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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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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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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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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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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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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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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李长春在《求是》杂志二零零三年第十期发表的《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中提出:“抓紧建立思想库、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出抓紧建立智囊团不失为一种新思维,但对智囊团的意义的认识,显然还没有到位。现在,我就来着重谈谈智囊团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实质上是治理国家的合理的人才结构和制度安排问题。

    哲学王和政治王

    由什么人来治理国家才是合理的? 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在他构想的《理想国》中,是由具有最高智慧的“哲学王”担任统治者。他认为,,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应当掌握最高权力,由“哲学王”为社会作决定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抽象的推论,仅仅适用于“理想国”。在现实政治中,“哲学王”成为“政治王”是不可能的。智慧并不能转化为权力。获得智慧是认识论问题,掌握权力与认识论无关。通过选举是否可以选出“哲学王”来掌权?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从来没有选出一个“哲学王”担任公职。柏拉图本人堪称希腊一代“哲学王”,他在雅典所创办的柏拉图学园,声名卓著,门生众多。可是没有人选他为“政治王”,他的理论在自己身上就不灵验。选举只能产生代表利益的人,不能发现具有智慧的人。相反,具有智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竟被公民表决判处了死刑。从古到今的历史,没有一个“哲学王”成为“政治王”。假如“哲学王”成了“政治王”,一旦握有独断的最高权力,必将丧失超人的最高智慧,也就不是“哲学王”了。 从“哲学王”到“政治王”是不可能的;从“政治王”到“哲学王”倒是可能的。斯大林、毛泽东明明是“政治王”,却又自封为“哲学王”。他们奉行的是柏拉图命题的反题——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就具有最高智慧。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制度,不但实行政治统治,而且实行思想统治。因而政治权威兼为思想权威、理论权威,“伟大领袖”就是“伟大导师”。他们的著作成了人民的教科书,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要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後继者亦步亦趋,相沿成习。中国的第二代“政治王”兼“哲学王”邓小平,尽管没有理论也要叫“邓小平理论”。最可笑的是江泽民,拼凑出三句话(据说还是别人帮忙),叫做“三个代表”,狗尾续貂,算是第三代“政治王”兼“哲学王”的里程碑。 权力更不能转化为智慧。“政治王”自封为“哲学王”反而变得愚蠢。因为出于垄断的姿态,根本不在乎正确与否。毛泽东,固一时豪杰,起自草莽,跃登庙堂。但他一旦成为“政治王”兼“哲学王”,便失去了智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完全违背普通人的常识;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正常人的理性。他犯了一般人所不可能犯的荒唐的错误。“政治王”自以为全部真理尽在囊中,独断乾纲,堵塞了吸取他人智慧注入政治的渠道,这样的国家必然专制独裁。“哲学王”用权力来推行理论,一人滔滔,众人诺诺,扼杀了独立思考,这样的社会必然思想僵化。政治垄断加思想垄断(以经济垄断为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制度。 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以空想给人安慰,但在“理想国”中提出的问题——智慧和权力的关系,却是现实中不朽的论辩。体现智慧和权力的“哲学王”和“政治王”是不同的角色,应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扮演。如果一身而二任焉,对本人是不幸,对别人是灾难。掌握权力的人和具有智慧的人都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既然不可得兼,只有两相耦合。

    运动员和教练员

    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是由优秀的体育教练员训练出来的;没有世界水平的体育教练员,不可能训练出创造世界记录的体育运动员。既然体育教练员能训练别人创造世界记录,由他本人直接创造世界记录不行吗?不行的。美国NBA的有些篮球教练,能够训练出优秀的球队,但他们本人大腹便便,根本不能上场打球。篮球明星姚明是篮球教练李秋平训练出来的,李秋平即使能上场打球,肯定不如姚明。运动员少不了教练员,教练员又不能代替运动员。运动员是以运动项目为对象,教练员是以运动员为对象。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才。 体育运动场上,体育运动员和体育教练员的关系是简单明了的;移植到政治竞技场,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的关系也是一样。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出成绩,创记录,是政治运动员的事;政治运动员也需要接受训练,训练政治运动员的人就是政治教练员。优秀的政治运动员少不了优秀的政治教练员。“政治王”是治国的政治运动员,“哲学王”就是治国的政治教练员。“哲学王”代替“政治王”,就像体育教练员不去训练体育运动员,而妄图自己创造世界记录,必定一塌糊涂。“政治王”自封“哲学王”,就像体育运动员自己当体育教练员,等于没有教练,必定任性胡来。

