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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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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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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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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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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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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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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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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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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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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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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融合

冷战时代的国际舞台是一种矛盾两极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时代结束,後冷战时代出现了多种矛盾多极化。亨廷顿教授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以下引文均见《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见解颇为新颖,争议随之而来。

    定位不当

    文化的载体是民族。不同文化的冲突也是不同民族的冲突。当代,由于民族矛盾而引起的冲突,导致国家解体、局部战争、恐怖活动等等,确实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冲突,也不能说是主要的冲突。从世界的全局来说,南北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超过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矛盾。去年六月,我在维也纳参加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得到一种亲身的观察。会议在“奥地利中心”举行,楼上是政府代表团开会和活动的场所,楼下是非政府人权组织代表团开会和活动的场所。楼上和楼下象征着官方和民间的关系。楼下的会议并没有因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而在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楼上的会议在人权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又不是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而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按亨廷顿教授的分类,西欧、北美、俄罗斯、日本是不同的文化,但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基本相同。所以亨廷顿教授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定位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并不恰当。

    立论片面

    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关系来说,只是归结为“冲突”,也是片面的。这种关系有两方面,既有对抗、争斗、冲突,又有交流、沟通、融合。问题就在于当今世界上发表助长对抗、争斗、冲突的言论,大有人在,而提倡交流、沟通、融合的声音极其微弱。我希望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在关注冲突的同时,重视对融合的研究。 从过去到现在,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上事实是既有同化又有异化,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就是长期在冲突中融合的结果。中国古代有华夏和夷狄之分,现在都成了汉族。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是民族大冲突,也是民族大融合。现代汉人中就有古代胡人的血统。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在应付外来的冲突中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它的突出表现是作为被征服者可以同化征服者。这种文化的力量超过了军事镇压和政治强权,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後就阿拉伯化了,现在的埃及文化和古代的埃及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古代印度文化是荼罗比人创造的,而现在的印度则是雅利安人文化。世界文明古国,还有巴比伦,它的文化早就断流。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都“被时间埋葬”了,唯有中国是地球上完整的、连续的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活标本。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同化和融合异质文化。不同的宗教,也并不像亨廷顿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冲突”。西方发生过宗教战争,中国就有宗教融合。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以後,与儒教、道教合流,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中国文化的同化力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当它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时候,同化的结果,使它更先进;当它处于落后地位的时候,学习先进反而很困难。近代,自由、民主、议会、政党等等传到了中国都被传统所同化,从而走了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走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原版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运用文化的同化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一种不正确的运用。

    融合是人类的方向

    从过去到现在,有冲突有融合,但总起来说,冲突的趋势大于融合的趋势。从现在到将来,虽仍然存在着两种趋势,我相信融合的趋势将越来越超过冲突的趋势。为什么?因为历史发展了,条件不同了。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联系的加强、信息和交通的发达,民族和地区的片面性、局限性只能越来越削弱。欧洲共同体就是体现国家联合、民族融合的趋势。德国和法国是世仇,现在不必诉诸战争了。法国通向英国的海底隧道通车时,英国女王说:“法国人和英国人当然不同,长期的对立和竞争,多少世纪以来,我们的关系有过骤起骤落。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欧洲共同体内部也有摩擦和矛盾,为什么不干脆散伙;因为联合、融合的必要性大于散伙、解体的可能性。现代人的意识认为地球越来越小了,成了“地球村”。努力消除民族和地区的片面性、局限性,共同建设“地球村”,是历史的潮流、人类的方向。以往的历史是民族史、国别史,真正的世界史将从现在开始。

