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我在美国《世界周刊》上发表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一文,主张讨论海外民运中革命和改良的分野,不赞成像共产党那样搞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但自称为“革命派”的人还是要搞,他们在网刊上三五成群,群起而攻之。他们要求《世界周刊》发表这些文章,遭到拒绝。他们又气势汹汹地打电话责问。于是,《世界日报》作了一个决定:今後《世界周刊》一律不发表有关民运的文章。这是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民运屡见不鲜的现象,唱高调的、坚持不撤的总是少数人,少数人招致的後果却要全体承担,连原先不赞成他们的人也不能幸免。
    《民主正义党通讯》汇集了五位作者在网刊上发表的九篇对我的批评文章(王希哲一篇,张林一篇,徐水良四篇,纪晓峰两篇,马不喑一篇),编成一个《理论专辑》。集中起来一看,更足以理解《世界周刊》为什么拒绝发表这些文章。不仅是《世界周刊》,民运报刊《北京之春》、《新闻自由导报》也不发表这些文章。我倒觉得,看了这些文章也更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写《分野》一文。我将来出版文集时,一定会把这些文章与《分野》放在一起,以便读者对照。
    革命与改良,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但《民主正义党通讯》的文章,实在说不上是讨论。我也欢迎对我的文章提出批评;但“革命派”好像以为口出狂言就是革命豪情、恶语伤人就是思想深刻。
    一,口出狂言就是革命豪情?

    “革命派”的文章说:“郭先生……对革命发表长篇大论的荒唐言论,这未免可笑。”“敬佩郭先生在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内高谈阔论的勇气,任意编造历史的勇气。”“郭先生不懂人权、自由、民主、权利、权力及其他许多普通概念,……”“郭先生连这种简单的道理也不懂”⑴。《新闻自由导报》的总编辑吴仁华告诉我,有一位作者将这种文章送到他那里去发表。他说:“我们当年在北大就是在郭老师的影响下成长的,照你说他什么都不懂,我们算什么?”我倒不在呼,吴仁华感到受了亵渎。我建议他不妨发表这些文章,让大家见识见识。他说:“那就坏了讨论的气氛。”
    被人嘲笑,人品和学问不会因此而招损;自我吹嘘,人品和学问也不会因此而受益。
    “革命派”嘲笑别人的办法是,对革命、人权、民主等等下一个特殊的定义,凡不合自己的定义的,即斥之为“荒唐的”、“可笑的”。定义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即使正确的,对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下许多不同的定义。各种百科全书对“民主”的定义就有六十多个,对“革命”的定义有多少个我还没有统计。苏东坡说庐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庐山究竟是“岭”还是“峰”?就在于“横看”还是“侧看”。如果在飞机上从空中鸟瞰,或从山脚下卧佛的眼光向上仰视,又当另下定义了。中国的山水画家精细地观察到“移步换景”,每走一步都可以领略不同的景色。那么,什么是庐山?可以说一步一个定义。对庐山仅仅截取一个定义,就说别人定义庐山为“岭”、为“峰”或其他都是“荒唐的”、“可笑的”,那才真是荒唐的、可笑的。
    从定义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这是两种不同的讨论。我的文章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历史到现实,从成汤革命到近代的三大革命,研究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发生过的革命及其後果。“革命派”的文章是从定义出发,他们想为革命下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结果还是遗漏了很多。例如,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他们的定义就没有说明这种“革命”。他们各自所下的定义也很不一致,但他们相互之间不说是“荒唐的”、“可笑的”。他们所定义的,往往是中国还没有发生过的“革命”,而他们所追求的,却是继续中国已经发生过的革命。
    徐水良的文章还说:“郭先生……的议论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们需要加强基本知识的启蒙教育,包括对许多号称学者甚至权威的人。”我可能“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并不奇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也非常欢迎而且竭诚感谢对我“加强基本知识的启蒙教育”。徐水良所指出的我的“常识性错误”是,我认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他说,四五运动是由南京发起的,他本人一九七五年的大字报是一九七六年“南京事件的先导”。他自称是“南京事件被捕的负责人(意义不明。是说因其为南京事件的负责人而被捕?事实上他早在南京事件之前已被捕,并未参与;还是说在因南京事件被捕的人中他是个负责的?因南京事件被捕的人中又没有他。),又是南京地区民运代表人物(谁封的?)”,以此身分说:“南京事件的最主要特点,从而也是整个四五运动的特点,恰恰是反对四人帮,恰恰是一个权力问题。”这一点,我简直是无知。当时我在北京,真不知道“南京地区民运代表人物”徐水良所“负责”的南京事件是向北京的“四人帮”夺权,恐怕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此鲜为人知的事就不成其为“常识”,没有说明不知道的事也不成其为错误。真正的常识性的错误确实有,而且不少。例如,就以徐水良本人而言,他说:“郭先生说:‘革命运动就是夺取权力的运动,’又说:‘将革命局限于暴力夺取政权,这是一个狭窄的定义’‘如果说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变革都是革命……’我不知道郭先生究竟主张那一个定义。”定义不是个人的主张;这两个定义都是通用的。我的文章主要是讨论在中国事实上发生过的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在批评“告别革命”这一口号时,我也指出,如果对“革命”采用一个广义的定义,更不可“告别革命”。我早已料到反对我的人会用一个广义的定义来纠缠,预先有伏笔在此。但我所讨论的不是这一类广义的“革命”。用不同的定义来对我责难,不过是转移了论题。事物的定义有广义的、狭义的,狭义的定义也不止一个,这是形式逻辑的常识,连九百多年前没有学过形式逻辑的苏东坡都懂得的常识。讨论问题还必须遵守同一律,这也是形式逻辑的常识。徐水良对事物只承认一个定义,还要求别人也必须承认一个定义;而自己在反对别人的时候又不止使用同一个定义。喜欢指摘别人的“常识性错误”的徐水良,在这里恰好犯了双重的常识性错误。
    再如,王希哲的文章中说:“美国《独立宣言》是国际公法。这个国际公法确认对于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人民有起义推翻它的权利。”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人民发表的《独立宣言》根本不是法律。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即使是美国的法律,也不能说是“国际公法”。这是第二个常识性错误。一七七六年的时候,还没有“国际公法”的概念。这是第三个常识性错误。古罗马有万民法或万国法(law of nations)。一七八九年,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n)在《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中才第一次提出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的概念;相对于国际私法将国际法称作国际公法更是後来的事。短短一句话十一个字包含三个常识性错误,平均不到四个字就有一个常识性错误。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国际公法确认人民有推翻政府的利权,这只是自然法。诸如此类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为什么不说是“荒唐的”、“可笑的”?发生在“革命派”身上的真正的常识性错误就彼此友好地沉默了。可见,他们的批评不是针对论点,他们的文章不是讨论问题。那是为了什么?
