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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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参观大英博物馆随想
·蹇妈妈——纪念蹇先任逝世十周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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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融合

冷战时代的国际舞台是一种矛盾两极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时代结束,後冷战时代出现了多种矛盾多极化。亨廷顿教授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以下引文均见《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见解颇为新颖,争议随之而来。

    定位不当

    文化的载体是民族。不同文化的冲突也是不同民族的冲突。当代,由于民族矛盾而引起的冲突,导致国家解体、局部战争、恐怖活动等等,确实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冲突,也不能说是主要的冲突。从世界的全局来说,南北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超过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矛盾。去年六月,我在维也纳参加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得到一种亲身的观察。会议在“奥地利中心”举行,楼上是政府代表团开会和活动的场所,楼下是非政府人权组织代表团开会和活动的场所。楼上和楼下象征着官方和民间的关系。楼下的会议并没有因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而在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楼上的会议在人权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又不是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而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按亨廷顿教授的分类,西欧、北美、俄罗斯、日本是不同的文化,但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基本相同。所以亨廷顿教授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定位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并不恰当。

    立论片面

    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关系来说,只是归结为“冲突”,也是片面的。这种关系有两方面,既有对抗、争斗、冲突,又有交流、沟通、融合。问题就在于当今世界上发表助长对抗、争斗、冲突的言论,大有人在,而提倡交流、沟通、融合的声音极其微弱。我希望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在关注冲突的同时,重视对融合的研究。 从过去到现在,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上事实是既有同化又有异化,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就是长期在冲突中融合的结果。中国古代有华夏和夷狄之分,现在都成了汉族。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是民族大冲突,也是民族大融合。现代汉人中就有古代胡人的血统。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在应付外来的冲突中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它的突出表现是作为被征服者可以同化征服者。这种文化的力量超过了军事镇压和政治强权,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後就阿拉伯化了,现在的埃及文化和古代的埃及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古代印度文化是荼罗比人创造的,而现在的印度则是雅利安人文化。世界文明古国,还有巴比伦,它的文化早就断流。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都“被时间埋葬”了,唯有中国是地球上完整的、连续的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活标本。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同化和融合异质文化。不同的宗教,也并不像亨廷顿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冲突”。西方发生过宗教战争,中国就有宗教融合。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以後,与儒教、道教合流,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中国文化的同化力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当它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时候,同化的结果,使它更先进;当它处于落后地位的时候,学习先进反而很困难。近代,自由、民主、议会、政党等等传到了中国都被传统所同化,从而走了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走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原版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运用文化的同化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一种不正确的运用。

    融合是人类的方向

    从过去到现在,有冲突有融合,但总起来说,冲突的趋势大于融合的趋势。从现在到将来,虽仍然存在着两种趋势,我相信融合的趋势将越来越超过冲突的趋势。为什么?因为历史发展了,条件不同了。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联系的加强、信息和交通的发达,民族和地区的片面性、局限性只能越来越削弱。欧洲共同体就是体现国家联合、民族融合的趋势。德国和法国是世仇,现在不必诉诸战争了。法国通向英国的海底隧道通车时,英国女王说:“法国人和英国人当然不同,长期的对立和竞争,多少世纪以来,我们的关系有过骤起骤落。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欧洲共同体内部也有摩擦和矛盾,为什么不干脆散伙;因为联合、融合的必要性大于散伙、解体的可能性。现代人的意识认为地球越来越小了,成了“地球村”。努力消除民族和地区的片面性、局限性,共同建设“地球村”,是历史的潮流、人类的方向。以往的历史是民族史、国别史,真正的世界史将从现在开始。