    多样的文化中存在统一的价值

    亨廷顿教授也看到“世界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近”、“全球经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过程”等等,但他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认为民族间的互动只能加剧文明的冲突。因此,“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文明间的断层线上。”所说“文明的断层线”并不准确,不同文明的关系不是纵向的断层,而是横向的区间。区间的界限是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承认人类文明具有共同的价值,就不会把区间的界限看成鸿沟。不承认共同的价值,就是文化相对主义;不同的文化只能各自划地为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实上,人类不仅有区别于动物的共性,一个时代也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准则;否则,人们就难以交往,联合国也无法开会。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排斥价值的统一性;反之,承认价值的统一性也并不要求消灭一切民族文化的特色。正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只能交流、沟通、融合;又因为价值的统一性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可以交流、沟通、融合。融合也会有多种类型。中国文化是一种类型。亨廷顿教授生活的美国又是另一种类型。美国人有多种肤色,美国文化也是多种色彩的文化所形成的Melting pot 。欧洲共同体将创造一种文化融合的新的类型。东西方文化经过相对独立的发展,是地球上两个互相辉映的体系。近代,由于东方国家在国力上处于弱势,人们常常以西方文化作为参考系来评价东方文化,当然是不公正的。随着东方国家的兴起,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最重要的融合应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亨廷顿教授论说“西方对抗非西方”,就是因为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面临着挑战,而又不愿探求东西方文化共同的价值观。由于忽视共同的价值,所以在不同文化之间只见冲突、不见融合。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统一性相结合,才能引导人类共同走向现代化。

    冲突的根源不是文化而是政治

    亨廷顿教授着力论证的主题为一般的“文明的冲突”,结论则是“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他认为“发生在文明间的断层线上”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可是又轻而易举地证明了“儒家——伊斯兰的联合”。用“联合”来烘托“冲突”,理论上出现了破绽。而证明“儒家——伊斯兰联合”的事实根据却是秘密武器的扩散和常规武器的买卖,与文化无关,完全走了题。同样的论据,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西方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不就是“西方——伊斯兰的联合”吗?西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不就是“西方——儒家的联合”吗?倒是萨达姆一定会乐意接受亨廷顿教授的观点,可以把海湾战争说成是西方和伊斯兰的“文明的冲突”,以掩盖侵略和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的冲突。 亨廷顿教授解释“文明的冲突”常常借助于政治和军事;判断世界范围的冲突又归结到文明。这种分析的框架是潜在的循环论证。但在客观上揭示了一种关系:文化问题被政治所利用才会发生冲突。亨廷顿教授的真正的用意是:“西方需要保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与其他文明相处之际,以便于保护自身的利益。”强调的是“利益”,也不是文明。不同的文化只是涉及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生活方式等等的差异,政治所计较的是利害;任何冲突的实质是计较利害,穿戴不同的服饰、说着不同的语言,不过是外观而已。民族问题一旦被政治所利用,往往是极端非理性的,非我族类见面就打、就杀。挑起民族仇恨,煽动民族冲突是一种严重的反人权的罪行。 亨廷顿教授把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也列入了“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等于认同了中国政府的辩解,因为“文明”不同、“国情”不同,所以人权的标准不同。人权应是属于上文所说的不同文化中的共同价值。人权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政治的冲突”。

    民族意识不等于民族主义

    是民族必有民族意识。怀有民族感情,重视民族文化,并非就是民族主义。强调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和对立,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的。处于不同地位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民族主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非正义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追求和主张不同,民族主义的性质也不同。有追求扩张的民族主义,也有追求自由的民族主义;有主张冲突的民族主义,也有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一般来说,信奉同一种主义就有共同的追求和主张。民族主义和别的主义不同,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可以互相对立,打得头破血流。 在当代世界上,弱小民族用民族主义来保卫自己,是应当支持的。但又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通向现代化的途径之一”,未免失当。民族主义至多只能用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民族自信,如果有助于现代化,还要加上其他诸多条件。而且利用民族主义通向现代化潜藏着危险,当一个民族从弱势转为强势,民族主义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希特勒利用了民族主义,从洗刷屈辱到对外侵略,结果对德国和世界都是灾难。 民族主义者特别强调民族自决的原则。民族自决的原则同整个民族主义一样,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怎样运用?把民族自决等同于民族分离,就是一种错误的运用。民族自决是自主地决定本民族的社会发展,同时也不能损害别的民族的利益。 总之,对民族主义既不要欢呼,也不要诅咒。先要弄清什么人提倡的民族主义,提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再作评判。

   在普林斯顿一九九四年五四讨论会上的发言

   《民主中国》(美国)第22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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