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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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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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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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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二零零三年第十期(五月十五日出版),发表了李长春的《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这似乎是中共十六大之後李长春上台接管宣传思想工作的政策宣言。

    论说“三贴近”者本人三不“贴近”

    “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都是老话,而且降低了标准。毛泽东时代,要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现在,“深入”做不到了,只能“贴近”,就是附在外面,或下面,或上面,反正不是里面。“贴近”也行,比疏远要好。如果严格实行,或许多少能改进工作。要贴近实际,就是不要贴近原则,玩弄原则必定说空话;要贴近生活,就是不要贴近空想,陷于空想必定说大话;要贴近群众,就是不要贴近领导,紧跟领导必定说假话。 可惜,李长春只说要什么,没有说不要什么;只讲正面的道理,不提负面的事实。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蔚然成风,这是中国当前的实际。李长春没有勇气面对这样严峻的实际。论说“三贴近”者本人就不贴近实际,还是坚持玩弄原则。 李长春说:“要始终把工作视点对准火热的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吸取新鲜营养,展示未来生活的美好前景,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愤发图强,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共同奋斗”。好听的话说了一大堆。“未来生活的美好前景”、“更加美好的新生活”等等,是否包括几千万下岗工人和离乡背井流入城市的农民?是否包括贫困地区几千万缺吃少穿的人民?论说“三贴近”者本人就不贴近生活,还是爱好陷于空想。 李长春说:新闻单位要“接受地方党委和群众的监督,努力使中央满意,地方党委满意,群众满意,新闻单位也满意。”新闻单位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问题;同时还要接受地方党委的监督,就很成问题了。监督是约束机制,特别是无权者对权力行使者的约束机制。地方党委实际上是地方的权力中心(并无宪法根据),应为被监督者;群众和新闻单位是监督者。如果地方党委既要行使权力,又要监督别人,那就称霸一方了。中央、地方党委、群众、新闻单位四方满意固然是好,只怕难以做到。按照“三个代表”的逻辑,好办。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只要党满意了,就代表人民群众满意了。“三个代表”的功用在于,保证党一个满意,代替其他的一切满意。所以李长春还说:“报道揭露问题时,一定要反映当地党委政府采取的措施、解决的结果。”那就是说,当地党委政府还没有采取措施、达到解决结果时,不能报道揭露。报道揭露是为了促成问题的解决;有了“解决的结果”再去报道,就不成其为揭露,变味为歌功颂德了。这样,当地党委和政府当然满意了。如果报道揭露只能使群众满意、新闻单位满意是不行的,一定要使当地党委和政府满意才行。上面那四个满意,头两个满意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论说“三贴近”者本人就不贴近群众,还是提倡紧跟领导。对领导要服从,但不是紧跟。服从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行使自上而下的机制;同时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还必须行使自下而上的机制,那就是监督。服从和监督,相反相成。紧跟领导,只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督,也没有群众的地位。

    维护旧格局

    总起来说,李长春的政策声明依然是一派官腔、满篇套话;但在官腔和套话之中,也透露了一些新的信息。打个比方,这是在蛋壳里面酝酿的变化。如果看到还是原来的囫囵一个蛋,不要忽略蛋壳里面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毋需过于沮丧;如果看到新近有了变化,不要忽略它仍然维护着固有的蛋壳,且慢过于兴奋。恐怕不仅是宣传思想工作,这是中共十六大以後一个时期的总的特征。 李长春维护蛋壳的努力表现在,强调“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要“不断加强”其“指导地位”云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不同的。列宁在世时,“列宁主义”是反对列宁的人表达的贬义。是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神圣化了;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也是斯大林的手艺。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退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以血腥手段公开镇压人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又在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多走出一步。中国共产党早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了。邓小平理论只有断语,没有逻辑前提,没有推理过程,根本称不上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比断语更为简单化的标语。这些,压根儿不成其为“意识形态”,更谈不上“全社会主流”。扯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旗号,只不过表明维护一九八九年邓小平颠覆合法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非法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以来形成的格局不变。如果不能追究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反人民、反党的罪责,消除江泽民追随邓小平的恶劣影响,彻底告别江泽民时代,中共现领导就不可能突破蛋壳,求变创新,有所作为。

    透露新信息

    李长春所透露的新的信息有三点: 第一,丁关根的方针是“弘扬主旋律”,李长春作了一点补充:“提倡多样化”。一方面要与丁关根衔接,另一方面又另有打算,结果就成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结合”。这是一个矛盾的方针。认真“提倡多样化”,“主旋律”也不过是“多样化”中的一样,无所谓弘扬不弘扬。如果“主旋律”有说服力,在多样化的竞争中,必能掌握群众,不需要人为地“弘扬”;如果“主旋律”没有说服力,在多样化的竞争中打败仗,再怎么“弘扬”也是白搭。既然“提倡多样化”,就不能强行“统一思想”、追求“舆论一律”了。 第二,李长春提出“使宣传思想工作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毫无新意,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时代早就鼓吹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了。但从中共领导人口中说出来,还是新鲜事。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为本。邓小平的“国权重于人权”是以国家为本。江泽民煽动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为本。总之,都不是以人为本。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挑起人权纠纷,根本之点是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就是不以人为本。是否切实“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看中国的人权事业有无改观。 第三,李长春所透露的新的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抓紧建立思想库、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思想库、智囊团”,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在西方社会也是毫无新意。但在极权制度下提出,还真是新鲜事。从前,有人一提“智囊团”就被指责为“削弱党的领导”。现在终于认识到“‘三贴近’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体制、机制、制度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希望以建立智囊团来解决体制、制度方面的问题。但对问题的认识显然不足。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有责任帮助生活在极权制度下愿意变革的人们提高认识。 智囊团问题,实质上是治理国家的合理的人才结构和制度安排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向我提供了李长春的文章,并约我访谈,因而促成我写这篇文章。

   2003年5月27日于哈佛大学

   《争鸣》(香港)2003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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