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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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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北美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年代,弗吉尼亚州的Patrick Henry喊出:“不自由,毋宁死!”为了自由不惜以死抗争,可见自由是多么宝贵。可是法国罗兰夫人又有一句名言:“自由,自由,世间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自由可以被假借造成罪恶。当然,自由被假借造成的罪恶并非自由本身的罪恶。然而,宝贵的自由何以能被假借造成罪恶?因为自由被滥用了。那么,如何防止自由被滥用?
    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胡作非为。一个人利用自由损害他人,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他人同样利用自由对付自己,也损害了自己。结果,大家都没有自由。所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如果自由是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那么,不管是否达到目的,都是自由。如愿与不如愿、成功与不成功同样叫做自由,自由与不自由那还有什么区别?这样一来,好像与前面所说的自由的定义发生了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两方面的结合才是对自由的全面理解。从事一切对他人无害的行为,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由。我和你,只要你从事一切无害于我的行为,我承认,你是自由的;我的自由,也应当是无害于你的行为。这是我和你共享的自由。但对我来说,并不能以此为满足,必须是有所选择、达到目的,这才是我的自由。追求自由的主体都是为了经过选择达到目的。不同的人,如果彼此的目的是互相冲突的,怎样实现自由?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争自由,不能没有必要的限制。作为共享的自由,不是从事一切任意的行为。所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又说:“各人的天然利权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利权为限制。”对自由是必须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就是自由的滥用。对自由的严格的规定是:在一定的界限内进行选择,达到目的;或者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妨碍别人追求的目的。
    对自由的正当限制和不正当限制
    对自由的限制不是走向反面成了不自由了吗?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限制,正当的限制还是不正当的限制。对自由的正当的限制是确立真正的自由;对自由的不正当的限制才是造成不自由。何谓正当的限制?在我行使自由时,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条件;他人行使自由时,以不侵犯我的自由为条件。美国有一个法院判例说:“我的自由以他人的鼻子为界限。”鼻子是人身突出的部分,越过鼻子的界限即侵犯人身,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是正当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有所限制即不是漫无边际;我的自由的边际是他人的自由,他人的自由的边际是我的自由。所以,用来限制自由的还是自由;用他人的自由限制我的自由,用我的自由限制他人的自由。除此之外,不应再有别的限制。一个建立公平的雇佣关系的法律,保证男女机会均等、同工同酬,限制了雇主任性地挑选男女雇员的自由,但保证了男女雇员的平等就业的自由。同样,对雇员也有限制,不能强迫雇主,无论是男是女,雇主都有不雇的自由。不同的人行使自由时互相限制,才能保证社会自由。以自由之外的东西如权力、地位、金钱或是种族、信仰、性别等等限制自由,那就是不正当的限制,限制的结果自由成了不自由。追求自由,在坚决反对不正当的限制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正当的限制。
    对自由的正当的限制,需要由国家权力来保证。十九世纪的国家主要是保证消极自由;现代的福利国家在保证积极自由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对自由的不正当限制,构成对自由的最大威胁,也是来自国家权力。对自由的限制问题,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如何合理地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防止自由的滥用,必须行使国家权力,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更为重要。
    自由不仅受到客观方面的限制,还需要主观方面的限制。人们意识到对自由的限制,在内心形成为责任。自由和责任是相联系的,责任就是对自由的主观上的限制。这种责任表现在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因而导致对自身行为的节制。不负责任的自由不过是放肆和任性;放肆和任性越出了自由的边际,就会遭到他人的反弹而陷入不自由。具有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的人,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
    追求自由是人的利权,接受限制、负有责任是相应的义务。
    自由既是具体的、相对的,又是抽象的、绝对的
    自由是有条件、有边际、有限制的,因而是相对的。但相对的自由之中存在着绝对的自由,相对的自由之总和构成绝对的自由;所以,自由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相对自由就是有条件的自由,而在同一条件下,自由和不自由的对立是绝对的。任何相对自由之中包含着决不能与不自由相调和的绝对自由。
    第二,一定条件下实现的相对自由,在条件变化之後,又形成新的相对自由。新的相对自由是原有的自由的扩大和提升。人的活动总是越来越自由,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向着更高的自由攀登,这是自由的绝对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对自由的累积和发展,就是向着人类的绝对自由前进。
