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没 有 政 党 政 治 就 没 有 民 主 制 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郭罗基作品选编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参观大英博物馆随想
·蹇妈妈——纪念蹇先任逝世十周年
2016
·呆公不呆——弔浩成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没 有 政 党 政 治 就 没 有 民 主 制 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鹏接受德国《商报》驻北京记者思立志的采访,发表了一通谈话。十二月一日,新华社以“纵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法制建设”为题,予以公布。李鹏的谈话往往答非所问,他不管别人需要知道什么,只管他需要别人知道什么。李鹏处世行事方式的最大特点是说出话来不怕难为情。不过,这一谈话却象征着中国大陆政治上寒潮来临的风向标,据说是传送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十二月十六日,美国之音的“焦点透视”节目邀请我和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绍光对李鹏的谈话发表评论。主持人张楠提出十几个问题,现选择若干,将我当时谈过的和後来想到的整理如下。
    一,德国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求李鹏说明新闻立法,“不了解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麻烦”。李鹏说:“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请问,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按照李鹏的思路将会制定出一部什么样的新闻法?
    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中国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都是官办的,民间要办是不允许的。官办的报纸、杂志人民不爱看,则官方动用国帑大量订阅,官官相通。国外的报章杂志是不准进口的,“一国两制”的另一制香港的报章杂志在内地也是犯禁的。国外的电台的频率则受到干扰,连国际互联网还要加以过滤。第二,新闻和言论按“香花和毒草”分类,在官办的媒体上是不允许“毒草”出现的。魏京生和王丹被二次判刑,都有一条,因在境外发表文章而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官方不能同意的言论,在境内发表,不许;在境外发表,有罪。第三,新闻记者的自由报道,常常蒙受“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而遭逮捕、判刑。所谓“国家机密”,定义是不可捉摸的。新华社的吴士琛,因提前一天向香港记者公开了中共十四大的报告而被判了重刑。中共的报告顶多是党内机密,何以构成“国家机密”?泄露党内机密顶多是违反党纪,何以构成触犯刑律?
    在中国,对媒体的经营无自由可言;人民对媒体的利用无自由可言;媒体的报道无自由可言:那还有什么新闻自由?

    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需要新闻法,是为了改变现状。美国没有新闻法,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了充分的新闻自由,根本不需要新闻法了。李鹏所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是为了维护“国情”,而不是改变现状。他认为:“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制定新闻法,制定出来的不是新闻自由法,而是新闻管制法。
    李鹏对新闻自由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中国领导人常常以教育人民的面目出现,其实他们自己对自由、民主的ABC都不甚了了。
    什么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就是反对新闻不自由;新闻不自由就是对新闻作出限制,哪怕这种限制的理由看起来是神圣的、崇高的、伟大的、正确的,终究是限制。美国行政当局曾决定限制internet中黄色的东西,引起争议。最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依法裁定违宪,认为它侵犯了表达自由,宣布这一行政命令无效。大法官的裁定不是为了保护黄色的东西,而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对internet中黄色的东西的限制,还是应当在表达自由的范围内实行,而不应当用行政命令来实行。法律上的审查,根本问题不是在于限制的理由是否正当,而是在于究竟是否可以限制。只要一旦突破了不可限制的表达自由的边界,侵犯的进程势必会逐渐扩大。如果今天政府可以用某种看起来正当的理由来限制表达自由,总有一天也会以完全不正当的理由来限制表达自由。李鹏所说的,看起来也是正当的,实际上是提出对新闻自由的严格限制。实现新闻自由的结果,当然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不能把“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作为前提,作为前提就是一种限制。这就是说,必须“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新闻才能有自由;如果被判定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就没有自由。且不说“有利于”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定标准?即使一切都是正当的,按某种标准将新闻区分为两类给予不同待遇,就是总体上没有新闻自由。毛泽东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所以中国流行的对言论自由的认定是,正确的言论、革命的言论可以有言论自由,不正确的言论、不革命的言论就不能“自由泛滥”,即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使用言论自由的概念论证言论不自由。李鹏的谈话也是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论证新闻不自由。
    为新闻自由规定前提、预设目标,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因为政府有权对新闻自由规定前提、预设目标。新闻自由是人民的利权,不是政府的权力。只有在政府没有权力干涉新闻的地方才有自由。美国是一个具有充分的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美国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没有一家是政府办的(有的招牌看起来像是官方的,带有American,National,Washington等等字样,其实都是私营的);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没有一家不是政府办的。美国官方的电台,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是不允许对国内广播的。美国的法律禁止政府在新闻方面与人民竞争。因此新闻被认为是人民所拥有的监督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第四权。中国社会普遍的腐败是因为缺乏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人民无法监督政府首先就是因为没有新闻自由。
    二,李鹏提到他曾有机会旁听某个国家议会的辩论,秩序十分混乱。他认为,这种形式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请问,应该如何看待西方一些国家议会辩论时的混乱场面?是否西方国家的议会都是这样?