    帝王和帝王师

    中国的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它也在不断完善,愈加精致。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是简单粗糙的,所以维持不了多久。专制制度的典型标本是在中国。 中国的专制制度有帝王,还有帝王师,这就是一种精致的表现。帝王是治国的政治运动员,帝王师便是政治教练员。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他们的身边都有高明的帝王师。秦王赢政的帝王师是韩非,汉高祖刘邦的帝王师是张良,汉武帝刘彻的帝王师是董仲舒,唐太宗李世民的帝王师是魏征,明太祖朱元璋的帝王师是刘伯温,如此等等。《史记》中关于张良扮演帝王师的角色,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刘邦为汉王时,韩信拥兵自重,飞扬拔扈,自称“假王”。“假”的含义,一是不真,另一是借代。“假王”的意思是代王。韩信派人向刘邦报告。刘邦一听,正要发作,张良在下面踢他的脚。刘邦知道张良暗示他克制,立即随机应变,说:既要称王,就称真王,何必称假王?刘邦本为市井酒徒,流氓腔是现成的。其实他还没有领会张良的用意。事後张良开导他:你如果不同意,韩信马上闹独立;与其如此,不如同意,加以笼络。也有相反的情形。范增本为项羽帝王师,项羽不听他的,范增拂袖而去。结果项羽反胜为败,让刘邦得了天下。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时,项羽犹言“非战之罪也,天亡我也。”真是死不认错。 帝王用权,帝王师用智;帝王师用智是训练帝王更好地用权。但帝王师本人当不了帝王,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名师,都不是帝王的料。文人当帝王如宋徽宗、李後主,往往是亡国之君。 中国古代不但帝王有政治教练员,官吏也有政治教练员。官吏的政治教练员叫做师爷。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以致不管是不是绍兴人,人们往往称之为“绍兴师爷”。师爷并无官职,但研究为官之道,本人不是官却可以训练别人当官。 专制制度无论如何精致,最终一定是暴虐。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兴之所至,生杀予夺。帝王师也是伴君如伴虎。魏征对唐太宗常常犯颜力谏,有一次唐太宗大怒,居然说出:恨不得杀了这个田舍翁(乡巴佬)。唐太宗冷静一想,还是少不了魏征,没有杀他。刘伯温差一点成了朱元璋炮轰功臣楼的炮灰。在专制制度下,帝王和帝王师、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的关系免不了紧张。

    政治家和智囊团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才能避免紧张,建立和谐的关系。 民主制度是分权制衡,又是定期轮换,谁都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不可转移的权力,治理国家的重要人物是一大批政治家。如美国,光是总统级干部——在世的前任总统、现任总统以及准备竞选的未来总统,起码有一二十人,不像专制制度下,帝王一人,太子或皇储也一人,顶多再加太上皇一人,总书记一人,接班人也一人,顶多再加“核心”一人。别的不说,仅从出人才这一点来看,民主制度肯定比专制制度兴旺。民主制度下,训练政治运动员的政治教练员,更是一大批。政治教练员的群体,就是智囊团。智囊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智囊团是以顾问、助理等名义活动的政治教练员;民间智囊团是活跃在各种咨询机构、研究机构中的为数众多的政治教练员。政治教练员不光是出主意,有时抨击时政就像老子训儿子一样。 当今美国总统布什,论个人才能,乃平庸之辈,作风“牛仔”,讲话“口误”。决定他上台的不是智慧,而是利益。在总统竞选中,人们明显地看到高尔的智慧远胜于他,至少不像他说英文还有文法错误。是布什背後的利益集团把他哄抬出来的。好在他的周围有能人,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在华盛顿政界甚至被称为“总统制造者”。决策过程也不是布什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都是产生于从民间到官方的智囊团的研究报告和听证会。前提是政治问题自由讨论,社会舆论充分表达民意。智囊团的作用是对民意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方案。智囊团提出方案,政治家进行选择。如果在五个方案中知道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只要有这点才能,总统就能当下去。决策的全过程是从民意到智囊团,再到政治家。定了方案,还要在分权制衡中通得过才行。所以,总统才能的高下,并不能完全左右国运的兴衰,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民主制度的原则是多数决定。民意测验、公民投票体现了多数决定。多数决定可以避免最坏的方案,但不一定产生最佳的方案,甚至一定不是最佳的方案。因为多数人在智慧方面的平均水平只能达到中等程度,说不定是集体的平庸。最新真理、先进思想总是首先占据个别人、少数人的头脑。在智慧方面,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都是少数。一部分是因为低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接受;另一部分是因为高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理解。如果坚持简单的多数决定,在拒绝低于平均水平的庸人的同时,也排斥了高于平均水平的精英。由精英参与决策过程,才是科学决策。智囊团体现了精英的作用。民主决策可以避免最坏的方案,科学决策可以寻求最佳的方案;两者结合,趋向完美。压制大众的精英政治是不民主;排斥精英的民主政治是劣质民主。 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就看不到精英的作用,只见专职政客和兼职政客吞云吐雾,口水泛滥。我访问台湾两次,还观摩了第一次总统直选。我对台湾政治的观察是,专制搞不成,民主搞不像。号称“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其实是很想搞点专制的。蒋经国是借专制搞民主,李登辉是借民主搞专制。落花流水春去也。李登辉的不光彩下野,说明在台湾搞专制毕竟不是时候了。常人以为,不是专制就是民主。专制和民主是可以分别打分的。一九九四年,“第三政体”这一民间组织的赞助者科罗拉多大学对一百五十七个国家进行分析,按民主和专制的程度分别进行打分,两类均为最高10分、最低0分。结果,六十五个国家的专制为0分,民主则分别为8、9、10分。得8分的为“民主边缘的国家”。⑴台湾不在六十五国之列。如果对台湾单独打分,专制也是0分,民主不会超过8分。世界上有不少地方,虽然摆脱了专制,民主仅得“边缘”,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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