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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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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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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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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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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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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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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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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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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多维特约记者英夫
   陈小平向全国人大提起宪法诉讼案不仅引起读者和专家的兴趣,也引起具有类似经历的学者的共呜。这些学者同样也被中国驻外机构拒绝延长护照并且拒绝其回国。郭罗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郭罗基先生是1948年在无锡参加中共地下党,时年16岁。1949年以后在无锡市担任干部,当过团委书记、党委书记。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提前两年毕业,任政治理论教师。后转入哲学系教马克思主义。1978至1982年作为周培源校长的助手兼任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1977年,还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调到南京大学哲学系。1992年至19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任资深研究员,同时参加宪政研究项目。1995年至今,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资深研究员,研究中国宪法和人权。下面是多维社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纪要。
   记者:郭先生您好!陈小平诉讼案出来后,据说,一些媒体想采访您,没有找到。今天正巧,您可以接受我的访问。
   郭: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中国人权”的网站上,讨论陈小平诉讼案的意义和程序性策略。
   记者:据说,郭先生曾经以侵害公民权利为由,向法院状告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曾将此案作为第一起中国公民控告权威机关的案件来研究,并且因此请郭先生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来参加研究项目。郭先生能否介绍您的这一经历?
   郭:1989年“六四”之后,人们都很压抑。当年追求民主的人们,被抓的被抓,逃亡的逃亡,还有一些年轻人想搞地下反对运动。因为我过去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现在居然有人向我请教搞地下活动的经验,来反对共产党。我劝他们进行合法斗争。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后来一些人又被抓,我很痛心。我想,我应当实践自己给青年人建议的主张。
    我因为“六四”后抗议镇压,被剥夺教授资格、停止教课和不许出国。那时,英
   国剑桥大学邀请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但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说:“郭罗基这样的人不能出国”。我想以起诉的方式合法阐述我对“六四”镇压的抗议。我于1992年2月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起诉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中级法院说,党委不是行政机构,不能作为诉讼对象。我说,共产党违反宪法适用什么法律?请你们指出。而且我还诉国家教委,完全符合行政诉讼的要件。中级法院对我的起诉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但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就说:“你上诉吧,上诉吧。”我于92年5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并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超期审理,违反程序。高级法院对我很客气,以请我谈话的方式驳回我的上诉。他们说,受理这样的案件,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次。无法判,希望我寻求其他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法院是二审终审制,作为诉讼的程序到此为止了。
    92年9月,我又以申诉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控告。最高法院不予理睬。我在92
   年11月进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公民上书。我的诉状都是借题发挥,成了声讨共产党镇压人民的檄文,所以越写越长。起诉书两份,每份4千字,上诉书一份就是8千字,申诉书是2万5千字,公民上书又翻了一番,是5万字。我的诉讼文件被人们大量复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便于传播,我特意买了电脑,并在60岁时开始学
   习使用。海外媒体当时说,我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依法控告国家机关和共产党组织。BBC和美国之音都进行了系列报道。美国之音的节目还获了奖。当美国之音采访教委时,发言人竟让他们找外交部,说“由外交部统一囗径”。这时,纽约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又邀请我到美国访问。我办里出国手续,结果很顺利。所以,虽然在法庭上我没有打赢官司,在舆论上和事实上,我胜利了。
   记者:这就是郭先生说过的少起义,多起诉?
   郭:对!有些网友不赞成激进的改革路线,主张渐进主义,很好。但渐进主义的进步需要通过不断的抗争和合法的诉讼来推动。有些网友似乎也反对起诉。这就使渐进主义成为不进主义了。
   记者:有人说,郭先生在所谓不能回国者的黑名单上,请问郭先生这是否属实?
   郭:海外媒体广泛报道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确实在上面,是属于这个名单的第三类第8名。第一份黑名单是公安部在1993年发给所有海关的,有49人。由深圳海关的陈蒙向人权组织揭露,因此陈蒙先生被判7年徒刑,至今还在坐牢。
   记者:有些读者疑惑,为什么中国不让你们回去?为什么不给你们合法身份证明?是不是您有背叛祖国的问题?或者因为别的问题?
