结束了。

    邓小平少有大志,远走法国,转辗苏联,苦心求知,投身革命。回国之後,在广西发动起义,创建了一支红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从经历来看,有留法派、留苏派和被王明轻视为“山沟里不能出马列主义”的山沟派。最後成其大事者却是土生土长的山沟派。邓小平留法又留苏,而後扎根于山沟,侧身于三者之间。在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外,他是少数几个可以凝聚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战争年代,邓小平功勋卓著。按照韩信的分类,他是属于善将将的。刘伯承、陈毅率千军万马,攻城略地,叱咤沙场,只是善于将兵。第二、第三两个野战军打淮海战役,六十万围困八十万,战将云集,这是战争史上空前的大仗。毛泽东将指挥权交给邓小平,任命他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位居刘伯承、陈毅之上。但,论功行赏,分封元帅,邓小平却不要。取消军衔制时,毛泽东还表扬邓小平,其实斯人意在帅上之帅。邓小平兼有文治武功。赫鲁晓夫询问毛泽东何人可接替,毛泽东笑指“那个小个子”邓小平。毛泽东属意于邓小平又打倒了邓小平,结果反而造就了他,成为无可争议的毛二世。邓小平三落三起,屡打不倒,意志非凡,盖平生所求,自有超人之处。毛泽东之後,邓小平出场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党的领袖他都不要,自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而後扶植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的核心,他自己又成了核心的核心。但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起点,邓小平一无所有,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堪称传奇。
    邓小平在毛泽东身後开创了新局面,又妨碍了新局面的发展。成也小平,败也小平。我且扼腕,弔之又弔。
   一弔小平,重权轻真理
    邓小平利用民心,从政治命运的谷底,跃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
    毛泽东逝世後,中国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通过抓“四人帮”,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华国锋手中。第二次,通过党内斗争,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中。
    “四人帮”所坚持的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等密谋抓“四人帮”一举成功,但“四人帮”所推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未立即消失。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说:“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批‘四人帮’,连带‘批邓’”。此举可谓不识时务矣。人民提出了挑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以毛泽东的一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作为护身符,他只能寄希望于毛泽东阴魂不散。为此,他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不过是“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如此说来,“文化大革命”的後果只能一切照旧。
    邓小平有切肤之痛,首先提出挑战。1977年5月他就说“两个‘凡是’不行”。用甚么来代替?邓小平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确”有何意义?错误的东西无论怎样“准确”还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准确不准确,而是正确不正确。怎样才算“完整”?如果引一句语录不算完整,那么可以多引几句。後来,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出去,不是也就不“完整”了吗?“凡是”派以毛主席语录衡量一切,这是真理问题上的主观标准。邓小平只是局限在思想的范围内重新解释,不过是修正的主观标准。邓小平在理论上并不高明,但他表达了政治上的远大抱负,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尚未出山,先就夺取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这在中国叫做争“道统”,为争“正统”作准备。
    邓小平攫有反对两个“凡是”的虚名,其实他的口号并没有能够动摇两个“凡是”。他所反对的不过是片言只语的“凡是”,而要求代之以“准确”、“完整”的“凡是”。1978年5月,胡耀邦和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思想解放派发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才是从根本上反对“凡是”。一则用马克思的权威来压倒毛泽东的权威,再则用实践标准来反对语录标准。毛泽东的话非但不是真理标准,它本身正确不正确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才是真理的客观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虽然用“准确”、“完整”来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派却并不反对“准确”、“完整”。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正是接过“准确”、“完整”的口号来补充两个“凡是”。强调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击中了“凡是”派的要害,他们就不能不跳出来了。他们比谁都敏感。吴冷西指责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确实如此,只是立场不同,褒贬相反。“凡是”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高压气团,威吓真理标准的讨论,以致胡耀邦都“有点退却之意”。
    真理标准的讨论发动以後,邓小平是甚么态度?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说成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支持。其实,他只是说“有的人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并未直接评论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且也没有批评“凡是”派的意思,相反,还说“华主席、党中央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的”。他的这个讲话编入《邓小平文选》时,就把吹捧华国锋的那句话删掉了。他要遮丑。1980年2月,邓小平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时才加上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1978年6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时只有邓小平能和“凡是”派抗衡,所以思想解放派故意抬举邓小平,断言6月2日的讲话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并大肆宣扬。而邓小平则顺水推舟,後来他说真理标准的讨论“越看越重要”。原先并不觉得重要,而是左看右看“看”出“重要”来了。真正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出高度评价的是周扬,他在7月召开的讨论会上就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我看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直到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才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在半年以後重复了周扬的说法。
    实践的权威一旦确立,两个“凡是”败下阵来,华国锋不得不作检讨。由此打开缺口,华国锋的政治资源渐渐消蚀。理论讨论演变为政治表态,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纷纷亮相,各路诸侯均站到邓小平麾下。在四千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触发了对华国锋的批评。1980年11月,政治局开了九次会议,将近一个月,决定华国锋“辞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中;但邓小平把胡耀邦推到前台,自己在幕後当“核心”。
    理论家强调的是真理,政治家重视的是权力。理论家总认为讨论不彻底,还有许多是非没有搞清楚。在邓小平那里,权力到手,讨论则适可而止了。邓小平利用一场理论斗争达到了政治目的。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比抓人、政变显得文明,而且对政敌华国锋等人也未置于死地,这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大进步。邓小平和赫鲁晓夫不同。赫鲁晓夫是先夺取权力再改变路线,夺取权力时只能发动政变。邓小平先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方面的较量,再夺取权力。在今後中国的政治变革中,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经验还值得借鉴。
    邓小平成为“核心”以後,骨子里的毛病就暴露出来了:只要权力,不要真理。那些坚持实践是真理标准的人们,要求继续清算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左倾路线,而且也要将同样的标准用到邓小平身上。邓小平只允许清算“四人帮”、“凡是”派和自己的不同点,不允许清算“四人帮”、“凡是”派和自己的共同点;清算到一定程度,他又祭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法宝来了。同样的标准,针对“四人帮”和“凡是”派是“解放思想”,针对邓小平就叫“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邓小平上台的人们又成了邓小平打击的对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冲击了“凡是”派设置的重重障碍。邓小平倚为借用力量。他说:“群众要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民主墙人士受到鼓舞,办起了油印刊物。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办刊物时人称“油印大王”。民主墙人士说:“我们要继承小平同志的传统,当新时代的‘油印大王’。”谁知20年代的“油印大王”不许70年代再出“油印大王”了。随着邓小平的“核心”地位的逐步巩固,先是取缔西单民主墙,继而宣布民办刊物为非法,最後将新时代的“油印大王”一网打尽。对他们,比对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更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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