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没 有 政 党 政 治 就 没 有 民 主 制 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郭罗基作品选编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没 有 政 党 政 治 就 没 有 民 主 制 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鹏接受德国《商报》驻北京记者思立志的采访,发表了一通谈话。十二月一日,新华社以“纵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法制建设”为题,予以公布。李鹏的谈话往往答非所问,他不管别人需要知道什么,只管他需要别人知道什么。李鹏处世行事方式的最大特点是说出话来不怕难为情。不过,这一谈话却象征着中国大陆政治上寒潮来临的风向标,据说是传送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十二月十六日,美国之音的“焦点透视”节目邀请我和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绍光对李鹏的谈话发表评论。主持人张楠提出十几个问题,现选择若干,将我当时谈过的和後来想到的整理如下。
    一,德国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求李鹏说明新闻立法,“不了解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麻烦”。李鹏说:“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请问,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按照李鹏的思路将会制定出一部什么样的新闻法?
    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中国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都是官办的,民间要办是不允许的。官办的报纸、杂志人民不爱看,则官方动用国帑大量订阅,官官相通。国外的报章杂志是不准进口的,“一国两制”的另一制香港的报章杂志在内地也是犯禁的。国外的电台的频率则受到干扰,连国际互联网还要加以过滤。第二,新闻和言论按“香花和毒草”分类,在官办的媒体上是不允许“毒草”出现的。魏京生和王丹被二次判刑,都有一条,因在境外发表文章而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官方不能同意的言论,在境内发表,不许;在境外发表,有罪。第三,新闻记者的自由报道,常常蒙受“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而遭逮捕、判刑。所谓“国家机密”,定义是不可捉摸的。新华社的吴士琛,因提前一天向香港记者公开了中共十四大的报告而被判了重刑。中共的报告顶多是党内机密,何以构成“国家机密”?泄露党内机密顶多是违反党纪,何以构成触犯刑律?
    在中国,对媒体的经营无自由可言;人民对媒体的利用无自由可言;媒体的报道无自由可言:那还有什么新闻自由?

    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需要新闻法,是为了改变现状。美国没有新闻法,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了充分的新闻自由,根本不需要新闻法了。李鹏所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是为了维护“国情”,而不是改变现状。他认为:“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制定新闻法,制定出来的不是新闻自由法,而是新闻管制法。
    李鹏对新闻自由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中国领导人常常以教育人民的面目出现,其实他们自己对自由、民主的ABC都不甚了了。
    什么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就是反对新闻不自由;新闻不自由就是对新闻作出限制,哪怕这种限制的理由看起来是神圣的、崇高的、伟大的、正确的,终究是限制。美国行政当局曾决定限制internet中黄色的东西,引起争议。最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依法裁定违宪,认为它侵犯了表达自由,宣布这一行政命令无效。大法官的裁定不是为了保护黄色的东西,而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对internet中黄色的东西的限制,还是应当在表达自由的范围内实行,而不应当用行政命令来实行。法律上的审查,根本问题不是在于限制的理由是否正当,而是在于究竟是否可以限制。只要一旦突破了不可限制的表达自由的边界,侵犯的进程势必会逐渐扩大。如果今天政府可以用某种看起来正当的理由来限制表达自由,总有一天也会以完全不正当的理由来限制表达自由。李鹏所说的,看起来也是正当的,实际上是提出对新闻自由的严格限制。实现新闻自由的结果,当然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不能把“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作为前提,作为前提就是一种限制。这就是说,必须“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新闻才能有自由;如果被判定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就没有自由。且不说“有利于”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定标准?即使一切都是正当的,按某种标准将新闻区分为两类给予不同待遇,就是总体上没有新闻自由。毛泽东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所以中国流行的对言论自由的认定是,正确的言论、革命的言论可以有言论自由,不正确的言论、不革命的言论就不能“自由泛滥”,即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使用言论自由的概念论证言论不自由。李鹏的谈话也是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论证新闻不自由。
    为新闻自由规定前提、预设目标,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因为政府有权对新闻自由规定前提、预设目标。新闻自由是人民的利权,不是政府的权力。只有在政府没有权力干涉新闻的地方才有自由。美国是一个具有充分的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美国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没有一家是政府办的(有的招牌看起来像是官方的,带有American,National,Washington等等字样,其实都是私营的);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没有一家不是政府办的。美国官方的电台,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是不允许对国内广播的。美国的法律禁止政府在新闻方面与人民竞争。因此新闻被认为是人民所拥有的监督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第四权。中国社会普遍的腐败是因为缺乏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人民无法监督政府首先就是因为没有新闻自由。
    二,李鹏提到他曾有机会旁听某个国家议会的辩论,秩序十分混乱。他认为,这种形式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请问,应该如何看待西方一些国家议会辩论时的混乱场面?是否西方国家的议会都是这样?
