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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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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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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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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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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我在美国《世界周刊》上发表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一文,主张讨论海外民运中革命和改良的分野,不赞成像共产党那样搞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但自称为“革命派”的人还是要搞,他们在网刊上三五成群,群起而攻之。他们要求《世界周刊》发表这些文章,遭到拒绝。他们又气势汹汹地打电话责问。于是,《世界日报》作了一个决定:今後《世界周刊》一律不发表有关民运的文章。这是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民运屡见不鲜的现象,唱高调的、坚持不撤的总是少数人,少数人招致的後果却要全体承担,连原先不赞成他们的人也不能幸免。
    《民主正义党通讯》汇集了五位作者在网刊上发表的九篇对我的批评文章(王希哲一篇,张林一篇,徐水良四篇,纪晓峰两篇,马不喑一篇),编成一个《理论专辑》。集中起来一看,更足以理解《世界周刊》为什么拒绝发表这些文章。不仅是《世界周刊》,民运报刊《北京之春》、《新闻自由导报》也不发表这些文章。我倒觉得,看了这些文章也更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写《分野》一文。我将来出版文集时,一定会把这些文章与《分野》放在一起,以便读者对照。
    革命与改良,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但《民主正义党通讯》的文章,实在说不上是讨论。我也欢迎对我的文章提出批评;但“革命派”好像以为口出狂言就是革命豪情、恶语伤人就是思想深刻。
    一,口出狂言就是革命豪情?

    “革命派”的文章说:“郭先生……对革命发表长篇大论的荒唐言论,这未免可笑。”“敬佩郭先生在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内高谈阔论的勇气,任意编造历史的勇气。”“郭先生不懂人权、自由、民主、权利、权力及其他许多普通概念,……”“郭先生连这种简单的道理也不懂”⑴。《新闻自由导报》的总编辑吴仁华告诉我,有一位作者将这种文章送到他那里去发表。他说:“我们当年在北大就是在郭老师的影响下成长的,照你说他什么都不懂,我们算什么?”我倒不在呼,吴仁华感到受了亵渎。我建议他不妨发表这些文章,让大家见识见识。他说:“那就坏了讨论的气氛。”
    被人嘲笑,人品和学问不会因此而招损;自我吹嘘,人品和学问也不会因此而受益。
    “革命派”嘲笑别人的办法是,对革命、人权、民主等等下一个特殊的定义,凡不合自己的定义的,即斥之为“荒唐的”、“可笑的”。定义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即使正确的,对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下许多不同的定义。各种百科全书对“民主”的定义就有六十多个,对“革命”的定义有多少个我还没有统计。苏东坡说庐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庐山究竟是“岭”还是“峰”?就在于“横看”还是“侧看”。如果在飞机上从空中鸟瞰,或从山脚下卧佛的眼光向上仰视,又当另下定义了。中国的山水画家精细地观察到“移步换景”,每走一步都可以领略不同的景色。那么,什么是庐山?可以说一步一个定义。对庐山仅仅截取一个定义,就说别人定义庐山为“岭”、为“峰”或其他都是“荒唐的”、“可笑的”,那才真是荒唐的、可笑的。
    从定义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这是两种不同的讨论。我的文章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历史到现实,从成汤革命到近代的三大革命,研究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发生过的革命及其後果。“革命派”的文章是从定义出发,他们想为革命下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结果还是遗漏了很多。例如,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他们的定义就没有说明这种“革命”。他们各自所下的定义也很不一致,但他们相互之间不说是“荒唐的”、“可笑的”。他们所定义的,往往是中国还没有发生过的“革命”,而他们所追求的,却是继续中国已经发生过的革命。
    徐水良的文章还说:“郭先生……的议论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们需要加强基本知识的启蒙教育,包括对许多号称学者甚至权威的人。”我可能“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并不奇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也非常欢迎而且竭诚感谢对我“加强基本知识的启蒙教育”。徐水良所指出的我的“常识性错误”是,我认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他说,四五运动是由南京发起的,他本人一九七五年的大字报是一九七六年“南京事件的先导”。他自称是“南京事件被捕的负责人(意义不明。是说因其为南京事件的负责人而被捕?事实上他早在南京事件之前已被捕,并未参与;还是说在因南京事件被捕的人中他是个负责的?因南京事件被捕的人中又没有他。),又是南京地区民运代表人物(谁封的?)”,以此身分说:“南京事件的最主要特点,从而也是整个四五运动的特点,恰恰是反对四人帮,恰恰是一个权力问题。”这一点,我简直是无知。当时我在北京,真不知道“南京地区民运代表人物”徐水良所“负责”的南京事件是向北京的“四人帮”夺权,恐怕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此鲜为人知的事就不成其为“常识”,没有说明不知道的事也不成其为错误。真正的常识性的错误确实有,而且不少。例如,就以徐水良本人而言,他说:“郭先生说:‘革命运动就是夺取权力的运动,’又说:‘将革命局限于暴力夺取政权,这是一个狭窄的定义’‘如果说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变革都是革命……’我不知道郭先生究竟主张那一个定义。”定义不是个人的主张;这两个定义都是通用的。我的文章主要是讨论在中国事实上发生过的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在批评“告别革命”这一口号时,我也指出,如果对“革命”采用一个广义的定义,更不可“告别革命”。我早已料到反对我的人会用一个广义的定义来纠缠,预先有伏笔在此。但我所讨论的不是这一类广义的“革命”。用不同的定义来对我责难,不过是转移了论题。事物的定义有广义的、狭义的,狭义的定义也不止一个,这是形式逻辑的常识,连九百多年前没有学过形式逻辑的苏东坡都懂得的常识。讨论问题还必须遵守同一律,这也是形式逻辑的常识。徐水良对事物只承认一个定义,还要求别人也必须承认一个定义;而自己在反对别人的时候又不止使用同一个定义。喜欢指摘别人的“常识性错误”的徐水良,在这里恰好犯了双重的常识性错误。
    再如,王希哲的文章中说:“美国《独立宣言》是国际公法。这个国际公法确认对于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人民有起义推翻它的权利。”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人民发表的《独立宣言》根本不是法律。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即使是美国的法律,也不能说是“国际公法”。这是第二个常识性错误。一七七六年的时候,还没有“国际公法”的概念。这是第三个常识性错误。古罗马有万民法或万国法(law of nations)。一七八九年,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n)在《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中才第一次提出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的概念;相对于国际私法将国际法称作国际公法更是後来的事。短短一句话十一个字包含三个常识性错误,平均不到四个字就有一个常识性错误。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国际公法确认人民有推翻政府的利权,这只是自然法。诸如此类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为什么不说是“荒唐的”、“可笑的”?发生在“革命派”身上的真正的常识性错误就彼此友好地沉默了。可见,他们的批评不是针对论点,他们的文章不是讨论问题。那是为了什么?
