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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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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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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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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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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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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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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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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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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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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

《教育研究》特约评论员
    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这个命题在理论上马克思早就解决了。关于真理标准所发生的争论,本身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也就是说,在理论上解决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却采用了另外的标准。过去十多年,林彪、“四人帮”之所以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一脚踢开了是非标准,或者说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抛弃了客观标准,采用了主观标准,即以语录标准、权力标准等等取代了实践标准。粉碎“四人帮”以後,拨乱返正、澄清是非的过程常常遇到阻力,也是因为这些主观标准还在继续起作用。

    最大的阻力来自两个“凡是”:不管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凡是毛主席说的必须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定的必须坚决执行;反之,凡是毛主席没有说的就不能办,凡是毛主席没有定的就不能行。结果,非但毛主席写的、说的“一个字也不能动”,连错别字也不能改,而且毛主席看过的、圈过的也一概不能动。两个“凡是”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对教育战线影响很大,後果严重。比如,“两个估计”明明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它出笼的时候就遭到人们的反对;粉碎“四人帮”以後教育战线的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推翻这反动的“两个估计”。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提出“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是毛主席看过的,“两个估计”的内容又是以毛主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论断作为依据的。再如,招生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在有些人看来,因为毛主席没有讲过,就是不行。
    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粉碎“四人帮”以後的一个时期,拨乱返正、澄清是非的步履十分艰难。起初,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说“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有些问题实在不好说“背着”,就采取重新解释语录的办法。如对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说法,作了符合当前需要的解释,从而否定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还有些问题没有重新解释的余地,如“两个估计”,又用语录来对付语录。由于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毛主席的另外的论断,据此,“两个估计”就算宣布作废。否定“党内资产阶级”、推翻“两个估计”等等符合广大群众的意愿,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做法还是局限在语录标准的范围内来澄清是非,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两个“凡是”所代表的错误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迟群笔记本上的语录,难道“两个估计”就永远不能推翻吗?还有大量的是非需要澄清,又到哪里去找语录?而且,用同样的办法,可以澄清是非,也可以再一次混淆是非。假如有一个权力很大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又对语录作另外一番解释,又从别的什么人的笔记本上找出几段语录,不是还可以回到“党内资产阶级”、“两个估计”那里去吗?这样,迫使人们作彻底的思考,非要从根本上解决:判定一切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有现成的武器——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热的烈讨论以及这一讨论牵动了大局,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後形势发展的必然。实质上,这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论战。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坚持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一年多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很多禁区,大大解放了思想。思想路线端正了,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铺平了道路,从而顺利地解决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事实证明,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砍旗”,而恰恰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从而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致乱之源”,而恰恰是“治乱之本”。这一讨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现在,讨论正在引向深入,深入的标志是两个:一,把讨论推广到基层,渗透到实际工作中去,许多工矿企业、人民公社、解放军连队都讨论起来了;二,推动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根据实践的检验,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教育战线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还没有很好开展讨论,更谈不上深入,必须认真补上这一课。
    粉碎“四人帮”以後,教育战线澄清了许多是非,但没有打中林彪、“四人帮”的思想路线这个要害。其实,招生制度的改革之所以能实行,“两个估计”之所以能推翻,正是实践检验的结果。拨乱返正的措施为什么多数人能接受?因为实践的呼声已经把多数人唤醒。所以,不管讲出什么理由,只要抛弃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有害的结论,人们总是高兴的。但是以建立在语录标准基础上的理由去抛弃那些结论,还是不科学的。现在,必须以实践标准为根据,对于抛弃那些有害结论的理由进一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
