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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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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给 人 看, 还 是 照 着 干?

评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
    去年,江泽民访美之前,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签署《经济、社会、文化利权国际公约》;今年,克林顿访华之前,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签署《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因为有此表示,三月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国家在一九八九年後第一次免提谴责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决议案。现在,两个人权公约都签过了。以往,人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进行组党的时候,中国政府总是要抓人;最近,人们按照人权公约规定的结社自由进行组党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要抓人。可见,签署两个人权公约主要是为了缓解外部的人权压力、改善政府的国际形象,并非改进内部的人权状况、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简单来说,是给人看的,不是照着干的。尽管如此,这一举措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

   签署两个人权公约的积极意义
    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表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了人权的普遍原则和共同标准。在人权问题的认同上,中国政府前进了三步。五、六十年代,中国官方不断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高潮,演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七十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发出了人权的呼喊。官方认为要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一概排斥,断然拒绝。邓小平在那个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叫做“耸人听闻”的口号,属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⑴。八十年代,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他认为,人权有两种。“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⑵虽然声称“我们讲的人权”与众不同,比起根本不讲人权来总算有一点进步。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向人民开枪,全世界的舆论谴责中国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谴责的标准不是什么革命和反革命,而是人权和反人权。如果按照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九十年代不得不放弃两种人权论,接受国际公认的人权概念,又有了一点进步。虽说人权是一种,但强调标准不同。中国政府认为,“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国情不同,人权的标准也不同”⑶。两个人权公约体现了人权的共同标准,一旦签字、生效,必须严格遵行,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标准就此作废了。前进到这一步,中国政府在人权概念和人权标准方面与国际接轨了,下一步要看行动,能否在事实上符合两个人权公约的规定?
    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表明中国政府愿意融入世界体系、接受国际监督。此前,中国政府认为:“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⑷因而,凡是外部世界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一概以“不许干涉内政”来抵挡。不干涉内政确实是国际关系的准则,毫无疑问,但它也只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同一准则。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应当尊重人权,而不是尊重国权,它的准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利权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⑸基于世界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应当互相支援、互相救助,而不是互不干涉。中国政府声言,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实际上,将不干涉内政的准则从国际关系领域移植到人际关系领域,就是一种对抗的策略。如果以“不许干涉内政”来切断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中国将成为人类的孤岛。人权公约规定,缔约国均有接受监督的义务,每年必须向人权事务委员会递交一份报告,叙述执行公约、改进人权的情况。中国政府在人权公约上签字,即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今是而昨非。
    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中国国内的人民也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来监督政府,按照政府所承认的共同标准求其兑现对人权的保障。不签署两个人权公约,无以缓解国际上的舆论压力;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又会增加国内的需求压力,而且,国际上的舆论压力也会转换成监督压力。国内的人权状况不改变,无论签还是不签,总是进退两难、左右受制、内外交困;切实执行两个人权公约,从被动到主动,就会变压力为动力。
    中国政府目前的行为是给人看的,但在国际、国内的监督下,其长远的後果必将是不得不照着干。
   《国际人权宪章》的道义力量和法律效力
    人权公约在中国的实施,主要的推动力是人民。中国人应当认真研究和广泛宣传人权公约和其他联合国的人权文件。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利权国际公约》、《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以及《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这四个重要文件构成《国际人权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体现了本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後的人类的觉醒,它提出原则、表达意向,描绘新世界的构想,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但它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人权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则具体规定宣言的实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文件。联合国的成员是“国”,《国际人权宪章》的重大意义在于确认“人”的利权是“国”的活动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利权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⑹宣言阐述的人权的基本思想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利权上一律平等。”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事实上现实世界的人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强调人权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的不自由、不平等,走向符合人的应有利权的理想世界。
    联合国创建之初,一九四六年即成立了人权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起草国际人权文件。一九四七年决定起草“国际人权法案”。在起草的过程中,一个文件变成了两个,一个采取宣言形式,一个采取公约形式。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责成人权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继续起草人权公约和执行措施。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多年的修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人权公约又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国际人权宪章》的诞生过程,将原则和规定作了区分,分别形成宣言和公约;不同的规定又作了区分,分别形成不同的公约。宣言和两个公约的通过相隔八年,宣言的精神在两个公约中又有所发展,而且两个公约对利权的分别规定使得人权的实现更为切合实际。通过公约的同时,还通过一项任意议定书,规定公约的监督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除了接受和审议一个缔约国对另一个缔约国的指控外,并接受和审议任何个人声称公约所规定的任何利权遭受侵犯的受害者来文。
    两个人权公约都是为了实现人类享有免于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一切的利权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民的自决权,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所以,两个人权公约的第一条是相同的,确认“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从这一点出发才引出两方面、两大类的利权,“他们凭这种利权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⑺
    经济、社会、文化利权是作为“社会的一员”所享有的利权,因此首先是集体利权,在集体利权中才能享有每个人的个人利权。例如,公约规定的“参加文化生活”的利权,只有社区、城市、国家的文化的发展才能提供个人享有这种利权。公民利权、政治利权是作为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利权,因此首先是个人利权,每个人的个人利权的实现才能表明集体利权。例如,公约规定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利权,每个人享有言论自由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公约要求,前一类利权可以“采取步骤”“逐渐达到”,而後一类利权则必须“保证实现”。在条文的措辞上也有所不同,前者是缔约国弹性地“承认”某项利权,後者则是硬性地规定“不得剥夺”、“不得违反”某项利权。“承认”某项利权,需要创造条件,促其实现。“不得剥夺”、“不得违反”某项利权,不是需要做什么、而是只要不做什么就可以立即实现。实现“自由发表意见”的利权,只要在对待不同政见、不同意见时不要搞“大批判”,不要制裁异端,不要封锁消息,不要建立审查制度,不要查封报刊,不要开列禁书,不要抓思想犯,不要以言治罪,不要大兴文字狱,……这一切什么都不做,“自由发表意见”的利权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因为利权的性质不同和实施的要求不同,对于缔约国的保留和限制问题,各个文件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世界人权宣言》允许对具体条款提出限制,但这种限制不得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不得歪曲《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也允许对具体条款提出限制,但对利权的限制不得导致对利权的破坏和取消。《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与上述二者不同,不含有允许对利权进行限制的一般规定。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允许对某些利权运用法律加以限制或中止,但不适用于以下七项利权:生命权,免受酷刑权,免受奴役权,不因债务而受监禁的利权,不受追溯性刑法惩处的利权,法律面前人格受承认的利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利权。这七项基本的公民利权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加以克减、限制或中止的。政治利权是公民利权的一部分。但为什么人权公约的标题要将两者分开?因为政治利权是可以依法被剥夺的,人权公约所强调的是即使被剥夺了政治利权的人还是人,还是国家的公民。因此,作为人的某些基本利权,作为公民的某些基本利权,是不可被剥夺、被克减、被限制、被中止的。《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十条明确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⑻
    中国政府在签署两个人权公约时就在议论对某些条款提出保留和进行限制。根据《国际人权宪章》自身的规定,提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批准两个人权公约时注意允许保留和不允许保留、可以限制和不可以限制的区别。
   中国的法律体系与《国际人权宪章》的不一致
    国际公约是广泛的多边条约,缔约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受到国际制裁,丧失国际信誉。人权公约是有关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面性国际公约。中国政府执行人权公约,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按照公约的要求改革内政,而不是提出保留和进行限制。
    将中国的现行宪法和法律与《国际人权宪章》相对照,具有明显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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