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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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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自由有多少种?凡是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就是自由,因此自由的种类不可能完全列举。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由的种类是不断增加的,也不可能一时穷尽。例如,有了印刷术,就有出版自由;有了报纸,又有新闻自由。有了邮政,就有通讯自由;有了电脑网络,又有网络通讯自由。社会的发展,就是自由向着广度开拓和深度掘进。假如进行反推,以上这些自由都没有,人作为存在,必须有存在的自由。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自由虽然不可能完全列举、一时穷尽,但不外乎两大类:人作为物质存在的自由和作为精神存在的自由。这两大类自由都是不断丰富、不断延伸的。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人作为物质存在的自由首先是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指无害于他人的一切人身的物质活动都是自由的,它的反面是人身奴役、人身侵害。《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如果在一国之内人身自由和安全得不到保障,“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作为传统的公民利权的人身自由在二十世纪已经发展为国际人权。人身自由得到保障,才能谈得上其他的自由。因此人身自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自由,是衍生其他自由的自由。

    对人身自由的侵犯来自两方面:私人的侵犯和公共权力的侵犯。古代的法律只是禁止私人对人身的侵害。刘邦进入咸阳,发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老百姓杀人、伤人侵害人身者,都要治罪,官府杀人、伤人却不在此列。法律虽禁止私人之间的人身侵害,但又不禁止人身奴役,使用奴婢、卖身为奴都是合法的。古代社会的人身自由是没有保障的。近代社会反对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是从争取人身自由开始的。民主社会的法律,不仅禁止私人对人身自由的侵犯,更重要的是禁止公共权力对人身自由的侵犯。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役制度,以及贩卖人口、强迫卖淫等侵害人身自由的行为,均在禁止之列。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那里决不是民主社会。
    保障人身自由,必须承认公共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可能性,然後才能制定严格的法律来预防侵犯的发生,以及已经发生之後的救济。
    中国政府自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政府权力就不需要监督、制约。宪法上虽有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但并没有相应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规定。因为宪法的规定不充分,根据宪法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得不补充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又缺乏落实的程序和措施。法律本身不完善,而不完善的法律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法律的执行比法律本身更加缺乏人权精神。
    有罪推定侵犯人身自由
    法律的执行也可能构成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从有罪推定还是从无罪推定出发,执行法律的结果截然不同。政府抓了人,首先推定、认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证明有罪,这就是有罪推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实行有罪推定。不管什么人,被押上公堂就有罪,老爷喝令:“从实招来!”如若招不出来,先打四十大板再说。所以有罪推定只能是专横、专权、专制的原则,冤、假、错案皆由此而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针对有罪推定提出无罪推定: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应当被看作无罪。无罪推定是保障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原则,现在已经列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这一原则可以引申出诸多规定:有罪无罪未决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结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被告人拒绝陈述不能作为有罪的根据,等等。美国警察抓人,总是口中念念有词:“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中国警察的口头禅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抓了人,不许沉默,非要叫人家“坦白”,就是在未证明有罪之前首先推定有罪,而且要人家自己证明有罪。无罪的人被抓,无可“坦白”,接着又是“抗拒从严”。这完全是古代从实招来、四十大板的翻新。中国长期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一九五七年,主张实行无罪推定的法学家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了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的谈话,其中讲到:“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变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既然抓了就不放”就是中国政府实行有罪推定的经典公式。不管有罪无罪,既然抓了就不放,一律判刑。法律条文受“既然抓了就不放”的摆布,公民的人身自由还有什么保障?邓小平的那个谈话公开发表时,上述一段话修改了,变成这样:“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变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⑴主要之点“既然抓了就不放”没有了。天机不可泄露,赶紧收藏起来。原来“既然抓了就不放”是只能做不能说的。用後一段话代替前一段话,可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侵犯人身自由的情景悲惨
    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遭受严重的侵犯,情景是很悲惨的。
    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大规模地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导致身心伤害,以至非正常死亡。一部分人有幸得到“平反”,但没有得到赔偿。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运用军事暴力对公民侵害人身,造成大量伤亡,至今没有按照法律作出适当处理,而受害者还蒙受“反革命暴徒”的不白之冤。
    在日常的政府行为中,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行政机关不根据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任意拘留、搜查、逮捕、羁押公民,不经过法院审判可以长期关押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之下警察打骂法轮功学员;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拘留四十八小时之後,既不起诉又不释放。
    近几年,社会上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引诱卖淫、强迫卖淫等人身奴役和变相奴役也十分猖獗。由于政治肮脏、法制败坏、官匪一家,这种犯罪活动非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走向有组织的犯罪。
    制度性的侵犯人身自由
