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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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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世界人权大会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庄严宣告:“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这个文件时,中国政府代表团站在赞同者的行列。不久前他们还强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权标准。 现在大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开口便是“我们历来高度重视人权问题”。监狱里虽仍然关押着政治犯,口头上对人权问题确是“高度重视”了,但不是“历来”。这是被迫不得不“高度重视”,而且是一步一步后退的结果。听说,“总设计师”邓小平有指示:对人权问题要“柔”,对香港问题要“刚”,对台湾问题要“柔中有刚”。“刚者”,只进不退;“柔”者,你进我退,你退我进;“柔中有刚”则是以退为进。人权问题上的“柔”,还有个退行三部曲。 “文化大革命”前,批判人性论,批判人道主义,一浪高一浪,引向反人性、反人道的十年浩劫,达到高潮。一九七八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中,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发出人权呼喊,倡议成立人权组织。邓小平在那个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叫做“资产阶级的口号”,属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随后,“要人权”的人又被剥夺了人权投入牢狱,连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了。这是第一部曲,对人权问题“一概排斥,断然拒绝”。 卡特开创人权外交,国际舆论对北京的人权压力越来越大。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什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所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第二部曲是“区分两种,我取其一”。你讲你的人权,我讲我的人权。你说的人权,我没有;我说的人权,有的是。 此曲唱了多年,到了世界人权大会也唱不下去了,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遍性。普遍人权就是一切人应有的、举世公认的一种人权。承认了这一点,按北京的态度,人权又从两种变成了一种。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了吗?从前讲一种人权是要不得的,而现在讲一种人权又是我比你强。故第三部曲是“高度重视,历来如此”。“历来”是从什么时候以来?从批判人道主义以来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吗?从取缔西单民主墙以来吗?从“六四”开枪以来吗?“重视”又表现在哪里?表现在钳制言论吗?表现在不许结社吗?表现在抓了人进行“收容审查”吗?表现在折磨政治犯吗? 不仅是人权问题,其他问题上也有退行三部曲。又如民主,一九五七年凡是向共产党要民主的一律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区分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不同社会的民主当然有不同点,但只要是民主必然反对专制、独裁,有它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比反对专制、独裁还起劲。连民主的共同点都反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剩下什么?现在调子又变了,说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民主”是相对于“低度民主”而言。“高度民主”和“低度民主”不是两种民主,而是民主发展的两种不同程度。这又承认了民主的共同点,试与别人比高低了。 有些问题现在只是唱到退行二部曲,看起来还要往下唱。从前斩钉截铁地说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抽象来说,一个社会有计划地规划经济当然比无计划生产优越。但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的条件下,才能对社会作出计划。象苏联、中国那样根本不具备条件而搞计划经济,只能是凭“长官意志”瞎指挥。邓小平大概忘记了,六十年代他领导写作的名曰“九评”的那些反修文章,把搞市场经济叫做“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区分出两种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以前先是羞羞答答地宣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又发明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无计划经济。商品生产者各自为市场而生产商品,市场只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是谁也无法计划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个矛盾概念,等于说“有计划的无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有计划的无计划经济”。总有一天会唱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摘掉“社会主义”的帽子。 迫于内外压力而后退总比一步不退要好。京剧中有一招叫做“僵倒”,站着不动,直挺挺地倒下去。原苏联就是因为一步不退而突然“僵倒”。戈尔巴乔夫想退,为时已晚。一旦“僵倒”,用尽了“震荡疗法”、“休克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共产党垮台了,人民也遭殃。改革的共产党比起僵硬的共产党来,可以使人民少受痛苦,因而是值得欢迎的。 后退毕竟不是前进,虽然也随着大势所趋移动脚步,总是面向过去。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以后退保住权力。中国领导人常说“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从前可以说民主革命打江山的历史决定了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现在又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决定了还是必须由共产党领导。面向过去,就是为了牢牢抓住过去的历史作为论证共产党专权的根据。以不变应万变。只有共产党专权不能变,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变。反过来说,也是以万变求不变。因时而变、因事而变,才能保持共产党专权不变。无论是“不变”还是“万变”,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主义政党。共产党拥有垄断政权的特权,必然发生腐败。一党专权不变而应万变,只能是为滋生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腐败越来越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专权。为了反腐败又必须加强共产党专权。陷入恶性循环。 以后退住保权力是有限度的。退行机制最后集中到一点,共产党专权退不退?这一点不退,还是要“僵倒”。确实,这一点无法再退了,只有转身,放弃共产党专权。转过身来,面向将来,才是前进,退行曲就变成进行曲。在民主化、现代化的中国的舞台上角逐,中国共产党反而得救了。但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总有一天,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最后的抉择:究竟是“僵倒”还是转身?

   《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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