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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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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老赵: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人们十分关心。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一段话讲得太好了,你们听听:“在人民内部要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一再宣布的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方针,广开言路,严禁给发表不同意见的群众‘穿小鞋’和实行其他的压制打击。”这样,“心有余悸”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我们学术界的福音,从此以后,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就大有希望了。我们可以大胆地讲、大胆地写。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大孙:写在文件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东西,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还有个贯彻执行的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1956年提出来的。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还说,这个方针不但是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好方法,也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紧接着就来了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些具有不同见解的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57年以后自由讨论的气氛反而不如以前。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多年间,棒杀百花,罢黜百家,完全扼杀了自由讨论。就拿你刚才念的一段话来说,那里强调“三不主义”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一再宣布”的,为什么要“一再宣布”?还不是因为有“一再违反”、“一再废除”,所以才要“一再宣布”吗?有了正确的方针,还要上下努力,创造条件,促其实现。
    小李:可不是吗?就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又有人打棍子。我们教研室的一位教员写了一篇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进行讨论。领导上说,这是政治问题,不能讨论。你看,有什么百家争鸣!
    老赵: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这说明要贯彻百家争鸣必须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要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小李:你这种说法我听得多了,但不解决问题。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老是划不清。

    大孙:为什么老是划不清?我们要研究一下,究竟能不能划清?
    老赵: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既然是两个概念,它们分别反映了不同的事物。本来界限是很清楚的,就是有人把它搞混了。
    大孙:我提一个问题,你说,政治学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
    老赵:政治学嘛,它还是一门学问,当然是学术问题。
    大孙:可是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从头到尾是讲政治的,怎么能说它不是政治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也很难说它仅仅是学术问题。
    小李:对了,本来就划不清界限嘛!
    大孙:老赵是讲究概念的,就说概念吧。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从逻辑学上说,是交叉概念,有部分重合,政治问题中有学术,学术问题中有政治。象政治学、法学,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学术问题。
    老赵:除此以外,在大部分问题上都是可以划清界限的。
    小李: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请看事实:1957年,把有不同观点的人,打成了“右派”。1958年,在“红专辩论”中搞“拔白旗”,把一些具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从群众队伍中“拔”了出来,连心理学这一门科学都当作“白旗”拔掉了。1959年,怀疑小麦亩产几十万斤的科学家,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了批判。那几年,搞得鸦雀无声,人人自危。1962年,对运动中搞错了的进行甄别平反。当时总结了一条教训:一定要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以后又怎么样呢?政治运动一来,学术批判一搞,界限又不清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开始说是学术问题。忽然刮来一阵风,某个权威认为,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这就成了政治问题,于是不允许再讨论了。对讲合二而一的同志进行了一场政治上的围攻。历史研究应该说是学术问题吧,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历史题材,即使牵涉到对清官的评价、道德的继承等等,也都是学术问题。可是,《海瑞罢官》被断定为要害是“罢官”,是为1959年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不容分说,这在当时就成了吴晗的“反党罪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就更甭提了。你说,什么时候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
    大孙:小李,你的连珠炮火力很猛,但命中率不高。
    老赵:是啊,哲学、历史等等本身都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毛病就出在把它们搞混了,所以我们要强调划清界限。
    大孙:为什么能把它们搞混呢?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本来就是有联系的。有一类学术问题,同时又是政治问题,前面讲过了。有一类学术问题,本身不是政治问题,但它们是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哲学是学术问题,因为它是研究世界观、方法论的,不同的哲学观点可以引出不同的政治结论。经济学是学术问题,因为它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的见解不同可以导致实际工作中的政策分歧。还有一类学术问题,本身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但它们是为政治服务的,象历史学、教育学等就是这样。连自然科学也有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所以说,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没有的。刚才小李提到的,小麦能不能亩产几十万斤,这本来是自然科学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了政治问题。你说小麦亩产几十万斤不可能,这就不能为左倾的政治服务,所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总之,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是有联系的,可以转化的,因而界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分明的。期望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再开展百家争鸣,这就很难办。
    小李:因为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划不清,所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过去没有实行,今后也很难说。
    老赵:你的说法不对,我们要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大孙说,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是相对的,那还是有界限呀,只要划清界限,开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没有问题的。
    大孙:在能不能划清界限的问题上,你们二位意见很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开展百家争鸣有赖于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一个是从事实上看到没划清,因而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一个是从理论上强调能划清,因而认为百家争鸣没有问题。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但总是不能解决问题。这就要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提法究竟对不对?