    中国政府制度性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最突出的表现是“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都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这些法规是违反人权的,也是违反中国现行宪法的。“收容审查”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非法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劳动教养”是非经法院判决的强迫劳动,构成对公民的人身奴役。由于多年来自由化知识分子的反对和被“收容审查”者的抵制,一九九七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否定了“收容审查”的规定。但公安部门积习难改,事实上类似“收容审查”的做法依然存在。而非法的“劳动教养”还在推行,继续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仅仅到一九九四年为止的统计,中国有“劳动教养”场所二百三十五处,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每年达十五万人左右。⑵
    “劳动教养”的对象是不断扩大的。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的功能是教育和就业两个方面,因此“劳动教养”的对象相应为“游手好闲、违反纪律、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一九八二年,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改变和扩大了“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新的规定是: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其他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犯罪分子。其中,特别是“长期拒绝劳动,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阻”等等,提供了任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根据。近年来,“劳动教养”又成了政治打击的方便手段,不经审判、不需证据、不许辩护,公安部门可以轻易地决定异议人士“劳动教养”三年。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剥夺了人身自由连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就是最高限度的惩罚。按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犯罪分子,事实上,“劳动教养”剥夺人身自由、进行强迫劳动的严重程度与刑事罪犯的“劳动改造”没有区别。而“劳动教养”的期限竟长于部分刑事罪犯。中国刑罚的主刑,最低层次为管制,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依次为拘役,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然後是有期徒刑,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再者是无期徒刑。最後是死刑。按行为性质,不追究“劳动教养”对象的刑事责任,受罚的程度应在管制三个月以下;按行政法规,“劳动教养”对象却必须受一至三年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惩罚,长于管制和拘役,相当于有期徒刑。因此,国务院、公安部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是荒唐的法规。法规的执行是行政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违宪行为。严重违宪而长期得不到纠正,又是中国宪法的危机。
    人身自由必须附加居住自由
    如果居所任人破门而入,还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居住自由是维护人身自由之必须。
    居住自由的含义首先是住宅不受侵犯。英国的判例中有一句名言:“每个人的住房就是他的堡垒。”这是由法律构筑的堡垒。但如果人人必须一辈子死守“堡垒”,住宅又成了牢笼,还是不自由。因此,居住自由不能仅仅局限在住宅不受侵犯,应当包括选择居所的自由和迁徙的自由。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据统计,美国人一生中的迁徙平均达十次之多。
    《世界人权宣言》对居住自由作了多方面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第十三条则又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自由迁徙和择居之权。”关于居住自由的全面规定包括三方面:第一,住宅不受侵犯;第二,择居的自由;第三,迁徙的自由。
    居住自由需要宪法保障
    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官府一道命令,可以对人民抄家,还可以强迫大迁徙。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县广济寺的一棵大槐树下,曾是强迫大迁徙的集散地,以至四面八方怀念故土的人口头相传:“家在洪洞槐树下”。
    中国第一部规定居住自由的法律是辛亥革命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後来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居住自由的三个方面中,缺少选择居所自由的规定。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一九五四年宪法对居住自由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同时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一九七五年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年宪法和一九八二年宪法仅仅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取消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是宪法史上的倒退。
    一九五四年宪法虽然对居住自由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中国公民实际上享受不到。“文化大革命”中,在任意侵犯人身自由的同时,住宅不受侵犯的法律规定也被抛之九霄云外了。那时不但盛行抄家之风,还可以肆意将“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扫地出门”,使人顿时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不能保证住宅不受侵犯,失却了安身立命之所。“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後来的几部宪法虽然保留了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但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现象的重演?毫无保证。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选择居所的自由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也是空洞的。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私人不能拥有房产,住房是听从单位分配的,除了特权阶层外,普通老百姓毫无选择居所的自由。户口制度又限制了迁徙自由,特别是在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广大农民成了二等公民。中国公民没有迁徙自由,却必须服从强迫迁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续了十年。还有所谓“待业人员”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某些持不同政见者则被强行从首都流放到外地。後来的三部宪法取消了居住和迁徙自由,倒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但不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现代化的潮流。宪法上有规定而事实上做不到,还可以创造条件予以兑现;从宪法上取消了规定,那就永无兑现之日了。现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鼓励私人购房,这就为实行选择居所的自由创造了条件;还应当逐步取消户口制度,进一步为实行迁徙的自由创造条件。未来的宪法修改至少应当在条文上恢复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居住自由的较为全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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