    二,恶语伤人就是思想深刻?
    “革命派”的文章充斥着激烈的人身攻击。诸如:“郭罗基之类心怀叵测的改良主义者”,“共产御用文人”“郭罗基……用他那在共产国练就的一身看家本领”如何如何。张林说:“郭先生如此冥顽不灵,确实有点搞笑的味道”,“郭先生……助纣为虐”。在张林看来助纣为虐的不止我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就是“一个曾经跟着共产党喊口号并且助纣为虐而堕落的民族”⑵。好大的口气!这位“职业革命家”以救世主自居。然而他能拯救“苦难的中国”、“堕落的民族”吗?
    从这些“革命派”那里,可闻咬牙切齿之声,可见含血喷人之形。什么“当初曾助纣为虐帮毛土匪打过天下、而今又表示忏悔的郭教授”,什么“宣扬共产愚民教育的中共历史教科书……,想来当初中共编造这本教科书时郭罗基也有份,郭教授今天怎么忘记了呢?”有的话实在不好意思重复,什么“流亡海外的精英……人脑袋打出了狗脑袋”,“不惜给共产党溜须舔腚”,如此等等。
    一如“文化大革命”中要反对一个人就把他同“帝修反”挂上钩,现在“革命派”要反对一个人就把他同共产党挂上钩,也不管挂得上挂不上。张林说,我的文章“倒像是共产党托派在攻打民运;更进一步说,这是共产党托派在利用民运内争企图分裂瓦解民运力量。企图使中共的腐朽统治苟延残喘的更久。其拥共之心,其爱共之情,昭然若揭。”又有常识性的错误了。托派是比共产党更激进、更左倾的派别,哪有主张改良的托派?“搞笑”搞到了笑掉大牙的地步。常识就不管它了,反正什么字眼恶毒就用什么字眼。因此又犯了前言不搭後语的错误。张林说,民运“两派反共是一致的”。既然一派是反共,一派是“拥共”、“爱共”,怎么能一致?我看也是不一致的,不要以为声称“反共”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若说反对共产党,为什么要反对?反对什么?共产党镇压了许多好人,但并非凡受共产党镇压的都是好人;反对共产党的有许多好人,但并非凡反对共产党的都是好人。有些反对共产党的人比共产党更坏,“反共义士”在民主国家作奸犯科因而被判刑坐牢的已不是新闻。有人出于追求民主的目的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但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有人出于复仇的目的或其他说不出口的目的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张林说“必须彻底消灭中共”。中共有六千万党员,怎么个“彻底消灭”法?是像王炳章设计的那样“一个一个地去杀”,还是像日本人在南京干的那样挖个大坑把他们埋了,或者是像希特勒在二次大战时干的那样把他们都送进毒气室?六千万共产党员中不乏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也要“彻底消灭”吗?在俄罗斯,共产党一党专权垮台了,但共产党在国家杜马中依然是第一大党,这样的共产党也要“彻底消灭”吗?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共产党下台後通过选举又上台了,这样的共产党也要“彻底消灭”吗?反对共产党的存在,鼓吹“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中共”之类的口号,非但不是民主,完全是反民主。在大陆执政的国民党,因鼓吹“消灭朱毛”、“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只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放弃一党专权,实行多党竞争。现在台湾的七十六个政党中,就有社会民主党、劳动党(一九九六年我应邀赴台观摩大选,耳闻劳动党的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我一时产生错觉,仿佛置身于北京街头。)等社会主义政党,还有台湾共产党筹备处。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因容忍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民主政党。假如那些主张“彻底消灭中共”的人们一旦上台执政,还不是像苏哈托那样杀它个血流成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是消除仇恨而是制造更大的仇恨。海外民运之所以“内斗”不断,是因为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张林不用担心有人会“企图分裂瓦解民运力量”,因为本来就没有团结过。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主张多党竞争的主流队伍与混迹于民运队伍中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主张“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中共”的狭隘复仇分子和其他什么分子形成了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严格来说,这种斗争不是“内斗”,而是外仗内打。一时之间,可以成为抗议共产党镇压的同路人;随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展开,民运队伍内部潜在的民主和反民主的矛盾必将日益显露。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