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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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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中国人权成立十年了。为了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不得不与一个不喜欢的政府打交道。在中国人权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活动期,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有什么变化。
    考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变化,必须弄清楚,究竟是政策上的改变还是策略上的应变?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没有变,但应对的策略常常变。
    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召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据称有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八十七位人权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会议。会前,为了防止异议人士同与会者接触,对异议人士严密监控,加紧迫害。这是中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典型事例。在桌面上谈论人权,在桌底下践踏人权。在桌面上谈论人权的策略多变,是为了掩盖桌底下践踏人权的政策不变。从一九七九年镇压西单民主墙,到一九八九年镇压天安门示威,到一九九九年镇压民主党、法轮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作为有什么两样?但谈论人权的姿态却大不一样了。
   一,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策略变奏三部曲
    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时,对人民作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夺取政权後,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一党专权,完全背弃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
    陈独秀在从西方引进人权观念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五年他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後改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⑴他认为法兰西人的人权学说是近代文明的特征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把人权观念带到了共产党内。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到了抗日时期,还扩大到“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⑵。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所应有的共同的利权。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民主人士还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但取得政权後,轮到别人向共产党要人权了,同样也不答应。几十年中,非但没有保障人权,而且不断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以至于说到“人”字就犯忌。历次政治运动,可以说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人权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要求起码的做人的利权,发出人权的呼喊。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中国人权宣言》,活跃分子组成“中国人权同盟”。中国官方的报刊立即作出反应:认为“‘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⑶。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叫做“耸人听闻的口号”,归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⑷接着,官方舆论工具就按邓小平的口气对人权、人权组织和西单民主墙进行声讨,尤其是《北京日报》最为起劲。他们说:“自去年年底以来,在西单等处贴出的一部分大字报中,出现了‘中国人权小组’、‘中国人权同盟’、‘启蒙社’、‘解冻社’等组织,发表了《中国人权宣言》、《解冻社宣言》、《论人权》等文章,提出了‘要人权’、开展‘人权运动’等耸人听闻的口号,散布了一些很反动的观点,还张贴了致卡特、布热津斯基的公开信,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对我国人权运动给予更大的关注’。”⑸谈论人权是“反动的观点”,呼吁国际关注是“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要人权”的人反而被剥夺人权、投入牢狱,连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了。支持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中国共产党,却摧毁了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权同盟”。
    中国共产党反对别人的一党专权时,要求人权;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权时,又背弃人权。可见,任何一党专权都是和人权对立的。一党专权的运作过程,就是违反人权的过程;人民站起来维护人权,共产党又以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来加强一党专权。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根源就在于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不改变,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也不会改变;政策不变而策略多变,正是以牺牲人权来千方百计维护党权。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国内人民的呼吁下,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居然开始变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什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⑹在这以前,对人权是一概排斥,有谁听到过邓小平的“我们讲的人权”?邓小平从不讲人权开始讲人权了,但他讲的是与众不同的人权。究竟“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并没有讲出来。发明两种人权论的实际功用就在于以“我们讲的人权”去反对别人讲的人权。
    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向人民开枪。全世界的舆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谴责的标准不是什么革命和反革命,而是人权和反人权。如果按照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唱腔又不得不变: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为此,邓小平提出一个论点:“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⑺。邓小平不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要消亡的。国家消亡了,人类得解放;国权没有了,人权将永存。邓小平以国权压人权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口号中塞进了“邓小平理论万岁”,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要把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十字架扛下去。
