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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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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海 外 民 主 运 动 的 分 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海外民主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特色。
    一九八二年的“中国之春运动”是海外民运的肇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後,大批国内的民运人士流亡海外,海外民运得到发展。在海外民运的初创阶段,公费留学生王炳章曾作出贡献。可惜,他未能实现自我期许,有负公众委托。因触犯美国法律,他受到惩罚,又被他自己创建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除出盟。在海外民运中几经浮沉之後,王炳章于一九九八年一至三月二度“闯关”进中国。但由于变造护照,又被美国当局羁押。无论如何,“闯关”的轰动效应已经造成。据说,“闯关”是为了前去中国成立地下组织,训练民运人士,发动革命,推翻政府。旋即被中国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此事触发了海外民运的争论;有人认为“闯关”的意义是负面的,有人认为这是民运革命派打破民运改良派主导局面的尝试⑴。这种争论涉及海外民运的一些根本问题。
   一,是民主运动还是革命运动?
    王炳章是带着他的《民运手册》去“闯关”的。在《民运手册》中⑵,表达理念时,他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说明是不错的,但提出的纲领却是进行革命。民主的理念和革命的纲领是脱节的。王炳章使用了共产党的语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是演进,一手是革命;实际上,基调是革命。所以他要组织一个“革命民主政党”,进行一场“民主革命”。“革命民主”或“民主革命”,无论怎样颠来倒去,都不能证明追求民主和进行革命的必然联系。民主的实现不一定取决于革命;革命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民主。王炳章所说的革命,中国早已进行过,而且不止一次,共产党进行的“民主革命”还多了一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现状正是半个世纪不断革命的结果。
    十九世纪末,中国发生过一次短暂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从此中国抛弃了改良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发动的国民革命(时人直呼“大革命”),一九二七年以武装斗争重新开始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事成之後,必为民主。”每次革命都这样认为,革命成功之後就是民主。事实上,每次革命都没有带来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之後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扶持清帝复辟,而後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後是国民党一党专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大陆推翻了国民政府,但共产党一党专权又代替了国民党一党专权。中国人向往民主,所进行的却是革命运动,不是民主运动。人们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因此革命就超越了一切。每次革命又都利用了民主的口号,革命的理由就是反对当权者不民主,假定自己代表民主。反对不民主的人们上台以後,同样也不懂得民主、不实行民主。革命得到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人们不是反思革命,而是归之于革命不彻底,所以还要再来一次革命。一方面比赛革命,一方面糟蹋民主。革命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流血的代价一次比一次高,悲壮故事成了过眼云烟,民主制度还是遥遥无期。
    为什么革命与民主无缘?
    革命运动是夺取权力的运动,直接的结果是权力的转移,没有改变权力的性质。专制之所以为专制,因为权力不可制约。不可制约的权力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还是不可制约。造反起义,夺取权力,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习以为常的社会变革方式。这种变革方式的特征是权力更迭、制度延续;你下台、我上台,换了一批演员上演同样的剧本。三千七百多年前,成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改夏朝为商朝,自称“永革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但并非“永革天命”,成汤的後代殷纣王又被周武王革了命。如是者循环往复无数次。成汤革命成功以後,被尊为“民主”。古代的“民主”概念是“民之主”。“民之主”是为民作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自己作主;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革命只能产生为民作主的“民主”,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实。近代,为人民自己作主而进行革命,求之不得。革命和民主的矛盾就在于企图以传统的方式走出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不应当只是简单地追求变革,而是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的变革方式。如果像王炳章的纲领那样,还是以革命运动来追求权力的转移,只是陷入旧的变革方式的又一轮循环。与革命运动不同,民主运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人民自己作主的利权⑶,从而改变权力的性质。
    中国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虽然以民主为号召,实际上引导人们走向革命。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主要是表达自由。这是中国出现独立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後来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自由化运动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以迄于今,是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中国的历史已经出现了从革命运动到民主运动的转变,但人们在思想上、战略上尚未完成这种转变。一些人往往用革命的思维方法和话语系统来论说民主,还是停留在以反对不民主假定为民主。在民主运动队伍中,也没有学会用民主的规则来协调内部的矛盾。