    二,恶语伤人就是思想深刻?
    “革命派”的文章充斥着激烈的人身攻击。诸如:“郭罗基之类心怀叵测的改良主义者”,“共产御用文人”“郭罗基……用他那在共产国练就的一身看家本领”如何如何。张林说:“郭先生如此冥顽不灵,确实有点搞笑的味道”,“郭先生……助纣为虐”。在张林看来助纣为虐的不止我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就是“一个曾经跟着共产党喊口号并且助纣为虐而堕落的民族”⑵。好大的口气!这位“职业革命家”以救世主自居。然而他能拯救“苦难的中国”、“堕落的民族”吗?
    从这些“革命派”那里,可闻咬牙切齿之声,可见含血喷人之形。什么“当初曾助纣为虐帮毛土匪打过天下、而今又表示忏悔的郭教授”,什么“宣扬共产愚民教育的中共历史教科书……,想来当初中共编造这本教科书时郭罗基也有份,郭教授今天怎么忘记了呢?”有的话实在不好意思重复,什么“流亡海外的精英……人脑袋打出了狗脑袋”,“不惜给共产党溜须舔腚”,如此等等。
    一如“文化大革命”中要反对一个人就把他同“帝修反”挂上钩,现在“革命派”要反对一个人就把他同共产党挂上钩,也不管挂得上挂不上。张林说,我的文章“倒像是共产党托派在攻打民运;更进一步说,这是共产党托派在利用民运内争企图分裂瓦解民运力量。企图使中共的腐朽统治苟延残喘的更久。其拥共之心,其爱共之情,昭然若揭。”又有常识性的错误了。托派是比共产党更激进、更左倾的派别,哪有主张改良的托派?“搞笑”搞到了笑掉大牙的地步。常识就不管它了,反正什么字眼恶毒就用什么字眼。因此又犯了前言不搭後语的错误。张林说,民运“两派反共是一致的”。既然一派是反共,一派是“拥共”、“爱共”,怎么能一致?我看也是不一致的,不要以为声称“反共”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若说反对共产党,为什么要反对?反对什么?共产党镇压了许多好人,但并非凡受共产党镇压的都是好人;反对共产党的有许多好人,但并非凡反对共产党的都是好人。有些反对共产党的人比共产党更坏,“反共义士”在民主国家作奸犯科因而被判刑坐牢的已不是新闻。有人出于追求民主的目的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但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有人出于复仇的目的或其他说不出口的目的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张林说“必须彻底消灭中共”。中共有六千万党员,怎么个“彻底消灭”法?是像王炳章设计的那样“一个一个地去杀”,还是像日本人在南京干的那样挖个大坑把他们埋了,或者是像希特勒在二次大战时干的那样把他们都送进毒气室?六千万共产党员中不乏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也要“彻底消灭”吗?在俄罗斯,共产党一党专权垮台了,但共产党在国家杜马中依然是第一大党,这样的共产党也要“彻底消灭”吗?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共产党下台後通过选举又上台了,这样的共产党也要“彻底消灭”吗?反对共产党的存在,鼓吹“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中共”之类的口号,非但不是民主,完全是反民主。在大陆执政的国民党,因鼓吹“消灭朱毛”、“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只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放弃一党专权,实行多党竞争。现在台湾的七十六个政党中,就有社会民主党、劳动党(一九九六年我应邀赴台观摩大选,耳闻劳动党的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我一时产生错觉,仿佛置身于北京街头。)等社会主义政党,还有台湾共产党筹备处。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因容忍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民主政党。假如那些主张“彻底消灭中共”的人们一旦上台执政,还不是像苏哈托那样杀它个血流成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是消除仇恨而是制造更大的仇恨。海外民运之所以“内斗”不断,是因为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张林不用担心有人会“企图分裂瓦解民运力量”,因为本来就没有团结过。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主张多党竞争的主流队伍与混迹于民运队伍中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主张“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中共”的狭隘复仇分子和其他什么分子形成了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严格来说,这种斗争不是“内斗”,而是外仗内打。一时之间,可以成为抗议共产党镇压的同路人;随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展开,民运队伍内部潜在的民主和反民主的矛盾必将日益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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