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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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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中国的良心"却死在美国
   
   二00五年十二月四日上午,林培瑞教授打来电话,说宾雁已经病危。刚去看过他,他说了一句:“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谁知这竟是他的临终遗言。後来睡着了,一直没有醒来,0时25分停止了呼吸。他最後向我们告别的时候,还在瞻望将来。
   
   刘宾雁,作为“中国的良心”,却死在美国。中国抛弃了良心,中国放逐了良心,而且拒绝收回良心。
   
   在中国被称为“自由化分子”的人,因追求自由化反而失去了自由。我们在流亡途中,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走动,就是不能踏上自己国家的土地。宾雁,现在你彻底自由了。你的忠魂可以在中国的上空翱翔,注视那里发生的一切。
   
   宾雁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改正了,一九八七年又成了“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
   
   宾雁的“右派分子”帽子是毛泽东钦定的,胡耀邦想保他也无可奈何。宾雁的遭遇赢得很多人的同情。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有一个人站起来,以为他要发言,不料他从窗口纵身跳了下去,以死为刘宾雁抗辩。这个人的名字叫戚学义,死后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自杀的不少,但为“右派分子”而自杀的还没有听说有第二人。只有宾雁能有如此打动人心的震撼力。
   同命运,更相知
   
   作为“自由化分子”,宾雁和我命运相同。一九七九年,他因发表《人妖之间》成为文艺界的“有争议的人物”,我因发表《谁之罪?》和《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成为理论界的“有争议的人物”。我被邓小平赶出北京,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家去一次。从西郊的北大到东郊的《人民日报》宿舍,相距遥远,我怕麻烦,说:“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讲吧。”他说:“不,你一定要来一趟,我们作一次长谈。”我到那里,坐没多久,一看表已是十二点。他说:“你别着急,我已做好午饭,吃过饭再谈。”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慨和郁闷,他是为了开导我。他说,他当了右派是不幸也是万幸。他本来已进入高干序列,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是晋升官僚阶层,就是成为精神贵族。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在基层滚来滚去,才知道新社会的穷人是怎样生活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多少人受冤受屈,比起他们来,戴个右派帽子就不算什么了。这一切,为他思考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概括地说:“总之,我得到的东西,大大超过我所付出的和失去的东西。”然後鼓励我:“你去南京未尝不是好事,也许你能发现不同于北京的另一个中国。”我的心境平静了,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轻松了许多。
   胡耀邦关怀,但保护不了
   
   我们两人都有幸得到胡耀邦的关怀,但作为总书记也保护不了我们。一九八六年,宾雁到南京来看我。他说,耀邦对我有三条口信,对他也有一条口信。耀邦给我的口信是:“第一,不要告状,告也没用。第二,回到书斋,研究学问。第三,不会忘记你的。”这些话,一点不像总书记的口气,完全是老朋友的劝慰,也是表明耀邦的无奈。对他的口信是:“叫刘宾雁写小说去吧,不要写报告文学了。”宾雁写一篇报告文学只要个把月,但他得罪的地方党委到中央去告状,纠缠一年都完不了。当时就有六七个省委向中央告状,耀邦颇觉为难,故有此语。後来邓小平勒令开除刘宾雁的党籍,老同志在“生活会”上对胡耀邦进行“逼宫”,指责胡耀邦是刘宾雁的“保护伞”。耀邦的优点是善与人同。在这个场合,优点变成缺点。与那些老同志“善与人同”就是作违心的检讨。他把老同志的指责写进了检讨:“一些坏家伙居然把我当作他们的保护伞,蛊惑人心,毒害青年,制造动乱,使已经开创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能更好地发展,这个后果是严重的。”说过以後,他又后悔了,多次托人带口信给宾雁表示歉意。
   
   一九八七年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时,就没有人为他跳楼了,而是宾客盈门,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也是"民运的良心"
   
   刘宾雁不但是“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一九九二年我到美国不久,他邀我我到他家住了两天,主要是谈海外民运的现状。他深感无奈和失望,说:“中国人一旦有了自由,贪婪和卑鄙也淋漓尽致地自由发挥出来了。”接着,一九九三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上,他在大会上发言,含着眼泪说:“我们大家都讲点良心,好不好?”一时也感动了一些人,但良心的呼唤终究不起作用。民联和民阵的联合演变成更严重的分裂,两个组织不是合二为一,而是合二为三,又多出了一个民联阵。宾雁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民运,题目就是《民运的悲哀》。他说,老有人讲多少特务打入了民运。需要吗?不等特务发挥作用,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
   
   宾雁为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付出不少心血。他是“中国人权”老资格的理事。“中国人权”的问题,他发现得比我们早,但他有点情绪化,谈不拢就不去开会,已有多年不参加理事会了。2004年理事会後,我去看他。这时“中国人权”的问题已经暴露得很明显,我们准备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他兴奋地说:“好极了,无论什么行动都算上我一个。”所以,後来我们的历次提案,他都是提案人之一。
   
