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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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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世界人权大会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庄严宣告:“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这个文件时,中国政府代表团站在赞同者的行列。不久前他们还强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权标准。 现在大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开口便是“我们历来高度重视人权问题”。监狱里虽仍然关押着政治犯,口头上对人权问题确是“高度重视”了,但不是“历来”。这是被迫不得不“高度重视”,而且是一步一步后退的结果。听说,“总设计师”邓小平有指示:对人权问题要“柔”,对香港问题要“刚”,对台湾问题要“柔中有刚”。“刚者”,只进不退;“柔”者,你进我退,你退我进;“柔中有刚”则是以退为进。人权问题上的“柔”,还有个退行三部曲。 “文化大革命”前,批判人性论,批判人道主义,一浪高一浪,引向反人性、反人道的十年浩劫,达到高潮。一九七八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中,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发出人权呼喊,倡议成立人权组织。邓小平在那个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叫做“资产阶级的口号”,属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随后,“要人权”的人又被剥夺了人权投入牢狱,连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了。这是第一部曲,对人权问题“一概排斥,断然拒绝”。 卡特开创人权外交,国际舆论对北京的人权压力越来越大。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什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所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第二部曲是“区分两种,我取其一”。你讲你的人权,我讲我的人权。你说的人权,我没有;我说的人权,有的是。 此曲唱了多年,到了世界人权大会也唱不下去了,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遍性。普遍人权就是一切人应有的、举世公认的一种人权。承认了这一点,按北京的态度,人权又从两种变成了一种。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了吗?从前讲一种人权是要不得的,而现在讲一种人权又是我比你强。故第三部曲是“高度重视,历来如此”。“历来”是从什么时候以来?从批判人道主义以来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吗?从取缔西单民主墙以来吗?从“六四”开枪以来吗?“重视”又表现在哪里?表现在钳制言论吗?表现在不许结社吗?表现在抓了人进行“收容审查”吗?表现在折磨政治犯吗? 不仅是人权问题,其他问题上也有退行三部曲。又如民主,一九五七年凡是向共产党要民主的一律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区分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不同社会的民主当然有不同点,但只要是民主必然反对专制、独裁,有它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比反对专制、独裁还起劲。连民主的共同点都反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剩下什么?现在调子又变了,说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民主”是相对于“低度民主”而言。“高度民主”和“低度民主”不是两种民主,而是民主发展的两种不同程度。这又承认了民主的共同点,试与别人比高低了。 有些问题现在只是唱到退行二部曲,看起来还要往下唱。从前斩钉截铁地说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抽象来说,一个社会有计划地规划经济当然比无计划生产优越。但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的条件下,才能对社会作出计划。象苏联、中国那样根本不具备条件而搞计划经济,只能是凭“长官意志”瞎指挥。邓小平大概忘记了,六十年代他领导写作的名曰“九评”的那些反修文章,把搞市场经济叫做“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区分出两种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以前先是羞羞答答地宣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又发明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无计划经济。商品生产者各自为市场而生产商品,市场只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是谁也无法计划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个矛盾概念,等于说“有计划的无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有计划的无计划经济”。总有一天会唱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摘掉“社会主义”的帽子。 迫于内外压力而后退总比一步不退要好。京剧中有一招叫做“僵倒”,站着不动,直挺挺地倒下去。原苏联就是因为一步不退而突然“僵倒”。戈尔巴乔夫想退,为时已晚。一旦“僵倒”,用尽了“震荡疗法”、“休克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共产党垮台了,人民也遭殃。改革的共产党比起僵硬的共产党来,可以使人民少受痛苦,因而是值得欢迎的。 后退毕竟不是前进,虽然也随着大势所趋移动脚步,总是面向过去。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以后退保住权力。中国领导人常说“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从前可以说民主革命打江山的历史决定了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现在又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决定了还是必须由共产党领导。面向过去,就是为了牢牢抓住过去的历史作为论证共产党专权的根据。以不变应万变。只有共产党专权不能变,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变。反过来说,也是以万变求不变。因时而变、因事而变,才能保持共产党专权不变。无论是“不变”还是“万变”,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主义政党。共产党拥有垄断政权的特权,必然发生腐败。一党专权不变而应万变,只能是为滋生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腐败越来越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专权。为了反腐败又必须加强共产党专权。陷入恶性循环。 以后退住保权力是有限度的。退行机制最后集中到一点,共产党专权退不退?这一点不退,还是要“僵倒”。确实,这一点无法再退了,只有转身,放弃共产党专权。转过身来,面向将来,才是前进,退行曲就变成进行曲。在民主化、现代化的中国的舞台上角逐,中国共产党反而得救了。但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总有一天,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最后的抉择:究竟是“僵倒”还是转身?

   《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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