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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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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李长春在《求是》杂志二零零三年第十期发表的《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中提出:“抓紧建立思想库、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出抓紧建立智囊团不失为一种新思维,但对智囊团的意义的认识,显然还没有到位。现在,我就来着重谈谈智囊团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实质上是治理国家的合理的人才结构和制度安排问题。

    哲学王和政治王

    由什么人来治理国家才是合理的? 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在他构想的《理想国》中,是由具有最高智慧的“哲学王”担任统治者。他认为,,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应当掌握最高权力,由“哲学王”为社会作决定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抽象的推论,仅仅适用于“理想国”。在现实政治中,“哲学王”成为“政治王”是不可能的。智慧并不能转化为权力。获得智慧是认识论问题,掌握权力与认识论无关。通过选举是否可以选出“哲学王”来掌权?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从来没有选出一个“哲学王”担任公职。柏拉图本人堪称希腊一代“哲学王”,他在雅典所创办的柏拉图学园,声名卓著,门生众多。可是没有人选他为“政治王”,他的理论在自己身上就不灵验。选举只能产生代表利益的人,不能发现具有智慧的人。相反,具有智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竟被公民表决判处了死刑。从古到今的历史,没有一个“哲学王”成为“政治王”。假如“哲学王”成了“政治王”,一旦握有独断的最高权力,必将丧失超人的最高智慧,也就不是“哲学王”了。 从“哲学王”到“政治王”是不可能的;从“政治王”到“哲学王”倒是可能的。斯大林、毛泽东明明是“政治王”,却又自封为“哲学王”。他们奉行的是柏拉图命题的反题——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就具有最高智慧。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制度,不但实行政治统治,而且实行思想统治。因而政治权威兼为思想权威、理论权威,“伟大领袖”就是“伟大导师”。他们的著作成了人民的教科书,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要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後继者亦步亦趋,相沿成习。中国的第二代“政治王”兼“哲学王”邓小平,尽管没有理论也要叫“邓小平理论”。最可笑的是江泽民,拼凑出三句话(据说还是别人帮忙),叫做“三个代表”,狗尾续貂,算是第三代“政治王”兼“哲学王”的里程碑。 权力更不能转化为智慧。“政治王”自封为“哲学王”反而变得愚蠢。因为出于垄断的姿态,根本不在乎正确与否。毛泽东,固一时豪杰,起自草莽,跃登庙堂。但他一旦成为“政治王”兼“哲学王”,便失去了智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完全违背普通人的常识;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正常人的理性。他犯了一般人所不可能犯的荒唐的错误。“政治王”自以为全部真理尽在囊中,独断乾纲,堵塞了吸取他人智慧注入政治的渠道,这样的国家必然专制独裁。“哲学王”用权力来推行理论,一人滔滔,众人诺诺,扼杀了独立思考,这样的社会必然思想僵化。政治垄断加思想垄断(以经济垄断为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制度。 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以空想给人安慰,但在“理想国”中提出的问题——智慧和权力的关系,却是现实中不朽的论辩。体现智慧和权力的“哲学王”和“政治王”是不同的角色,应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扮演。如果一身而二任焉,对本人是不幸,对别人是灾难。掌握权力的人和具有智慧的人都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既然不可得兼,只有两相耦合。

    运动员和教练员

    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是由优秀的体育教练员训练出来的;没有世界水平的体育教练员,不可能训练出创造世界记录的体育运动员。既然体育教练员能训练别人创造世界记录,由他本人直接创造世界记录不行吗?不行的。美国NBA的有些篮球教练,能够训练出优秀的球队,但他们本人大腹便便,根本不能上场打球。篮球明星姚明是篮球教练李秋平训练出来的,李秋平即使能上场打球,肯定不如姚明。运动员少不了教练员,教练员又不能代替运动员。运动员是以运动项目为对象,教练员是以运动员为对象。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才。 体育运动场上,体育运动员和体育教练员的关系是简单明了的;移植到政治竞技场,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的关系也是一样。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出成绩,创记录,是政治运动员的事;政治运动员也需要接受训练,训练政治运动员的人就是政治教练员。优秀的政治运动员少不了优秀的政治教练员。“政治王”是治国的政治运动员,“哲学王”就是治国的政治教练员。“哲学王”代替“政治王”,就像体育教练员不去训练体育运动员,而妄图自己创造世界记录,必定一塌糊涂。“政治王”自封“哲学王”,就像体育运动员自己当体育教练员,等于没有教练,必定任性胡来。