    多样的文化中存在统一的价值

    亨廷顿教授也看到“世界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近”、“全球经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过程”等等,但他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认为民族间的互动只能加剧文明的冲突。因此,“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文明间的断层线上。”所说“文明的断层线”并不准确,不同文明的关系不是纵向的断层,而是横向的区间。区间的界限是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承认人类文明具有共同的价值,就不会把区间的界限看成鸿沟。不承认共同的价值,就是文化相对主义;不同的文化只能各自划地为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实上,人类不仅有区别于动物的共性,一个时代也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准则;否则,人们就难以交往,联合国也无法开会。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排斥价值的统一性;反之,承认价值的统一性也并不要求消灭一切民族文化的特色。正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只能交流、沟通、融合;又因为价值的统一性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可以交流、沟通、融合。融合也会有多种类型。中国文化是一种类型。亨廷顿教授生活的美国又是另一种类型。美国人有多种肤色,美国文化也是多种色彩的文化所形成的Melting pot 。欧洲共同体将创造一种文化融合的新的类型。东西方文化经过相对独立的发展,是地球上两个互相辉映的体系。近代,由于东方国家在国力上处于弱势,人们常常以西方文化作为参考系来评价东方文化,当然是不公正的。随着东方国家的兴起,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最重要的融合应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亨廷顿教授论说“西方对抗非西方”,就是因为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面临着挑战,而又不愿探求东西方文化共同的价值观。由于忽视共同的价值,所以在不同文化之间只见冲突、不见融合。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统一性相结合,才能引导人类共同走向现代化。

    冲突的根源不是文化而是政治

    亨廷顿教授着力论证的主题为一般的“文明的冲突”,结论则是“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他认为“发生在文明间的断层线上”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可是又轻而易举地证明了“儒家——伊斯兰的联合”。用“联合”来烘托“冲突”,理论上出现了破绽。而证明“儒家——伊斯兰联合”的事实根据却是秘密武器的扩散和常规武器的买卖,与文化无关,完全走了题。同样的论据,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西方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不就是“西方——伊斯兰的联合”吗?西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不就是“西方——儒家的联合”吗?倒是萨达姆一定会乐意接受亨廷顿教授的观点,可以把海湾战争说成是西方和伊斯兰的“文明的冲突”,以掩盖侵略和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的冲突。 亨廷顿教授解释“文明的冲突”常常借助于政治和军事;判断世界范围的冲突又归结到文明。这种分析的框架是潜在的循环论证。但在客观上揭示了一种关系:文化问题被政治所利用才会发生冲突。亨廷顿教授的真正的用意是:“西方需要保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与其他文明相处之际,以便于保护自身的利益。”强调的是“利益”,也不是文明。不同的文化只是涉及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生活方式等等的差异,政治所计较的是利害;任何冲突的实质是计较利害,穿戴不同的服饰、说着不同的语言,不过是外观而已。民族问题一旦被政治所利用,往往是极端非理性的,非我族类见面就打、就杀。挑起民族仇恨,煽动民族冲突是一种严重的反人权的罪行。 亨廷顿教授把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也列入了“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等于认同了中国政府的辩解,因为“文明”不同、“国情”不同,所以人权的标准不同。人权应是属于上文所说的不同文化中的共同价值。人权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政治的冲突”。

    民族意识不等于民族主义

    是民族必有民族意识。怀有民族感情,重视民族文化,并非就是民族主义。强调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和对立,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的。处于不同地位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民族主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非正义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追求和主张不同,民族主义的性质也不同。有追求扩张的民族主义,也有追求自由的民族主义;有主张冲突的民族主义,也有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一般来说,信奉同一种主义就有共同的追求和主张。民族主义和别的主义不同,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可以互相对立,打得头破血流。 在当代世界上,弱小民族用民族主义来保卫自己,是应当支持的。但又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通向现代化的途径之一”,未免失当。民族主义至多只能用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民族自信,如果有助于现代化,还要加上其他诸多条件。而且利用民族主义通向现代化潜藏着危险,当一个民族从弱势转为强势,民族主义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希特勒利用了民族主义,从洗刷屈辱到对外侵略,结果对德国和世界都是灾难。 民族主义者特别强调民族自决的原则。民族自决的原则同整个民族主义一样,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怎样运用?把民族自决等同于民族分离,就是一种错误的运用。民族自决是自主地决定本民族的社会发展,同时也不能损害别的民族的利益。 总之,对民族主义既不要欢呼,也不要诅咒。先要弄清什么人提倡的民族主义,提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再作评判。

   在普林斯顿一九九四年五四讨论会上的发言

   《民主中国》(美国)第22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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