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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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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耀邦

有人,生命象一滴水,很快就被历史蒸发得无影无踪。有人,生命象汩汩流水,流入田野,滋润大地,激发和养育了更多的生命。胡耀邦就是流水。当他的生命之歌休止的一刻,田野里的小草、小花顿时感奋起来、挺拔起来、活跃起来。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的活力;一时的作为赢得永恒的价值。
    去年4月15日,传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好象一声号令,中国人民尤其知识分子更尤其青年学生,同声哀泣、同步深思、同时化悲痛为力量,高唱国际歌、高唱民主颂、高唱改革进行曲。
    耀邦不畏艰险为别人平反冤、假、错案,他自己却在沉冤中离开了人间。他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顶着两个“凡是”的风浪,提出两个“不管”: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案,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案,定错了都可以翻。他公布过一个数字:各种冤、假、错案的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大国的人口总和。这也是中国的世界之最。世人遐想过矮人国、女儿国、君子国,还没有人描绘过实实在在的冤民国。这1亿6、7千万曾为冤民国中人,怎能不感念耀邦!他为别人申冤,别人也必定为他申冤。冤从何来?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的民主问题;追求民主,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反对民主的腐败势力。根本不需要每秒几亿次的电脑,再迟钝的人脑,按照上面的程序,即使每小时一次,胡耀邦逝世的当天就能算出正确的结论来了。那天,还有人算出:“胡耀邦一死,郭罗基不得翻身了。”可见这位下台总书记对我关系重大、命运相通。哀哉中华,折了民主旗手;念我自身,痛失良师益友。忧思难忘,夜不成眠。第二天一早,到鼓楼发了一份电报:
   “北京 中共中央
    沉痛悼念耀邦同志逝世。一个富有理性而又热情奔放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事业献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请向他的家属转致慰问。

   郭罗基
   1989年4月16日”
    过了几天,传达下来邓小平的一个讲话,其中说到:“有人就是要为他(指胡耀邦)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不够格!”我心里一怔,莫非说的是我?后来得知,北京一批对中国的“讣告学”有研究的朋友,确是在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倒是无意,只因为我还不知道人死了也是要分等级的:什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是不能乱用的;什么“革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要听候敕封的。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总是按生前的身分确定死后的谥号,阴阳两界均有不可僭越的“礼”。共产党人起事的时候,都是反对等级制度的。不料在自己建设的新社会中仍然摆脱不了等级秩序,而且也要带到阴曹地府。1987年12月9日去世的我的朋友、历史学家黎澍,也是老干部,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他曾预为之谋,嘱咐家人,死后不要把他送到八宝山。他说:“那里面的死魂灵,有的生前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愿意加入他们的等级社会。”耀邦有知,他本人当然不会对八宝山的等级社会感兴趣。为死人争头衔,不过是活人之间的较量罢了。1975年12月,康生死了。在众多的头衔中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美称。虽然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理论著作,还是慷慨地给了他一顶桂冠。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去世,却没有享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待遇。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人们在悼念文章中还在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大权在握的“凡是”派坚持要删掉,说“这是原来的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三次的”。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这就触犯了天条。因此汪东兴责问《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你们是不是想重写一篇悼词?”人民爱戴的领导人,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可得;反人民的家伙康生之流,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见,这种官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胡耀邦逝世后与周恩来逝世后的情景何其相似,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规模的抗议性悼念。后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震惊了。事过一年,迟至今日,我才得以平静地追忆往事,表达对耀邦的怀念之情。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慨叹:“吟罢低眉无写处”。此时的我,写还是可以写的;有处可写,无处发表。趁现在记忆清晰,写下来留作晚年思考一生的参考吧。
   第一次
    我第一次知道胡耀邦的名字是1952年。那时,我在无锡市当团委书记;他接替冯文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是我的上司的上司。我把他当作敬而远之的人物,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为平生知音。