    帝王和帝王师

    中国的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它也在不断完善,愈加精致。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是简单粗糙的,所以维持不了多久。专制制度的典型标本是在中国。 中国的专制制度有帝王,还有帝王师,这就是一种精致的表现。帝王是治国的政治运动员,帝王师便是政治教练员。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他们的身边都有高明的帝王师。秦王赢政的帝王师是韩非,汉高祖刘邦的帝王师是张良,汉武帝刘彻的帝王师是董仲舒,唐太宗李世民的帝王师是魏征,明太祖朱元璋的帝王师是刘伯温,如此等等。《史记》中关于张良扮演帝王师的角色,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刘邦为汉王时,韩信拥兵自重,飞扬拔扈,自称“假王”。“假”的含义,一是不真,另一是借代。“假王”的意思是代王。韩信派人向刘邦报告。刘邦一听,正要发作,张良在下面踢他的脚。刘邦知道张良暗示他克制,立即随机应变,说:既要称王,就称真王,何必称假王?刘邦本为市井酒徒,流氓腔是现成的。其实他还没有领会张良的用意。事後张良开导他:你如果不同意,韩信马上闹独立;与其如此,不如同意,加以笼络。也有相反的情形。范增本为项羽帝王师,项羽不听他的,范增拂袖而去。结果项羽反胜为败,让刘邦得了天下。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时,项羽犹言“非战之罪也,天亡我也。”真是死不认错。 帝王用权,帝王师用智;帝王师用智是训练帝王更好地用权。但帝王师本人当不了帝王,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名师,都不是帝王的料。文人当帝王如宋徽宗、李後主,往往是亡国之君。 中国古代不但帝王有政治教练员,官吏也有政治教练员。官吏的政治教练员叫做师爷。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以致不管是不是绍兴人,人们往往称之为“绍兴师爷”。师爷并无官职,但研究为官之道,本人不是官却可以训练别人当官。 专制制度无论如何精致,最终一定是暴虐。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兴之所至,生杀予夺。帝王师也是伴君如伴虎。魏征对唐太宗常常犯颜力谏,有一次唐太宗大怒,居然说出:恨不得杀了这个田舍翁(乡巴佬)。唐太宗冷静一想,还是少不了魏征,没有杀他。刘伯温差一点成了朱元璋炮轰功臣楼的炮灰。在专制制度下,帝王和帝王师、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的关系免不了紧张。

    政治家和智囊团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才能避免紧张,建立和谐的关系。 民主制度是分权制衡,又是定期轮换,谁都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不可转移的权力,治理国家的重要人物是一大批政治家。如美国,光是总统级干部——在世的前任总统、现任总统以及准备竞选的未来总统,起码有一二十人,不像专制制度下,帝王一人,太子或皇储也一人,顶多再加太上皇一人,总书记一人,接班人也一人,顶多再加“核心”一人。别的不说,仅从出人才这一点来看,民主制度肯定比专制制度兴旺。民主制度下,训练政治运动员的政治教练员,更是一大批。政治教练员的群体,就是智囊团。智囊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智囊团是以顾问、助理等名义活动的政治教练员;民间智囊团是活跃在各种咨询机构、研究机构中的为数众多的政治教练员。政治教练员不光是出主意,有时抨击时政就像老子训儿子一样。 当今美国总统布什,论个人才能,乃平庸之辈,作风“牛仔”,讲话“口误”。决定他上台的不是智慧,而是利益。在总统竞选中,人们明显地看到高尔的智慧远胜于他,至少不像他说英文还有文法错误。是布什背後的利益集团把他哄抬出来的。好在他的周围有能人,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在华盛顿政界甚至被称为“总统制造者”。决策过程也不是布什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都是产生于从民间到官方的智囊团的研究报告和听证会。前提是政治问题自由讨论,社会舆论充分表达民意。智囊团的作用是对民意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方案。智囊团提出方案,政治家进行选择。如果在五个方案中知道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只要有这点才能,总统就能当下去。决策的全过程是从民意到智囊团,再到政治家。定了方案,还要在分权制衡中通得过才行。所以,总统才能的高下,并不能完全左右国运的兴衰,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民主制度的原则是多数决定。民意测验、公民投票体现了多数决定。多数决定可以避免最坏的方案,但不一定产生最佳的方案,甚至一定不是最佳的方案。因为多数人在智慧方面的平均水平只能达到中等程度,说不定是集体的平庸。最新真理、先进思想总是首先占据个别人、少数人的头脑。在智慧方面,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都是少数。一部分是因为低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接受;另一部分是因为高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理解。如果坚持简单的多数决定,在拒绝低于平均水平的庸人的同时,也排斥了高于平均水平的精英。由精英参与决策过程,才是科学决策。智囊团体现了精英的作用。民主决策可以避免最坏的方案,科学决策可以寻求最佳的方案;两者结合,趋向完美。压制大众的精英政治是不民主;排斥精英的民主政治是劣质民主。 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就看不到精英的作用,只见专职政客和兼职政客吞云吐雾,口水泛滥。我访问台湾两次,还观摩了第一次总统直选。我对台湾政治的观察是,专制搞不成,民主搞不像。号称“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其实是很想搞点专制的。蒋经国是借专制搞民主,李登辉是借民主搞专制。落花流水春去也。李登辉的不光彩下野,说明在台湾搞专制毕竟不是时候了。常人以为,不是专制就是民主。专制和民主是可以分别打分的。一九九四年,“第三政体”这一民间组织的赞助者科罗拉多大学对一百五十七个国家进行分析,按民主和专制的程度分别进行打分,两类均为最高10分、最低0分。结果,六十五个国家的专制为0分,民主则分别为8、9、10分。得8分的为“民主边缘的国家”。⑴台湾不在六十五国之列。如果对台湾单独打分,专制也是0分,民主不会超过8分。世界上有不少地方,虽然摆脱了专制,民主仅得“边缘”,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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