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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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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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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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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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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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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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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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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海 外 民 主 运 动 的 分 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海外民主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特色。
    一九八二年的“中国之春运动”是海外民运的肇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後,大批国内的民运人士流亡海外,海外民运得到发展。在海外民运的初创阶段,公费留学生王炳章曾作出贡献。可惜,他未能实现自我期许,有负公众委托。因触犯美国法律,他受到惩罚,又被他自己创建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除出盟。在海外民运中几经浮沉之後,王炳章于一九九八年一至三月二度“闯关”进中国。但由于变造护照,又被美国当局羁押。无论如何,“闯关”的轰动效应已经造成。据说,“闯关”是为了前去中国成立地下组织,训练民运人士,发动革命,推翻政府。旋即被中国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此事触发了海外民运的争论;有人认为“闯关”的意义是负面的,有人认为这是民运革命派打破民运改良派主导局面的尝试⑴。这种争论涉及海外民运的一些根本问题。
   一,是民主运动还是革命运动?
    王炳章是带着他的《民运手册》去“闯关”的。在《民运手册》中⑵,表达理念时,他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说明是不错的,但提出的纲领却是进行革命。民主的理念和革命的纲领是脱节的。王炳章使用了共产党的语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是演进,一手是革命;实际上,基调是革命。所以他要组织一个“革命民主政党”,进行一场“民主革命”。“革命民主”或“民主革命”,无论怎样颠来倒去,都不能证明追求民主和进行革命的必然联系。民主的实现不一定取决于革命;革命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民主。王炳章所说的革命,中国早已进行过,而且不止一次,共产党进行的“民主革命”还多了一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现状正是半个世纪不断革命的结果。
    十九世纪末,中国发生过一次短暂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从此中国抛弃了改良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发动的国民革命(时人直呼“大革命”),一九二七年以武装斗争重新开始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事成之後,必为民主。”每次革命都这样认为,革命成功之後就是民主。事实上,每次革命都没有带来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之後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扶持清帝复辟,而後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後是国民党一党专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大陆推翻了国民政府,但共产党一党专权又代替了国民党一党专权。中国人向往民主,所进行的却是革命运动,不是民主运动。人们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因此革命就超越了一切。每次革命又都利用了民主的口号,革命的理由就是反对当权者不民主,假定自己代表民主。反对不民主的人们上台以後,同样也不懂得民主、不实行民主。革命得到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人们不是反思革命,而是归之于革命不彻底,所以还要再来一次革命。一方面比赛革命,一方面糟蹋民主。革命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流血的代价一次比一次高,悲壮故事成了过眼云烟,民主制度还是遥遥无期。
    为什么革命与民主无缘?
    革命运动是夺取权力的运动,直接的结果是权力的转移,没有改变权力的性质。专制之所以为专制,因为权力不可制约。不可制约的权力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还是不可制约。造反起义,夺取权力,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习以为常的社会变革方式。这种变革方式的特征是权力更迭、制度延续;你下台、我上台,换了一批演员上演同样的剧本。三千七百多年前,成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改夏朝为商朝,自称“永革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但并非“永革天命”,成汤的後代殷纣王又被周武王革了命。如是者循环往复无数次。成汤革命成功以後,被尊为“民主”。古代的“民主”概念是“民之主”。“民之主”是为民作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自己作主;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革命只能产生为民作主的“民主”,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实。近代,为人民自己作主而进行革命,求之不得。革命和民主的矛盾就在于企图以传统的方式走出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不应当只是简单地追求变革,而是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的变革方式。如果像王炳章的纲领那样,还是以革命运动来追求权力的转移,只是陷入旧的变革方式的又一轮循环。与革命运动不同,民主运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人民自己作主的利权⑶,从而改变权力的性质。
    中国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虽然以民主为号召,实际上引导人们走向革命。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主要是表达自由。这是中国出现独立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後来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自由化运动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以迄于今,是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中国的历史已经出现了从革命运动到民主运动的转变,但人们在思想上、战略上尚未完成这种转变。一些人往往用革命的思维方法和话语系统来论说民主,还是停留在以反对不民主假定为民主。在民主运动队伍中,也没有学会用民主的规则来协调内部的矛盾。