    当然不是。李鹏说的“某个国家”肯定不是美国,我参加过美国国会的会议,并没有看到李鹏所说的那种混乱场面。那次会议是讨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一连几位议员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暗自猜想,这种会议大概是一边倒。不料一位女参议员说,两个星期以前我见过江泽民,我的感觉是,江泽民具有对人权的关怀。因此而引起争论。最後,一位参议员说,我们愿意尊重你对江泽民的感觉,但你也应该尊重我们所指出的在中国发生的事实。我对会议的评论是八个字:观点对立,态度友好。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曾一再对中国的民运人士提到要学习美国人的民主风度。这是美国的现在,美国的过去也有议会吵架的混乱场面。据记载,英国早期的议会非但吵架,还有人拔出剑来,真是“剑拔弩张”。所以议会座位的设计,在中间留出一条很宽的走廊,左派和右派分坐两边,如果拔出剑来,恰好够不着。现在,英国的议会开会已看不到这种现象了。民主制度的操作也需要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一般来说,议会中讨论问题总是比别的场合激烈,这是代议制的优点。把社会矛盾的焦点集中到议会,让少数人去吵架,多数人就可以保持平静。中国的情况又是相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很平静,但全社会都在吵架。听国内来的朋友讲,现在中国人火气很大,动不动就骂娘。
    有时,议会中的反对派故意吵架甚至打架,这是一种策略。台湾的国大、立法院打架就是被逼出来的。在大陆当上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到了台湾还是几十年一仍旧贯,世称“万年国会”。死了一个老的,补上一个新的。新的是少数,讲话也没有人听。他们借故发出“肢体语言”,吸引了电视镜头的焦点和新闻记者的笔锋,随之也传播了不同政见。元老们害怕打架,纷纷退出。打架起了瓦解“万年国会”的作用。现在台湾国大的打架又另当别论了。
    话又说回来,吵架总不是好事,打架更是不好,这确实是民主政治的缺点;还有扯皮、作秀等等也是民主政治免不了的缺点。邱吉尔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就是最坏的制度。换句话说,民主制度再坏,还是比专制制度要好。民主制度下的吵架,还是比专制制度下的窒息要好。李鹏说,对于民主制度下的吵架,“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那么,对于专制制度下的窒息,中国人一定能接受吗?
    三,当德国记者问李鹏中国有没有成立新的政党的余地,他回答说:“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革那样的混乱局面?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和西方社会讲的民主制度是一回事吗?文革中的那种情况是否应该成为现在禁止成立新的政党的理由?
    文革中的混乱是怎样造成的?正是因为没有民主,甚至丧失理性。所谓“大民主”,其实是大不民主。李鹏说“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全国何止几千?那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向走资派夺权”。成立政治性组织的合法性根据不是宪法和法律,而是绝对权威的意志。这种混乱恰好是绝对权威所需要的。毛泽东还嫌华东乱得不够,特地派聂元梓从北京到上海去造反。因为是奉绝对权威之命成立组织,组织成立起来後就进一步抬举绝对权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毛主席非但不能反对,也不能批评,连议论都不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也是不能反对、不能批评、不能议论的。还有“中央文革”也是不能反对、不能批评、不能议论的。“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统统都是“现行反革命”。另一方面,说你是“走资派”或“反动权威”或“叛徒、特务”,你不许说不是,可以随便把人拉出来批斗。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现在人们正是为了建设民主制度、根据宪法和法律来成立政治性组织。李鹏搬出那种无法无天的“战斗队”来进行类比,只能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
    一旦开放党禁,起初可能会出现许多政党。因为受压抑太久了,人们都要尝试运用自己的利权。按照民主政治的规律,泡沫政党必将逐渐被淘汰出局。台湾开放党禁後,先後在内政部登记的有七十六个政党。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进行活动的只有五个政党,真正具有角逐能力的是三个政党。台湾的人口仅有两千一百万,中国大陆的人口是十二亿,一下子冒出几百个政党也不算多。政党多与政局乱没有必然联系。从前苏联只有一个政党,最後还不是乱得一塌糊涂!问题是在于政党的活动是否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据。李鹏认为政党多了就会产生混乱,就是因为心目中没有宪法和法律。
    假定你说得对,那么政党以多少为合适?你定个指标。共产党不是事事都有指标吗?在你定的指标范围内组党总可以了吧?还有什么借口?
    四,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李鹏也强调依法治国,还说任何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但是,李鹏却不许搞多党制。请问,结社自由是否也包括组党自由?李鹏的说法是否违宪?
    (王绍光:结社自由可以包括组党,也可以不包括组党。)如果结社自由不包括组党自由,应另有政党法。中国目前没有政党法,结社自由就应当包括组党自由。李鹏说:“我们根据宪法办事,不符合法律的事就不能允许存在。”很好,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有禁止组党的条文吗?没有。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人民都可以做。不仅如此,中国的宪法是允许“民主党派”存在的,存在就意味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只允许过去和现在的“民主党派”存在,不允许未来的“民主党派”存在,是违宪的。宪法也并没有限定“民主党派”只能是八个。李鹏却一口咬定“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李鹏嘲笑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宪法知之甚少”。这么说,他对宪法是知道的,那是故意违反。国内各地申请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就是合乎宪法的“民主党派”。(王绍光:这种党成立了也不会有多大作用。)政党成立後起什么作用是一回事,政党能不能成立是另一回事;政党成立後起什么作用,责任在该党,政党能不能成立,责任在政府。绍光,你说的也有道理,以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民主党即使成立了,很难在中国的政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切实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改革派还有更基本、更重要的事情可做。组党活动之所以一下子被镇压下去,说明本来就缺乏有力的舆论支持和强大的群众基础。如果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让我来决策,完全可以允许中国民主党成立,而後的结果很可能是自生自灭。当年如果不抓魏京生,具有不同观点的民主墙的伙伴们会起来批评他,区区一个电工也许就掩没在草莽之中了。“六四”如果不镇压,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勾心斗角的小宗派本来就难以为继了。一抓,一压,遂使竖子成名,也为自己树立了永世的仇敌。中国共产党一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原因是迷信权力、迷信暴力。现在的中共决策人更是一帮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急于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朋友们,庆幸遇上的对手不高明。李鹏的谈话不允许组党、反对多党,发出了镇压的信息。果然,此後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遭到逮捕、判刑。这是在锻炼反对派、造就反对派。中国政府只是否定了一个并不成熟的民主党,却是正在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党创造条件。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