    王炳章和他的追随者,热衷于夺取权力的革命运动。他们要在海外民运中发动革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斗争。将海外民运区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倒是没有错,错在无条件地对革命赋予褒义,对改良赋于贬义。革命和改良的对立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固定概念,而且具有伦理色彩,革命就是好,改良就是坏,革命光荣,改良可耻。人们总是抢着给自己戴革命派的帽子,给别人戴改良派的帽子。海外民运中的“革命派”同样如此,还在那里重复陈旧的语言,什么“路线斗争无法回避、不可调和”,什么“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等等。我自愿报名当改良派。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当过革命派,现在要当一回改良派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号召“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不少“老革命”成了“反革命”。由于痛感革命的悖论和人生的悲剧,我认为当代中国不需要革命了,不妨试一试改良。革命无益,改良无害。改良并非改良主义;改良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改良主义是从目的到手段都不过囿于对旧事物、旧秩序的修理和补充。改良派的主张是:达到的目的必须彻底,使用的手段不妨温和;手段的温和正是为了目的的彻底。革命派相反,手段激烈,目的模糊;夺取权力之後如何实行民主,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野,首先是目标模式不同。在夺取权力的目标模式中,革命是有效的,改良是无效的。但在改变制度的目标模式中,革命未必有效,改良未必无效。我是改良派,又不仅是改良派。对同一事物不是只能下唯一的、僵死的定义。从政治理念来说,我是民主派;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来说,我是反对派;从反对现实政治、达到目的的手段来说,我才是改良派,改良派也就是改革派;从实现民主的过程来说,我是渐进派;从最终的追求来说,我是宪政派。说得完全一点,这一派的主张是:从民主的理念出发,反对中国的现实政治,使用改良即改革的手段,通过渐进的过程,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革命派”的全部论证是以两个抽象的假定为前提。
    第一个抽象的假定:在专制统治下不可能走向民主,所以革命必须。
    说它是一个假定,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最早立宪成功的英国就是在专制统治下走向民主的。通过逐步立法,不断改良,结果竟是王朝专制统治变为现代议会民主。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仍带有封建性,但它为後世开启了一种方法,可以用宪章来争取利权。起初是记载特权,特权的扩大以至普遍化,少数人的特权变为一切人的特权,专制就变为民主。这种转变发生在十七世纪。一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的《利权请愿书》,是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一六七六年,国会又通过《人身保护法》,进一步保障人民的利权,对抗王权。一六八九年国会通过的《利权法案》成为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人民利权的同时,就是制约君主权力,主权在君逐渐转移到主权在民。英国虽然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就是实行民主的保证。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在专制统治下走向民主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後,日本和中国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走的是不断改良的道路;二次大战以後,在美国的压力下加速改良。现在日本已跻身于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世界七强之列。中国走的是不断革命的道路,结果,一个半世纪之後还是有人鼓吹要革命。迷思的中国人,应当醒悟了。
    这种假定纯粹是用抽象思维构造起来的。在思维中将专制和民主绝对地对立,非此即彼。事实上,没有绝对的专制,也没有绝对的民主。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民主中有专制的因素。当代最民主的国家美国,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妇女才争得选举权,六十年代黑人才争得选举权。在此之前,剥夺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不是专制的因素吗?英国和日本的改良之所以奏效,不是证明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吗?利用任何一点微小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终将影响大局,变专制为民主。专制和民主的两极思维,总是要求推倒重来。中国立宪的历史至今整整一百年,宪法颁布了十几部,过程不短,花样不少,但能够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多。就因为每次立宪都是很快被否定,下一次又另起炉灶,法制缺乏连续性。宪法和法律的稳定性是发挥作用、树立权威的必要条件。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可以不断修正,不必推倒重来,故已用了二百多年。利用现有的法制去争取更好、更高的法制,比起推倒重来,是一条现实的走向民主的道路。
    第二个抽象的假定:推翻了专制就是民主,所以革命有效。
    这个假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法国大革命可说是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了,但革命没有直接带来民主制度,并未出现人们预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狱,政权转到制宪会议,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制宪会议发表了《人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就是“在利权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一七九一年,《人权宣言》成为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但《人权宣言》的原则和宪法的规定并没有成为事实,相反,夺权开了头,又夺来夺去,经历了长期的动荡。革命不能保障人民的利权,甚至连革命者自身的利权都不能保障,先前的革命者被後来更激进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因而也纷纷上了断头台,最後则轮到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的最最革命的罗伯斯庇尔等一批人走上断头台。人民利权无保障,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就不能实现,竟出现拿破仑称帝,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过了半个世纪,法国才重新开始民主化,而民主化依然是不断改良的渐进过程。可见,从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到建立民主制度,中间有一个历史的缺口。法国跨过了历史的缺口。俄国十月革命以後七十多年没有跨过历史的缺口,苏维埃政权强大一时而终于顷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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