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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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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要解放 理论要彻底

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深入发展,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呼啸而来,不可阻挡。
   揭批林彪、“四人帮”,澄清是非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澄清了一个是非,就是解放了一点思想;不断澄清是非,就是不断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面临着大量的是非需要澄清。首先提出来的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直接有关的政治理论问题,如:“党内资产阶级”问题,“民主派和走资派”问题,“儒法斗争”问题,“全面专政”问题,等等。政治上的批判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进一步澄清是非,又提出许多经济理论问题,如:“唯生产力论”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等等。一切领域的争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哲学上的争论。在哲学方面,认识论问题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开始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澄清,到一定时候必然会提出:判定一切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经重申,立即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解放了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一讨论牵动了大局,都不是偶然的。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这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⑴现在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反过来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的态度问题。既然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就要根据实践的检验,更加自觉地在一切问题上澄清是非。这又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深化过程。如何判断政策措施,如何看待先进经验,如何评定文艺作品,如何考察干部,如何处理积案,等等,贯彻了实践标准就能得到正确解决。彻底贯彻实践标准,就应当这样:凡是主观世界的东西,不管是谁的思想和言论,一切都要站到实践面前来接受检验。[毛主席说的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吗?有人认为,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斥之为“怀疑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动辄把人打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一提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这就触动了心有余悸者最敏感的一条神经。]*
    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措施常常遇到阻力:毛主席说的、定的,只能照办,不能更改。还有人从正定理引出逆定理:毛主席没有说的就不能办,毛主席没有定的就不能行。总之,过去的一切不能动,今后的一切照样搬。[这是变相的“按既定方针办”。]结果,非但毛主席说的、写的“一个字也不能动”⑵,连错别字也不能改,而且毛主席看过的、圈过的也一概不能动。[根据那种“理由”,不让人们对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进行点名批判,因为这两篇文章是经毛主席看过的。这样,在反对“四人帮”设立的禁区时又设立了新的禁区。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明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广大群众要求推翻。但在很长的时期里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提出“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经毛主席圈过的。后来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毛主席的另外一段话,这才宣布“两个估计”作废。最后还是靠语录标准解决问题,不是靠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的报告中肯定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就同语录标准树立了对立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更是猛烈地冲击了语录标准。有人就抛出一顶帽子,叫做“砍旗”。这样,问题就集中到一点:到底怎样才是正确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底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就逼得我们非要思考、研究、探讨和回答不可。这个问题不解决,实践标准就不能贯彻到底,解放思想也只能停留在半路上。
    (一)
    [为什么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会成为解放思想的障碍?这是林彪、“四人帮”多年来煽动“高举”、“紧跟”的结果。]
    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历来就有斗争。在这里,十分鲜明、十分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政治分野。修正主义的手法有两种。一种是高喊反对权威,打倒领袖,然后把满口胡说八道的人抬出来,充当新“领袖”。赫鲁晓夫就是这么干的。这种做法,已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籍。中国的林彪、“四人帮”是另一种做法。他们正是利用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把权威绝对化,把领袖神化。通过“大树特树”,使领袖成为一尊偶象,而领袖的威望则变成了他们的专利。他们名曰树领袖,实则树自己,打着别人的旗帜,达到自己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目的。林彪、“四人帮”、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⑶就是借助于神化领袖而神化自己,组成了一个新的“神圣家族”。这两种做法,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在本质上都是毁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为修正主义头目出场开路。
    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者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即对于领袖的产生和作用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同神化领袖的倾向作了坚决斗争的。周恩来同志早在1949年就在这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领袖,他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关的,是和中国的大地、土壤密切相关的。”周恩来同志号召我们学习毛泽东,跟着毛泽东的旗帜前进。他同时也告诫人们“不要把毛泽东看成神秘的”,“如果这样,……我们不是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⑷1956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全面论述了领袖对于政党的作用,同时也明确提出反对对领袖的神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⑸党的八大重申中央的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党的八大还提出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并号召全党“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鉴于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⑹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完全否定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突出的方针,一脚踢翻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个人迷信的批判,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果然“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那时,还盛行一套新式的宗教仪式,[到处建立新式庙堂,名曰“万岁馆”。这样一来,]科学成了神学,语录成了圣经,战士成了信徒。
    林彪、“四人帮”怎样把人变成了神?
    第一,他们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从一批人缩小到一个人,又把这一个人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领袖可以不要党和群众的监督,相反,党和群众必须“无限忠于”一个人。
    第二,他们把独一无二的领袖人物说成是从天而降的“天才”,说什么“毛主席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伟大天才”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叫做“洞察一切”;“伟大天才”讲的话天然就正确,叫做“句句是真理”;“伟大天才”的思想是无法超越的,叫做“顶峰”。
    第三,他们又把党和群众的事业归功于一个“天才”,连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人缔造的。一切的功劳和成绩都集中到一人[,一切的过失和错误都分摊给别人]。
    这样,林彪、“四人帮”就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塑造成为至高无上、全知全能、创造万物的神!
    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把人变成神?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认为宗教迷信的流行是“傻子”遇上了“骗子”;“骗子”编造一套谎言,“傻子”信以为真,这就产生了神。这种解释当然是表面的、肤浅的。他们不了解,无论是拜物教还是拜人教,它的产生和存在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阶级根源。[现在也有人把一切坏事只是简单地归于林彪、“四人帮”这几个人;把一种历史现象仅仅归结到几个坏蛋,同样也是夸大个人的作用。]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骗子,不能说别的国家就没有,为什么在中国能大显神通?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林彪、“四人帮”几个人带头搞迷信,为什么[很多人能跟上,]成为一时的潮流?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头脑中本来就有迷信的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⑺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的历史,但不可能在任意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我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至今纠缠着人们的头脑的是什么样的传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达的封建制度曾经带来灿烂的古老文明,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消极的东西。[资本主义不发达,没有给我们带来现代化,封建主义倒是现代化了。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皇帝崇拜。[在西方,中世纪的神权和王权是分离的,而且王权往往屈服于神权。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就是“绝对权威”。]人间的皇帝是上帝的代理人,所以叫“真命天子”;上帝就是皇帝在天国的化身,所以叫“玉皇大帝”。神权和皇权的结合,是强化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在中国,政治权力往往涂上神学的油彩。不仅皇帝是这样,就连农民起义的领袖,为了对抗封建统治者,也需要涂上神学的油彩。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但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铲除了,封建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一下子铲除的。林彪、“四人帮”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随之而来的就是“山呼万岁”、齐颂“万寿无疆”,这不正是以往封建社会里皇帝崇拜的传统,还象梦魇一样纠缠着现代人的头脑吗?先辈们留下的传统,封建的意识形态的存在,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神化领袖、煽动迷信的一个条件。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他们进行活动的种种条件,挖掘他们赖以存在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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