   2005年“中国人权”理事会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交谈,他说:“我和你完全一致。”他还给我寄来一份《委托授权书》。我在理事会上散发了《委托授权书》的复印件,表明我的发言是代表刘宾雁和我两个人的意见。但是,多一重身分也没有增加什么发言的力量,我们的提案还是被否决了。我有责任向他作个交待,散会后又去看他。
   
   当时宾雁重病在身,为了不让他过分操心,我说起“中国人权”,三言两语就带过。我总想找点愉快的事情说说,但说不了几句,话题又回到“中国人权”,而且宾雁还要刨根问底。他说,有些人的顽强抵抗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另外一些聪明人对如此黑白分明的事情看不清楚?他想了一想,然后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少的人具有理智和正义的冲突。按照思考能力,他们是富有理智的;按照行为方式,他们是缺乏正义的。”我接着他的话说:“这也可以叫做头脑和良心的矛盾,这些人是有头脑无良心。”
   
   谁知这次见面竟成永诀,年初年尾,阴阳隔绝。当时我见他气色不错,嗓音响亮,暗自高兴。为了保持他留下的最後的美好形象,我不敢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何以不能忘情?
   
   宾雁心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对中国的眷恋。那片土地是他的灾难之邦,为什么还要心向往之?他所不能忘怀的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新社会的穷人、受冤受屈的普通人。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过:“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背後的老百姓。我总感到是被人推着走,背後是人山人海。”凡是来自中国的朋友,他都要请到家来长谈,详细询问政情、民情。有时他也打电话来,与我分享信息。有些信息是互相矛盾的,我们不免讨论一番。他感慨道:“我们的亲身体验都用完了,间接得来的信息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观察。”他的强烈的回国的愿望就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观察”,直到最後,他还幻想“哪怕踏一踏那里的土地”。
   
   宾雁的视野宽阔。他掌握日、俄、英三门外语,阅读广泛。搬入新居以後,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领我去参观,最为得意的是那一捆一捆的剪报。他认真研究美、苏、欧,特别关注拉丁美洲问题。研究外国还是为了中国,作为“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为什么特别关注拉丁美洲问题?他认为,有些拉丁美洲国家,不走民主化之路,结果腐败的文官政府被军人专政所代替。这也是中国最危险的选择。他还认为,中国的现状与阿根廷走过的道路很相像。一九八九年,阿根廷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许多做法和中国差不多。九十年代,阿根廷经济高速发展,国际上称之为“阿根廷奇迹”。只不过维持了五年就出现危机。原因是贫富分化,失业严重。阿根廷已经天下大乱,中国为什么还能保持“稳定”?阿根廷有强大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中国有强大的军队,用“压倒一切”来求“稳定”。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根廷——中国的先兆》。有病不治,迟早要发作。中国的危机只是
   拖延时间而已。
   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宾雁为我们留下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宾雁认为,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曾经切断历史。一九四九年以前,以为一切罪恶都是国民党造成的,只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犯了这样的错误,追求一个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社会;结果新社会给予我们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了旧社会。今天,有可能再次切断历史,以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半个多世纪,一切罪恶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只要推翻共产党又是一片光明了。我们怎么能够挥一挥手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一切都错了,从头再来。”错也要找出错的原因来,找不出原因,可能一错再错。
   
   宾雁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在苏联、东欧都倒了,为什么在中国不倒?他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壤中有更多的专制的养料。中国共产党不是外来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它的成功是因为适应了中国的条件。常常有人用欺骗或阴谋来解释,这种解释至少是肤浅的;就算是欺骗,为什么千百万人在长时期中能够接受欺骗、相信欺骗?还是不能解释。他提出,反对共产党要消除它存在的条件。我问他:“你近年发表的文章自认为哪一篇比较重要?”他说《寻找共产党》。我感到奇怪,共产党不就在那里吗?何必寻找?我把文章找来一看,才知寓有深意焉。宾雁他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历史中考察的,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早年,热血青年满怀理想,冲过封锁线,奔向解放区,为了革命而“寻找共产党”。掌权後,共产党变了,变成专制腐败的党。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发觉,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共产党,于是要重新“寻找共产党”。下一步,“寻找共产党”是找它算帐了。
   
   宾雁总是立足现实,放眼历史。他的最後一部著作题为《走出千年泥泞》,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中国社会是怎样变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变的?中国人是怎样变的?共产党因赢得民心而在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後来怎样一步一步地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为什么还不倒?可惜这部著作没有写完,成为永恒的遗憾。
   
   宾雁,我希望你安息。我知道你不会安息,你的英灵熠熠生辉,使一些人得到鼓舞,使另一些人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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