    为了抵挡对“六四”流血事件的批评,一九九一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扬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因此要讲人权,应该说中国最有资格。”⑻最不讲人权的人忽然变得“最有资格”讲人权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一再声称“我们历来高度重视人权问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中国政府从此重视人权问题,是值得欢迎的。但他们不说“从此”而说“历来”;说“从此”是真诚的,说“历来”就是虚伪的了。人们不禁要问:“历来”是从什么时候以来?从批判人道主义以来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吗?从取缔西单民主墙以来吗?从“六四”开枪以来吗?最近,江泽民走得更远了,他说:“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⑼这“历来”又是从什么时候以来?远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们吗?近从清朝大兴文字狱以来吗?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指出: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江泽民不仅为五十年的共产党政府的人权记录辩护,还要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切专制政府的人权记录辩护。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⑽照江泽民的说法,中国的古代专制和现代专制却是人道乐土。要说江泽民公然反对马克思,恐怕未必有此胆量;只因为这位技术官僚不读马克思的书,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讲了什么。
    人权又从两种变成了一种。不是回到出发点了吗?但不说人权是“反动的观点”了,而是试图在同一种人权上与“帝国主义国家”比高低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策略变奏三部曲,出发点是“一概排斥,断然拒绝”;转入第二部“区分两种,我取其一”;奏出第三部竟是“高度重视,历来如此”。
    不仅是人权问题,在其他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有变奏三部曲。又如民主,据说,向国民党要民主是革命,向共产党要民主是反动。一九五七年,凡是向共产党要民主的一律被打成“右派分子”。後来区分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不同社会的民主当然有不同点,但只要是民主,必定反对专制、独裁,有它的共同点。中国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却不反对专制、独裁。连民主的共同点都没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剩下什么?结果是没有任何民主。现在调子又变了,说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民主”是相对于“低度民主”而言。“高度民主”和“低度民主”不是两种民主,而是同一种民主发展的两种不同程度。这又回到了民主的共同点,而显示自己早已超过别人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策略是多变的。以不变应万变。只有共产党专权不能变,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变。反过来说,也是以万变求不变。因时而变、因事而变,为了保持共产党专权不变。
   二,最新策略:以反对对抗的名义进行对抗
    中国政府声言,在国际范围的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反对对抗。为什么不首先和国内的人民对话?我们中国人权早在一九六三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就呼吁中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进行对话,至今没有得到响应;非但如此,中国政府还将要求对话的中国人权宣布为“海外敌对势力”。实际上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处处在对抗,对抗世界人权大会的宣言,对抗国际舆论的批评,对抗国内人民的呼声。
    一九九三年六月,世界人权大会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庄严宣告:“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这个文件时,中国政府投了赞成票。事後,又与之对抗。
    世界人权大会之後不到两个月,对抗就发生了。“在谈及民主和人权问题时,江泽民说,民主和人权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⑾人权确实是具体的、相对的。这就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说的,人权是同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相联系的。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下的人权又有共同性,《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样也肯定“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一切具体的、相对的人权中都有普遍人权,所以人权既是具体的、相对的,又是抽象的、绝对的。江泽民只承认具体的、相对的人权,而否认抽象的、绝对的人权,这就是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各有各的人权,而没有一切人共同的人权。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来反对普遍人权。
    人权应是一切人共同的利权,但迄今人类还没有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具体的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之中,人权的实施受制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实施人权只能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发达国家能做到的,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做到。在这方面体现了人权的相对性。但在任何条件下,违反人权的事都可能发生;而且在发达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也不可能在发达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以警察暴力、军人独裁和政府恐怖行为侵犯公民利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违反人权的。所谓违反人权就是违反了普遍人权。实施人权,只能实施相对人权;违反人权,必定违反绝对人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是在实施人权方面,而是在违反人权方面。在实施人权方面,中国政府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抵消违反人权的罪责。国际人权公约对这两方面作了不同的规定:在实施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可以“采取措施”,“逐步达到”;在违反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则是“不得剥夺”,“保证实现”。前一方面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後一方面不是需要做什么、而是只要不做什么就可以保证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希望,正是要它不做什么,不要调动军队镇压人民,不要豢养大批武装警察和国安人员,不要开“黑名单”,不要抓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不要钳制舆论,不要查禁书刊,……这一切什么都不做,就不会有违反人权的事了。中国政府的策略则是以实施人权的相对性来转移、掩盖和否认违反人权的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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