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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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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在中国

    中国的传统重义务
   
    中国的传统社会以义务为中心,西方的传统社会以利权为中心。利权和义务不能分割,合理的社会应是利权和义务的平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以义务为中心和以利权为中心,虽然各有片面性,但比较起来,以利权为中心优于以义务为中心。以利权为中心,导致重视人的价值,发展出人权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提出过关于人的学说,只是归结为明确人的各种社会身分,以及规定各种社会身分的人应尽的义务,要求人必须如何、不得如何,忽视人应当如何、可以如何。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是提倡放弃个人利益,而利权恰恰植根于对应有的个人利益的坚持。古代的“义利之辩”,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对後世影响深远。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⑴孟子说:“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⑵到了汉代,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完全以“义”否定“利”,鼓吹“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⑶江泽民却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是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⑷董仲舒此说,语出何典?汉代还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董仲舒怎么能讲出两千多年以後的新名词?汉代人也没有现代人的“权利”观念。当时的“权利”是“权”和“利”,相对于“仁”和“义”,故曰“或尚仁义,或务权利。”⑸争权夺利是贬义,也没有人公开主张“维护权利”,而是“贱权利,上笃厚。”⑹江泽民为共产党领导人贴金,竟一路贴到古人的脸上去了。
    古代中国,利权的传统不发达,剥夺利权的专制的传统却特别发达。中国的专制制度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长行不衰,绵延至今。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⑺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猛回头,发现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⑻专制的传统就是“吃人”的传统。

   
    从同等的人权到阶级的人权
   
    中国自身的传统没有产生人权观念,人权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当然中国的传统也有接受人权观念的思想基础。陈独秀在引进人权观念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五年,他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後改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法兰西的人权学说是近代文明的特征之一。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把人权观念带到了共产党内。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到了抗日时期,还扩大到“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⑽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所应有的共同的利权。现在的中国理论家把这段话篡改成这样:“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谈到‘人民权利’时指出:应规定人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⑾隐去了“地主、资本家”。因为现时流行的观点是讲人权的阶级性。“如果要谈论人权,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是哪一个阶级的人权?”“人权也只能是阶级的人权。”⑿可惜,这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照此说来,地主、资本家有地主资本家的人权,工人、农民有工人、农民的人权,而没有“同等的人权”。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後,背叛了自己往日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消灭阶级,解放人类。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它不能求助于历史利权,而只能求助于人权”。⒀“历史利权”就是特殊的阶级利权,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实现特殊的阶级利权,而是实现普遍人权。只有把一切人从从阶级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消灭阶级。如果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权,那么,无产阶级只能追求无产阶级人权,即“历史利权”。另一方面,消灭阶级就要消灭不同阶级的人权,即消灭不同阶级的人作为人的利权。所以共产党对待所谓的“阶级敌人”总是任意作践,无所不用其极。共产党取得政权後,以阶级的人权否定不同阶级的人具有“同等的人权”,正是在事实上侵犯人权的理论上的痴迷。
   
    中国政府人权政策的基本点
   
    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权统治下无人权可言。共产党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而向人民作出人权、自由、民主的承诺。共产党夺取政权後,建立了更加严密的一党专权,完全抛弃了人权、自由、民主的承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任何一党专权的现代专制和帝王统治的古代专制一样,都是蔑视人权的。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政府不断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拒斥人权要求。历次政治运动,可以说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人权的高潮。“文化大革命”结束,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要求起码的做人的利权,西单民主墙上出现呼喊人权的大字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却说,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⒁官方报纸针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⒂邓小平在那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归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⒃接着,官方的舆论工具就按邓小平的旨意对人权和西单民主墙进行声讨。他们认为:谈论人权是“反动的观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人权唱腔的变调
   
    在国内人民的呼吁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开始变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⒄邓小平从不讲人权到讲人权,但他讲的是与众不同的人权。发明两种人权论的功用就在于以“我们讲的人权”去反对别人讲的人权。本来,凡人权必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又变出“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人权,即无产阶级人权和资产阶级人权。实际上是以阶级人权论对抗普遍人权论。
    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向人民开枪。全世界的舆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如果按照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唱腔又不得不变: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这是中国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为了抵挡对流血事件的批评,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扬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因此要讲人权,应该说中国最有资格。”⒅最不讲人权的人变得“最有资格”讲人权了。于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发言人一再声称“我们历来高度重视人权问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说从此重视人权问题,是值得欢迎的。但他们不说“从此”,而说“历来”。说“从此”是真诚的,说“历来”就是虚伪的了。他们忘了,“历来”重视的人权问题若干年前还被说成是“反动的观点”。人权又从两种变成了一种,而且试图在同一种人权上与“帝国主义国家”比高低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演奏了三部曲:出发点是“一概排斥,断然拒绝”;转入第二部“区分两种,我取其一”;奏出第三部竟是“高度重视,历来如此”。这种变化,只是策略的应变,不是政策的改变。从一九七九年的镇压西单民主墙,到一九八九年的镇压天安门示威,到一九九九年的镇压民主党、法轮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作为有什么两样?谈论人权的姿态却大不一样了。签署两个人权公约也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但有所变化还是比顽固不化要好。中国的事情常常弄假成真。市场经济就是弄假成真的。在人权问题上也会这样。人民要迫使政府把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弄假成真。      
   
   
   注:
    ⑴《论语·里仁》。
    ⑵《孟子·梁惠王》(上)。
    ⑶《汉书·董仲舒传》。
    ⑷《克林顿访华期间中美首脑关于人权的演讲及回答》,《中国公民人权读本》,第48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⑸桓宽《盐铁论·杂论篇》。
    ⑹《汉书·严安传》。
    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⑻鲁迅《狂人日记》。
    ⑼《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
    ⑾⑿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第5、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页。
    ⒁《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
    ⒂《北京日报》1979年3月22日。
    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5页。
    ⒅《人民日报》1991年11月3日。
   
   
   《中国之春》(美国)200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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