    当然不是。李鹏说的“某个国家”肯定不是美国,我参加过美国国会的会议,并没有看到李鹏所说的那种混乱场面。那次会议是讨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一连几位议员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暗自猜想,这种会议大概是一边倒。不料一位女参议员说,两个星期以前我见过江泽民,我的感觉是,江泽民具有对人权的关怀。因此而引起争论。最後,一位参议员说,我们愿意尊重你对江泽民的感觉,但你也应该尊重我们所指出的在中国发生的事实。我对会议的评论是八个字:观点对立,态度友好。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曾一再对中国的民运人士提到要学习美国人的民主风度。这是美国的现在,美国的过去也有议会吵架的混乱场面。据记载,英国早期的议会非但吵架,还有人拔出剑来,真是“剑拔弩张”。所以议会座位的设计,在中间留出一条很宽的走廊,左派和右派分坐两边,如果拔出剑来,恰好够不着。现在,英国的议会开会已看不到这种现象了。民主制度的操作也需要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一般来说,议会中讨论问题总是比别的场合激烈,这是代议制的优点。把社会矛盾的焦点集中到议会,让少数人去吵架,多数人就可以保持平静。中国的情况又是相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很平静,但全社会都在吵架。听国内来的朋友讲,现在中国人火气很大,动不动就骂娘。
    有时,议会中的反对派故意吵架甚至打架,这是一种策略。台湾的国大、立法院打架就是被逼出来的。在大陆当上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到了台湾还是几十年一仍旧贯,世称“万年国会”。死了一个老的,补上一个新的。新的是少数,讲话也没有人听。他们借故发出“肢体语言”,吸引了电视镜头的焦点和新闻记者的笔锋,随之也传播了不同政见。元老们害怕打架,纷纷退出。打架起了瓦解“万年国会”的作用。现在台湾国大的打架又另当别论了。
    话又说回来,吵架总不是好事,打架更是不好,这确实是民主政治的缺点;还有扯皮、作秀等等也是民主政治免不了的缺点。邱吉尔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就是最坏的制度。换句话说,民主制度再坏,还是比专制制度要好。民主制度下的吵架,还是比专制制度下的窒息要好。李鹏说,对于民主制度下的吵架,“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那么,对于专制制度下的窒息,中国人一定能接受吗?
    三,当德国记者问李鹏中国有没有成立新的政党的余地,他回答说:“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革那样的混乱局面?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和西方社会讲的民主制度是一回事吗?文革中的那种情况是否应该成为现在禁止成立新的政党的理由?
    文革中的混乱是怎样造成的?正是因为没有民主,甚至丧失理性。所谓“大民主”,其实是大不民主。李鹏说“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全国何止几千?那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向走资派夺权”。成立政治性组织的合法性根据不是宪法和法律,而是绝对权威的意志。这种混乱恰好是绝对权威所需要的。毛泽东还嫌华东乱得不够,特地派聂元梓从北京到上海去造反。因为是奉绝对权威之命成立组织,组织成立起来後就进一步抬举绝对权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毛主席非但不能反对,也不能批评,连议论都不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也是不能反对、不能批评、不能议论的。还有“中央文革”也是不能反对、不能批评、不能议论的。“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统统都是“现行反革命”。另一方面,说你是“走资派”或“反动权威”或“叛徒、特务”,你不许说不是,可以随便把人拉出来批斗。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现在人们正是为了建设民主制度、根据宪法和法律来成立政治性组织。李鹏搬出那种无法无天的“战斗队”来进行类比,只能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
    一旦开放党禁,起初可能会出现许多政党。因为受压抑太久了,人们都要尝试运用自己的利权。按照民主政治的规律,泡沫政党必将逐渐被淘汰出局。台湾开放党禁後,先後在内政部登记的有七十六个政党。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进行活动的只有五个政党,真正具有角逐能力的是三个政党。台湾的人口仅有两千一百万,中国大陆的人口是十二亿,一下子冒出几百个政党也不算多。政党多与政局乱没有必然联系。从前苏联只有一个政党,最後还不是乱得一塌糊涂!问题是在于政党的活动是否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据。李鹏认为政党多了就会产生混乱,就是因为心目中没有宪法和法律。
    假定你说得对,那么政党以多少为合适?你定个指标。共产党不是事事都有指标吗?在你定的指标范围内组党总可以了吧?还有什么借口?
    四,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李鹏也强调依法治国,还说任何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但是,李鹏却不许搞多党制。请问,结社自由是否也包括组党自由?李鹏的说法是否违宪?
    (王绍光:结社自由可以包括组党,也可以不包括组党。)如果结社自由不包括组党自由,应另有政党法。中国目前没有政党法,结社自由就应当包括组党自由。李鹏说:“我们根据宪法办事,不符合法律的事就不能允许存在。”很好,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有禁止组党的条文吗?没有。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人民都可以做。不仅如此,中国的宪法是允许“民主党派”存在的,存在就意味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只允许过去和现在的“民主党派”存在,不允许未来的“民主党派”存在,是违宪的。宪法也并没有限定“民主党派”只能是八个。李鹏却一口咬定“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李鹏嘲笑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宪法知之甚少”。这么说,他对宪法是知道的,那是故意违反。国内各地申请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就是合乎宪法的“民主党派”。(王绍光:这种党成立了也不会有多大作用。)政党成立後起什么作用是一回事,政党能不能成立是另一回事;政党成立後起什么作用,责任在该党,政党能不能成立,责任在政府。绍光,你说的也有道理,以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民主党即使成立了,很难在中国的政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切实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改革派还有更基本、更重要的事情可做。组党活动之所以一下子被镇压下去,说明本来就缺乏有力的舆论支持和强大的群众基础。如果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让我来决策,完全可以允许中国民主党成立,而後的结果很可能是自生自灭。当年如果不抓魏京生,具有不同观点的民主墙的伙伴们会起来批评他,区区一个电工也许就掩没在草莽之中了。“六四”如果不镇压,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勾心斗角的小宗派本来就难以为继了。一抓,一压,遂使竖子成名,也为自己树立了永世的仇敌。中国共产党一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原因是迷信权力、迷信暴力。现在的中共决策人更是一帮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急于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朋友们,庆幸遇上的对手不高明。李鹏的谈话不允许组党、反对多党,发出了镇压的信息。果然,此後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遭到逮捕、判刑。这是在锻炼反对派、造就反对派。中国政府只是否定了一个并不成熟的民主党,却是正在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党创造条件。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