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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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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中国的新闻出版作为“党的喉舌”,不仅发出党的声音,还要控制别人的声音。不是党的声音也是党愿意听的声音,于是就“舆论一律”了。
    控制舆论的方针叫做“把握舆论导向”,“把握舆论导向”的执行机关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所谓“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反对和压制某些舆论。根据毛泽东留传下来的植物分类学,将所有的舆论分为两类,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是毒草,必须锄掉;社会主义舆论阵地就成了香花满园。其实,在花草之间至少可以分四类,而不是两类,除了香花和毒草,还有不香的花和无毒的草,更何况还有不开花、不是草和既开花、又是草的植物。带上这种简单僵化的二分法的有色眼镜,自然界的多种多样多姿多彩,一概不见了。社会舆论的自然状态也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正像自然界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社会舆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
    社会舆论是怎样形成的?社会舆论形成于“思想言论的自由市场”。“思想言论自由市场”的理论是著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s)提出的。自由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民主政治是思想、言论、信息的自由市场。思想、言论、信息的真假、对错、美丑、善恶、优劣必须到自由市场上去见高低,按照竞争的原则,优胜劣败。个别人的思想言论进入自由市场,被人接受,物以类聚,形成不同的舆论。不同舆论的较量,逐渐形成主导的舆论。主导舆论的出现是以不同舆论的存在为条件,而不是压制、消灭不同舆论。不同舆论和主导舆论的形成都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自然过程。按照“把握舆论导向”形成的舆论,前提是假定一部分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而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事实证明,“把握舆论导向”的人,因为出于垄断的姿态,他们的思想言论水平往往比常人还要低。50年代的“大跃进”,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允许不同舆论竞争的话,何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灾难?
    “把握舆论导向”的根据不是思想言论本身的正确性,而是凭借政治权力。那么,政府是否有权控制舆论?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它的产生和存在取决于人民的同意,也可以说取决于公众舆论,选举则是公众舆论的数量化。人民授权就是舆论决定政府;政府决定舆论就不是人民授权。在中国,要人民“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党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这种制度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天生的教育者,一部分是命该的受教育者。所以,教育者必须为受教育者“把握舆论导向”。舆论决定政府或政府决定舆论,这是两种制度的对立。
    舆论不一律,是社会的常态;“舆论一律”却是社会的变态。民主制度的存在正是以舆论多样化为条件。“舆论一律”是专制制度对人民精神上的强暴。上面是“一言堂”,政策是“一刀切”,下面是“一窝风”,全国上下总是“一边倒”;没有制约,没有灵活,没有交流,没有平衡。“舆论一律”从社会的变态渐成病态。

    舆论本来是不一律的,非要搞成一律,只有两种可能,不是盲从就是作假。
    盲从和作假首先严重腐蚀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有好处?
    统治者是喜欢别人盲从的,提倡盲从的人就会得到奖赏。50年代上海市市长柯庆施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结果,柯庆施得以提拔为政治局委员。60年代林彪鼓吹“紧跟毛主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结果,林彪成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垮台以後,出现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盲从者从一切都相信变成一切都不相信。原先的一切都相信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所以随风跟进,也很容易随风飘去。盲从的前提是追随的对象绝对正确,事实上不可能有绝对正确,只要一旦被人发现不是绝对正确,盲从者就会走向反面。所以,任何人物、政党、政府被人盲从不是好事,同时也潜伏着被人抛弃的危险。
    作假更不是好事。要求人们不发自己的声音而发党愿意听的声音,这就是演戏,根据剧情勾画脸谱、扮演角色,不作真人、不说真话。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人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剧场假相”的蒙蔽。所谓“舆论一律”就是由人们演戏产生的“剧场假相”。演戏的人是不会受蒙蔽的,受蒙蔽的是看戏的人,是对“剧场假相”表示欣赏、从中得到安慰的人。林彪上演“四个伟大”,毛泽东受骗最深。所以他後来恨恨地把“亲密战友”称作“政治骗子”。
    既然政府还要由人民来决定,人民发出什么舆论怎么能由政府来决定?政府决定舆论,舆论支持政府,不用选举,不会下台,有人认为这种巧妙的设计便能长治久安。实际上,“舆论一律”的制造者总是事与愿违,其後果不是长治久安,而是危机四伏。舆论不一律,社会矛盾得以及时揭露,导致政策改变以至政府更迭,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进行。这是民主制度的好处。“舆论一律”,掩盖矛盾,社会危机往往在不可预期的时间、意想不到的问题上突然爆发。齐奥塞斯库的一朝覆亡,苏联的顷刻瓦解,其实危机早已潜藏在“舆论一律”的迷雾之中。中国也经历过很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9年的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事件,有谁料到?不是连“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惊惶失措吗?“舆论一律”破坏了预警机制,政府也就失去了安全行事的保证。
    “舆论一律”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对政府也没有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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