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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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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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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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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在中国

    中国的传统重义务
   
    中国的传统社会以义务为中心,西方的传统社会以利权为中心。利权和义务不能分割,合理的社会应是利权和义务的平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以义务为中心和以利权为中心,虽然各有片面性,但比较起来,以利权为中心优于以义务为中心。以利权为中心,导致重视人的价值,发展出人权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提出过关于人的学说,只是归结为明确人的各种社会身分,以及规定各种社会身分的人应尽的义务,要求人必须如何、不得如何,忽视人应当如何、可以如何。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是提倡放弃个人利益,而利权恰恰植根于对应有的个人利益的坚持。古代的“义利之辩”,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对後世影响深远。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⑴孟子说:“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⑵到了汉代,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完全以“义”否定“利”,鼓吹“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⑶江泽民却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是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⑷董仲舒此说,语出何典?汉代还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董仲舒怎么能讲出两千多年以後的新名词?汉代人也没有现代人的“权利”观念。当时的“权利”是“权”和“利”,相对于“仁”和“义”,故曰“或尚仁义,或务权利。”⑸争权夺利是贬义,也没有人公开主张“维护权利”,而是“贱权利,上笃厚。”⑹江泽民为共产党领导人贴金,竟一路贴到古人的脸上去了。
    古代中国,利权的传统不发达,剥夺利权的专制的传统却特别发达。中国的专制制度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长行不衰,绵延至今。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⑺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猛回头,发现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⑻专制的传统就是“吃人”的传统。

   
    从同等的人权到阶级的人权
   
    中国自身的传统没有产生人权观念,人权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当然中国的传统也有接受人权观念的思想基础。陈独秀在引进人权观念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五年,他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後改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法兰西的人权学说是近代文明的特征之一。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把人权观念带到了共产党内。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到了抗日时期,还扩大到“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⑽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所应有的共同的利权。现在的中国理论家把这段话篡改成这样:“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谈到‘人民权利’时指出:应规定人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⑾隐去了“地主、资本家”。因为现时流行的观点是讲人权的阶级性。“如果要谈论人权,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是哪一个阶级的人权?”“人权也只能是阶级的人权。”⑿可惜,这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照此说来,地主、资本家有地主资本家的人权,工人、农民有工人、农民的人权,而没有“同等的人权”。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後,背叛了自己往日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消灭阶级,解放人类。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它不能求助于历史利权,而只能求助于人权”。⒀“历史利权”就是特殊的阶级利权,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实现特殊的阶级利权,而是实现普遍人权。只有把一切人从从阶级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消灭阶级。如果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权,那么,无产阶级只能追求无产阶级人权,即“历史利权”。另一方面,消灭阶级就要消灭不同阶级的人权,即消灭不同阶级的人作为人的利权。所以共产党对待所谓的“阶级敌人”总是任意作践,无所不用其极。共产党取得政权後,以阶级的人权否定不同阶级的人具有“同等的人权”,正是在事实上侵犯人权的理论上的痴迷。
   
    中国政府人权政策的基本点
   
    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权统治下无人权可言。共产党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而向人民作出人权、自由、民主的承诺。共产党夺取政权後,建立了更加严密的一党专权,完全抛弃了人权、自由、民主的承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任何一党专权的现代专制和帝王统治的古代专制一样,都是蔑视人权的。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政府不断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拒斥人权要求。历次政治运动,可以说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人权的高潮。“文化大革命”结束,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要求起码的做人的利权,西单民主墙上出现呼喊人权的大字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却说,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⒁官方报纸针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⒂邓小平在那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归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⒃接着,官方的舆论工具就按邓小平的旨意对人权和西单民主墙进行声讨。他们认为:谈论人权是“反动的观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人权唱腔的变调
   
    在国内人民的呼吁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开始变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⒄邓小平从不讲人权到讲人权,但他讲的是与众不同的人权。发明两种人权论的功用就在于以“我们讲的人权”去反对别人讲的人权。本来,凡人权必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又变出“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人权,即无产阶级人权和资产阶级人权。实际上是以阶级人权论对抗普遍人权论。
    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向人民开枪。全世界的舆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如果按照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唱腔又不得不变: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这是中国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为了抵挡对流血事件的批评,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扬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因此要讲人权,应该说中国最有资格。”⒅最不讲人权的人变得“最有资格”讲人权了。于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发言人一再声称“我们历来高度重视人权问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说从此重视人权问题,是值得欢迎的。但他们不说“从此”,而说“历来”。说“从此”是真诚的,说“历来”就是虚伪的了。他们忘了,“历来”重视的人权问题若干年前还被说成是“反动的观点”。人权又从两种变成了一种,而且试图在同一种人权上与“帝国主义国家”比高低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演奏了三部曲:出发点是“一概排斥,断然拒绝”;转入第二部“区分两种,我取其一”;奏出第三部竟是“高度重视,历来如此”。这种变化,只是策略的应变,不是政策的改变。从一九七九年的镇压西单民主墙,到一九八九年的镇压天安门示威,到一九九九年的镇压民主党、法轮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作为有什么两样?谈论人权的姿态却大不一样了。签署两个人权公约也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但有所变化还是比顽固不化要好。中国的事情常常弄假成真。市场经济就是弄假成真的。在人权问题上也会这样。人民要迫使政府把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弄假成真。      
   
   
   注:
    ⑴《论语·里仁》。
    ⑵《孟子·梁惠王》(上)。
    ⑶《汉书·董仲舒传》。
    ⑷《克林顿访华期间中美首脑关于人权的演讲及回答》,《中国公民人权读本》,第48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⑸桓宽《盐铁论·杂论篇》。
    ⑹《汉书·严安传》。
    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⑻鲁迅《狂人日记》。
    ⑼《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
    ⑾⑿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第5、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页。
    ⒁《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
    ⒂《北京日报》1979年3月22日。
    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5页。
    ⒅《人民日报》1991年11月3日。
   
   
   《中国之春》(美国)200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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