    老赵:怎么不对?《人民日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你们看,这是8月20日的报纸,这里有一段:“林彪、“四人帮”……混淆艺术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借此大打棍子,大扣帽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还有:“两年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这方面作了拨乱反正”。怎么样?
    大孙:《人民日报》上的提法也是可以讨论的。不能说上了书的就不能动,也不能说上了报的就不能动。按报纸上的那种说法,拨乱反正没有拨到点子上。
    [老赵:你说没有拨到点子上,那大家为什么津津乐道呢?]
    大孙:[这种提法虽然不解决问题,但它的提出是有现实理由的。许多学者、教授无端地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迫害,学术研究被迫中断。他们对政治问题无能为力,但求在动乱的海洋中有个安全岛,潜心做学问。凡是政治混乱的时代,就会发出“不问政治”、“政治与学术分家”等等的喊声,这是消极的抗议。不过,这种天真善良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反而划地为牢,更不自由。]即使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又怎么样呢?那不是宣布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政治问题不能自由讨论吗?有一位主张两个“凡是”的理论家,在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就是这样说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难道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吗?难道只能在远离政治的地方实行言论自由吗?林彪、“四人帮”作乱时,一涉及政治问题,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只有“长官意志”起作用,棍子打下来就无法抵挡。如果政治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打棍子并不可怕;你拿棍子打过来,我也可以拿棍子打过去,无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当年如果允许讨论的话,如果允许吴晗申辩的话,怎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冤案?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以及其 他问题,都实行言论自由,这样,即使混淆了界限也没有关系。政治上的发言权是言论自由的灵魂,如果在政治问题上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在其他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就没有多大意义,而且也往往得不到保证。所以,要实现百家争鸣,不能在划界限上下功夫。我刚才说小李火力虽猛,命中率不高,就是这个意思。正确的提法是:必须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必须实行充分的言论自由!
    小李:你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确实是这样,过去对某个问题一旦宣布是政治问题,这就意味着剥夺大家的发言权,只有“长官”说了算。要批判某种观点、某个人,就把问题拉到政治上来,或者象人们常说的“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这样,一声令下,万炮齐轰。这是整人的秘密。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没有人进行过论证,但在我们这里似乎已经是不成文法。这就是一个大禁区,现在要冲破这个禁区。是民主政治,就应当允许讨论;不许讨论,就是独裁政治、专制政治、法西斯政治。
    老赵:年轻人,不要激动。我就认为政治问题不能自由讨论。什么都自由讨论不就乱了套了吗?当然,政治问题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但不是自由讨论。
    大孙:你不喜欢自由讨论,赞成发扬民主,好吧,我们就讨论一下政治民主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对政治问题进行自由讨论)。你所理解的发扬民主是让人讲话,这也是现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让人讲话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吗?我看不见得。在封建社会里,碰上清官、明君,也可以让人讲话,这就是广开言路、体察民隐、采风、纳谏之类;碰上贪官、昏君,则根本不让人讲话,甚至不让人活下去。让人讲话和不让人讲话都是说明专制统治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让人讲话不过是一种开明专制,没有改变专制的实质。封建社会是等级授权制,君赋官权,官赋民权。老百姓没有讲话的权利,如果多少有一点讲话的权利,也是皇帝和官吏恩赐的。资产阶级提出“天赋人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就是说,作为人,天生就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也不能由什么人来剥夺。这里讲的人实际上是资产者,所谓人权也不是天赋的,而是资产阶级通过革命争取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说也是为了“争得民主”(这是《共产党宣言》里的提法),就是争得人民成为社会主人的权利。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国家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按照老赵的意见,这种关系就颠倒了。发扬民主只是公仆让主人讲话,这不是笑话吗?既然有权让人讲话,同样也有权不让人讲话。这是比“天赋人权”落后的政治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有时让人讲话是“引蛇出洞”,接着就是不让人讲话。[这样,再让人讲话,人家也不讲了。主人老是害怕讲话讲得不得体就犯“恶毒攻击”罪、“诬陷”罪,而公仆却从来不怕因侵犯公民权利而获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公仆让主人讲话,应当是公仆听主人讲话。人民有权就各种政治问题广泛地发表意见,进行讨论。刚才我们争论的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只能在学术问题上进行讨论,而政治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正因为是政治问题,更加应当讨论,而且人人可以参加讨论。学术问题只能由专家、学者去讨论,而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更必须由人民来讨论。当然,根据政治问题的性质不同,可以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有的在党内讨论,有的在会议上讨论,有的在报刊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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