   郭:我非但没有“背叛祖国的问题”,我是忠诚的爱国者;过去,我还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因为我坚持正义、坚持原则,历来不为中国领导人所容。就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说起吧。1977年,我是文革后北京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在大会上发言,批评镇压“四五”运动的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吴德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说:“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结果,那次北京市人代会专门为我延长5天,批判我的发言,但不许我反驳。结论是:“郭罗基的发言是右派言论。”还连累北大,说“北京大学是出右派的地方”。1979年3月31日,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时说,人权问题是耸人听闻的口号。我则在纪念张志新烈士的《谁之罪?》一文中说,文革不拿人当人,现在应当讲基本人权。1979年10月下旬,北京中级法院开庭审判魏京生和付月华案。11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特别指出“不能因发表反革命言论而动手抓人”。据说,彭真很恼火。因为新刑法的第102条就是惩治“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胡乔木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邓小平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不许留在北大。他们还说我是北京市的不安定因素,不能留在北京。这样,我们全家于1982年被赶出北京。我在南京,实际上是受软禁。1989年“六四”镇压后,我经常发表不同于中央文件的看法。每次开会讨论,我都揣着党章。发言前,先念一段关於党员可以对党的决定持保留意见的段落,然后再谈我反对镇压的看法。
   记者:那麽,郭先生现在不能回国了?如果这样,郭先生在美国的身份是如何解决的?是否遇到陈小平先生遇到的问题?
   郭:我遇到类似的问题,而且我也起诉了外交部。我是1992年拿到护照来到美国的。1997年我的护照到期,去纽约总领馆申请延期。最初,他们收下了我的护照。然后又不作解释退还给我。我从波士顿去纽约总领馆问:不是依法治国吗?你们依的什么法?他们说是上级的指示。我说,上级也要依法呀。他们只好又收下。尔后,通知我转回国内处理了。两个月后答复说:外交部和公安部共同研究后决定不给
   我延护照。我问:“什么理由?”回答:“没有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章第11条第4款,“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护照就是执照的一种。由于我的护照过期,遇到移民方面的麻烦,我又致函总领馆请求“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没人理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章第11条第5款,“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的”,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我在程序上严格按照《行政诉讼法》办事,首先向外交部提请行政复议,没人理睬。我就以上述两条法律根据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来,在国内应向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但我在国外,所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今没有答复。我的经历表明,中国政府的所谓“依法治国”是虚假的。
   记者:那麽,郭先生现在在美国是什麽身份呢?如果你没有护照,怎麽还能有签证呢?
   郭:我刚到美国的签证是 J-1, 美国法律规定,J-1 签证的有效期是三年。三年后,
   我的 J-1 签证到期。由于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不能回国,有人劝我申请政治避
   难。但我拒绝了。我是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什么要做政治难民?感谢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务院,他们尊重我的选择,为我寻找一切可能的合法居留方式而不是政治避难。最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我申请了 O-1 签证,即杰出人才签证。根
   据中美协议,J-1 签证持有者必须回国服务两年,O-1 签证应当在所在国申请。美
   国国务院豁免了我的回国条件,并安排我到荷兰签证,一次签证有效期为三年。
    1999年签证又到期了,尽管中国政府拒绝延长我的护照,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务
   院认为我仍在控告和申诉,所以继续延长O-1 签证一年。直至2000年,因为长期没
   有有效护照,在美国法律许可范围内,我已经不能再合法居留了。就这样,由于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在不解释法律根据和不提供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拒绝延长我的护照,迫使我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从2000年起,我成了有国不能归的政治难民。
   记者:那麽,郭先生愿意回国吗?如果中国政府允许,您愿意马上回国吗?
   郭:我曾问过总领馆:不给延期护照,是行政处份还是刑事处分?事实与法律根据是什麽?他们没有回答。我告诉他们,如果我有错,愿意回国接受批判,如果我有罪,愿意回国接受审判。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我回国。可见,不是我不愿意回国,而是政府不让我回国。不让我回国,这说明了什麽?说明了他们的虚弱。我的武器是两个,一是法律,一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能力接受我的挑战。
    我不愿做美国人,否则,我早就拿到绿卡并成为美国公民了。我渴望回国,但
   决不拿原则做交易。2000年,我的90多岁的母亲从病危到去世,我多次向领事馆申请回国探亲、奔丧。领事馆提出一个条件,必须“写个东西”,然后给我发一张临时通行证。什么“东西”?他们不明说,让你自己领会。实际上是要我签一份忏悔书、保证书之类。我拒绝了。我忍受了与高堂老母生离死别的悲痛,但保持了为人的尊严。我的母亲在那个时代是少有的开明妇女,她送我离家去参加革命。她把儿子献给了共产党,想不到共产党竟不许她的儿子在她临终时见上一面。
   记者:许多读者都记得,当年郭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为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奋斗。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改革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学者和与陈小平有相同经历的公民,郭先生对陈小平案件如何评价?中国政府是不是违背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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