    王炳章和他的追随者,热衷于夺取权力的革命运动。他们要在海外民运中发动革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斗争。将海外民运区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倒是没有错,错在无条件地对革命赋予褒义,对改良赋于贬义。革命和改良的对立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固定概念,而且具有伦理色彩,革命就是好,改良就是坏,革命光荣,改良可耻。人们总是抢着给自己戴革命派的帽子,给别人戴改良派的帽子。海外民运中的“革命派”同样如此,还在那里重复陈旧的语言,什么“路线斗争无法回避、不可调和”,什么“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等等。我自愿报名当改良派。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当过革命派,现在要当一回改良派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号召“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不少“老革命”成了“反革命”。由于痛感革命的悖论和人生的悲剧,我认为当代中国不需要革命了,不妨试一试改良。革命无益,改良无害。改良并非改良主义;改良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改良主义是从目的到手段都不过囿于对旧事物、旧秩序的修理和补充。改良派的主张是:达到的目的必须彻底,使用的手段不妨温和;手段的温和正是为了目的的彻底。革命派相反,手段激烈,目的模糊;夺取权力之後如何实行民主,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野,首先是目标模式不同。在夺取权力的目标模式中,革命是有效的,改良是无效的。但在改变制度的目标模式中,革命未必有效,改良未必无效。我是改良派,又不仅是改良派。对同一事物不是只能下唯一的、僵死的定义。从政治理念来说,我是民主派;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来说,我是反对派;从反对现实政治、达到目的的手段来说,我才是改良派,改良派也就是改革派;从实现民主的过程来说,我是渐进派;从最终的追求来说,我是宪政派。说得完全一点,这一派的主张是:从民主的理念出发,反对中国的现实政治,使用改良即改革的手段,通过渐进的过程,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革命派”的全部论证是以两个抽象的假定为前提。
    第一个抽象的假定:在专制统治下不可能走向民主,所以革命必须。
    说它是一个假定,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最早立宪成功的英国就是在专制统治下走向民主的。通过逐步立法,不断改良,结果竟是王朝专制统治变为现代议会民主。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仍带有封建性,但它为後世开启了一种方法,可以用宪章来争取利权。起初是记载特权,特权的扩大以至普遍化,少数人的特权变为一切人的特权,专制就变为民主。这种转变发生在十七世纪。一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的《利权请愿书》,是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一六七六年,国会又通过《人身保护法》,进一步保障人民的利权,对抗王权。一六八九年国会通过的《利权法案》成为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人民利权的同时,就是制约君主权力,主权在君逐渐转移到主权在民。英国虽然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就是实行民主的保证。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在专制统治下走向民主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後,日本和中国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走的是不断改良的道路;二次大战以後,在美国的压力下加速改良。现在日本已跻身于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世界七强之列。中国走的是不断革命的道路,结果,一个半世纪之後还是有人鼓吹要革命。迷思的中国人,应当醒悟了。
    这种假定纯粹是用抽象思维构造起来的。在思维中将专制和民主绝对地对立,非此即彼。事实上,没有绝对的专制,也没有绝对的民主。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民主中有专制的因素。当代最民主的国家美国,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妇女才争得选举权,六十年代黑人才争得选举权。在此之前,剥夺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不是专制的因素吗?英国和日本的改良之所以奏效,不是证明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吗?利用任何一点微小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终将影响大局,变专制为民主。专制和民主的两极思维,总是要求推倒重来。中国立宪的历史至今整整一百年,宪法颁布了十几部,过程不短,花样不少,但能够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多。就因为每次立宪都是很快被否定,下一次又另起炉灶,法制缺乏连续性。宪法和法律的稳定性是发挥作用、树立权威的必要条件。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可以不断修正,不必推倒重来,故已用了二百多年。利用现有的法制去争取更好、更高的法制,比起推倒重来,是一条现实的走向民主的道路。
    第二个抽象的假定:推翻了专制就是民主,所以革命有效。
    这个假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法国大革命可说是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了,但革命没有直接带来民主制度,并未出现人们预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狱,政权转到制宪会议,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制宪会议发表了《人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就是“在利权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一七九一年,《人权宣言》成为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但《人权宣言》的原则和宪法的规定并没有成为事实,相反,夺权开了头,又夺来夺去,经历了长期的动荡。革命不能保障人民的利权,甚至连革命者自身的利权都不能保障,先前的革命者被後来更激进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因而也纷纷上了断头台,最後则轮到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的最最革命的罗伯斯庇尔等一批人走上断头台。人民利权无保障,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就不能实现,竟出现拿破仑称帝,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过了半个世纪,法国才重新开始民主化,而民主化依然是不断改良的渐进过程。可见,从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到建立民主制度,中间有一个历史的缺口。法国跨过了历史的缺口。俄国十月革命以後七十多年没有跨过历史的缺口,苏维埃政权强大一时而终于顷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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