    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是1956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作报告。50年代,常常有中央首长到北大作报告,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几十年后还记得耀邦这样讲过:“一个人朝气蓬勃而犯了错误,比躺在地上不犯错误的人强,因为他总是在前进。”耀邦本人就是朝气蓬勃的,讲起话来手舞足蹈,还在台上转圈,不时引起哄堂大笑。耀邦要大家学好外文,说象他这样的“土包子”连外国人的名字都记不住。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叫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输了挖底(打扑克术语),好,记住了!”这一下把人笑得前俯后仰。我和许多大学生一样,觉得在心灵上和胡耀邦很亲近。再一次重逢,竟是22年之后的1979年了。
    我和耀邦的第一次交往是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
   聚首理论工作务虚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很多。涉及和“凡是”派的争论,叶剑英建议在会后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胡耀邦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员,先是由新闻、宣传、理论、文化、教育各界提名单,汇集中共中央宣传部。我有幸被列入耀邦圈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者的名单。与会者100多人,分成6个组。我所在的第三组,周扬是召集人。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报告。久违了,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但虎虎生气不减当年。他讲到如下一段话,喜形于色: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耀邦用了那么多美好的字眼来称道的理论“闯将”,谁知后来被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一个个都遭到灭顶之灾,他本人也落得个纵容包庇的罪名。
    耀邦是个容易动情的人。讲到愤慨之处,他挥舞着拳头:
    “……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这是胡耀邦的创造性提法。理论战线上确有专制主义、恶霸作风,但专制主义、恶霸作风当然不限于理论战线上。
    会议是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举行的。耀邦讲完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努力把这一次在伟大转变中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好”,就请坐在主席台上的人讲话。他特别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打招呼:“老部长,请你讲讲。”我仔细一看,那不是陆定一吗?确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坐镇中共中央宣传部20多年的“老部长”。他那呆呆的模样,和“文化大革命”前的精明强干大不相同,几乎认不出来了。陆拱拱手,表示不讲了。我和陆定一以及他的夫人严慰冰是无锡老乡。后来严慰冰告诉我:“那时定一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没几天。刚回到家里,脚上袜子都没有。在里面,被吊起来打……”她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也度过了10多年漫长的牢狱生活。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引用李密《陈情表》中的几句话来形容自己:“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这些老共产党员没有想到会坐共产党的监牢,也没有想到共产党的监牢如此厉害。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解放思想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四方。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理论工作务虚会,思想解放运动步步升、节节高。耀邦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推动者、支持者。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耀邦又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如果还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话,那么胡耀邦功不可没。
   特殊关系的开始
    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开始了我和耀邦的特殊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凡是”派纷纷检讨。《红旗》杂志是“凡是”派把持的阵地,一直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严家其、张显扬等看了我的那篇文章后出主意,叫我把它交给《红旗》发表,试探一下,他们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红旗》主编熊复收到了稿件既不说“发表”也不说“不发表”,把球踢给了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以往的经验,文章交领导审查总是凶多吉少,大家都担心会被“枪毙”。
    我这篇文章是批评毛泽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来家闲谈。我说:“我要写一本书,题目是《人怎样变成了神?》”她心领神会,说:“你趁早别写了,写了也没人给你出版,弄不好还要当反革命。”我说:“我写了可以留给儿子,儿子还有儿子,总有一天可以出版。”1977年3月,华国锋、汪东兴搞了一个五号文件,还要严厉追查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在全国各地抓人、杀人。我的那位朋友找上门来关切地说:“你的书千万别写了,免得惹是生非。”仅仅过了一年,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为彭德怀平反,那么就是证明反对彭德怀的毛泽东不正确。我也不必写了书留给儿子了,而且连写书都来不及了。我立即动笔写文章,批判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点是否适用于毛泽东本人?如果说不适用,那么毛泽东思想就不灵了。如果说适用,那么不能禁止谈论毛泽东的过失。我希望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上,把当时正在进行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向前推进一步。毛泽东的言论也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区分正确与错误。所以文章中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实践标准不能贯彻到底,解放思想也只能停留在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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