    否认相对自由,直截了当地追求绝对自由,是放肆、任性。这种自由的滥用,会导致人间罪恶,社会无序。绝对自由的追求者最终必将陷入不自由。只承认相对自由而否认绝对自由,又会模糊自由和不自由的界限。江泽民最喜欢讲自由的相对性。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泽民访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坦率地宣告:中美“两国未能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分歧是什么?在柯林顿和江泽民的联合记者会上,柯林顿批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江泽民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相对的,应视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而定。”⑴意思是你有你的自由、民主、人权,我有我的自由、民主、人权。美国的批评不适用于中国。江泽民经常重复这样的论点:“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没有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只有相对的、具体的民主、自由、人权。”⑵分歧的另一方是不是主张只有抽象的、绝对的自由、民主、人权?没有人这样说。中国政府自己只承认相对性、具体性,又假定自己的论敌只承认绝对性、抽象性。中国公民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强制,明明是不自由,却被说成相对自由。而公民任何向往自由的表示都被说成是追求绝对自由或迷恋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遭到压制。
    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不是在于非相对即绝对、非绝对即相对?或者,非具体即抽象、非抽象即具体?这两种观点同样都是片面的。全面的回答是:自由、民主、人权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
    中国官方的诡辩论
    凡是涉及自由、民主、人权,中国官方的言论总是以具体和抽象、相对和绝对来进行纠缠。始作俑者乃毛泽东。他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⑶任何事物,没有离开具体的抽象,也没有不包含抽象的具体;没有离开相对的绝对,也没有不包含绝对的相对。毛泽东自己讲过:“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共性中存在着个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⑷在讲哲学的时候,道理上是懂得的;在讲政治的时候,违反了自己讲的道理。世界上既有具体的自由、民主,又有抽象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是具体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抽象的一般自由、一般民主;只要是自由、民主,无论如何必定反对专制独裁。因为只承认具体的自由、民主,而不承认具体的自由、民主中有抽象的自由、民主,所以毛泽东、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民主”之後就没有任何自由、民主。江泽民之流,老调不断重弹,没有一点长进。江泽民还想卖弄一点现代科学知识。他说,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切都是相对的。他不知道,相对论中包含着光速不变的绝对。他们把具体和抽象、相对和绝对搞得混乱不堪。具体只能是具体,而不能同时又是抽象;相对只能是相对,而不能同时又是绝对;个别只能是个别,而不能同时又是一般:这是中国古代“白马非马”的诡辩论。打个比方吧。“江泽民是人”这个命题中,“江泽民”是具体,“人”就是抽象。如果非要说,江泽民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等于说,江泽民就是江泽民,不是人。这样说,似乎大不敬,不过确实是从江泽民自己的言论中引申出来的,怨不得别人!
    对自由的限制只能由法律来规定
    自由是从事一切对他人无害的行为。什么叫“对他人无害的行为”?行为人自己说了不算,不能自立标准,必须是大家公认的标准;而且必须在行为之前立下标准,不能事後立标准。这种标准就是法律。法国《人权宣言》指出:“各人的天然利权的行使,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利权为限制。”接着说:“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来规定。”行为的有害与无害,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在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方面所实现的自由,以及人对自身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方面所实现的自由,标准是实践。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所实现的自由,标准是法律。当然,法律也是来自实践。法律是对自由的限制,又是对自由的保障。
    遵守法律的界限,自由是不受侵犯的;超出法律的界限,自由就变成不自由。法律的界限指明两方面:允许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允许做的事情,是在界限之内,无论怎样做都是自由的;不许做的事情,是在界限之外,无论怎样做都没有自由。但界限定在哪里?如果限制过严、过多,人们不能充分享受应有的自由;如果限制过宽、过少,人们就会互相侵犯自由。一般来说,美国的法律限制过宽、过少,中国的法律限制过严、过多;但後果不一样,美国的问题是发生在人民和人民之间,中国的问题是发生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人们必须通过法律活动的反复实践,不断调整,才能找到合理的界限。
    法律保障的自由必须落实到个人。如果只是抽象地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个人不能享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文化自由等等,人民就不成其为国家的主人。违反法律追究责任,也必须落实到个人。犯罪团伙虽然是一个群体,法律应对团伙中的每个人按罪行轻重作出惩罚。
    如果一个人可以做法律禁止的事情而不受惩罚,不外两种情形:一,这种自由是超乎法律之上的特权,一些人行使特权的同时是他人的丧权,作为特权的自由是以他人的不自由作为前提的。二,一个人可以做法律禁止的事情而不受惩罚,别人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于是互相侵犯,社会陷入无序。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以普遍的不自由作为结果的。总之,不遵守法律的自由,或者是以他人的不自由为代价,或者是引出普遍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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