    已经澄清的是非需要作科学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教育战线必须补课。尤其重要的是,还有许多是非没有得到澄清,这就更加需要补课。
    只有弄清楚三十年来教育战线上的是非得失,认识教育规律,才能改革教育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三十年教育事业虽有很大成绩,但是有两件事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第一,没有普及初等教育,老年人的扫盲尚未完成,在青壮年中又出现了不少新文盲;第二,普遍感到人才短缺,各条战线都是缺了一代人,亏了几代人,出现了人才危机。这两件事是具有代表性的,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出现这种结果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向教育部门尖锐地提出:三十年来,关于教育的理论、方针、政策、方法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在教育问题上,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认为,过去都是照着本本和文件做的,有语录为凭,因而都是正确的。如果一切都是正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叹息的结果?还有些人认为,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一段不正确,只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同十七年对着干”,否定一切,这是恶劣的形而上学。有人在反对否定一切的同时又走向肯定一切,还是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他们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就是经典定义。这是变相的语录标准。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出路吗?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不是毫无联系的。左倾思潮由来已久,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泛滥成灾。林彪、“四人帮”不是真诚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投机家、阴谋家、野心家,不过利用我们所犯的左倾错误,推波助澜,火上加油,进行破坏捣乱。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战线发难,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上“左”的东西就不少。要弄清三十年教育问题上的是非,必须坚持实践标准;要坚持实践标准,必须分析全部实践经验,不能拘守一时一地一校的得失。
    要以实践来检验教育方面的理论,那么首先要问:教育理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不能不承认,至今还没有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大谬不然,他们总是引证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片段的论述,声言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正像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具体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没有也不能代替或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同样也不能代替或包括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某些教育方面的一般性原理,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三十年中很少在实践的基础上独立地进行教育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对本本的注释或首长指示和政策条例的汇编。有的只是一些判断,没有科学的论证,如学制要缩短,制定学制的根据是什么?短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缺乏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必然陷入盲目性。所以,教育战线上乱提口号、赶时髦之风特盛,摇摆、反复、动荡历时最久。
    没有系统的教育理论,不等于没有教育思想。在对语录注解时,实际是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办法,发挥了一系列教育思想。我们面对着三十年教育事业的结果,不能不分析、研究、检验造成这种结果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会出现不出人才、少出人才的局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教育方面、在培养人才的问题上同样也有平均主义的思想。林彪、“四人帮”把它推向极端,凡是名家都打倒,还鼓吹什么“划等号”,把知识多的人与知识少的人、有知识的人与无知识的人,统统拉平。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当专家就是“个人奋斗”,就是“白专道路”,就是“精神贵族”;另一方面,护士代替医生,工人代替技术人员,小学生上大学等等都被认为是“革命”。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拔尖谁就倒霉,怎么还能出人才?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竞争来选拔人才的,一些人的发展是以另一些人的淘汰作为条件的。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应当大面积地出人才。消灭了竞争,不是搞平均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同志式的竞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新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在我们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还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消灭了贫穷和富裕的对立,在经济上存在着富裕程度的不同,与此相应,在人的才能方面也应当承认有发展程度的不同。只有首先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实现全社会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我们这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受到了歪曲,不仅在“按劳分配”方面存在着平均主义,在“各尽所能”方面同样也存在着平均主义。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不是鼓励在才能方面具有发展程度不同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而总是要求齐头并进地发展。这样的教育思想是不可能造就出人才的。在教育思想方面,以三十年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提出来研究。教育问题也应当像农业问题那样,来一次大讨论。
    三十年教育是有许多正确的东西和好的经验。但是,即使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东西和好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进行修正、补充、发展。社会实践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要在实践中发展。如果一旦形成正确的认识就不再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叫做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科学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有些重大的发现也只是解释了事物的本质或规律的一个侧面,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探索,才能达到全面的认识。如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证明了光的波动性,在另外的实验条件下又证明了光的微粒性,在更完善的条件下证明了光是波动性和微粒性的统一。认识教育规律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如有了分散识字的经验,不能说就一定不许再创造集中识字的经验;分别创造了分散识字和集中识字的经验,也不能说从此就不要再实验了,很可能完善的经验是两者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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