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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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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人,首先是作为个人生存的。但每个人又同别人发生社会联系,只有在社会联系中才能生存。社会联系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否则无法生存。这就是肯定自我。每个人也必须承认他人的存在,承认他人同样需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他人,缺乏社会联系,自我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此,肯定自我的同时也要肯定他人。只顾自我,不顾他人,最终又损害了自我的发展。肯定自我,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并非就是自私;只有否定他人,损害他人的个人利益,才是自私。如果不能肯定自我,也无从肯定他人;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必然是对他人漠不关心的人。损害他人的利己主义和泯灭自我的利他主义都是片面的,合理的人与人关系是爱自己和爱他人的统一。
   
   §§利权和义务是自我与他人的协调
   
   肯定自我,就是肯定自我可以从事什么,可以得到什么。肯定他人,就是肯定他人同样可以从事什么,同样可以得到什么。肯定他人可以从事什么,对自我来说就是应当承担什么;肯定他人可以得到什么,对自我来说就是应当提供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协调的关系,就是利权和义务;肯定自我是利权,肯定他人是义务。任何社会的人与人关系,都是各种各样的利权和义务关系。买卖关系就是一种利权和义务关系:买方有得到商品的利权,就有付出货币的义务;卖方有得到货币的利权,就有提供商品的义务。师生关系也是利权和义务的关系:学生有得到知识的利权,教师则必须尽传授知识的义务;教师有得到收入的利权,学生则必须尽交纳学费的义务。利权和义务互相联系,但不一定同时发生。例如,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先是父母应尽抚养子女的义务;而后也可以享有子女赡养的利权。

   
   我享有利权,是因为别人履行了义务;别人享有利权,是因为我履行了义务。利权的边界是义务的起点,义务的边界是利权的起点。没有无义务的利权,也没有无利权的义务。即使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也不是一方只有利权,另一方只有义务。奴隶主占有奴隶,这是他的利权;虽然奴隶被剥夺了人权,但奴隶主也必须向奴隶提供最低限度的衣食,这又是他的义务。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奴隶主对北方的资本家说:我们管奴隶的衣食。你们那里的工人,失业以后就被抛向街头,谁管他们的衣食?这是奴隶主的道理。奴隶如果因冻饿而死,是奴隶主的损失,所以不得不管他们的衣食。
   
   §§人类人权既是利权又是义务
   
   人权,对每个人来说是一般的利权,对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利权。享有人权是不是只有利权没有义务?不是。因为人权是最高的概念,对每个人来说,它既有利权,又有义务;对所有人来说,它既是利权,又是义务。
   
   每个人享有人权是利权,但同时必须承认和尊重别的人享有同样的人权,这又是义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权既有利权又有义务。法国制宪会议讨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一些议员主张,在公布一项利权宣言的同时,也应当公布一项义务宣言。针对这种看法,潘恩指出:“从相互作用来说,利权宣言也就是义务宣言。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利权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利权;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利权就成为我的义务。”⑴
   
   如果一些人享有人权而不承认、不尊重另一些人享有同样的人权,也就不可能达到所有人享有人权。所有人享有人权就是每个人的利权和义务的综合。所有人即人类,在人类内部,全体和群体、个体的关系上,人类的利权是共同享有人权,人类的义务是保证每一群体和每一个体享有人权。在人类外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享有利用自然的利权的同时负有爱护自然的义务。自然不是具有人格的主体,人类与自然的利权和义务关系,实际上是人类与自我的关系。人类如果不能维持利用自然和爱护自然的平衡,则将失去自身存在的条件。所以,在最终的意义上,人类的人权既是利权又是义务。
   
   §§利权和义务必须平衡
   
   利权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并不总是平衡的。有些人利权多于、大于义务,另一些人义务多于、大于利权。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就在于利权和义务的不平衡。多于、大于义务的利权是特权。奴隶主享有的就不是正当利权,而是特权。人与人之间的利权和义务关系,是先于法律自发形成的;用法律加以规定,就成为法定利权和法定义务。法律的规定带有强制性,但各国的规定可以有所不同。例如,子女赡养父母,在有些国家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执行就是违法;在另外一些国家不是法律义务,只是道德义务,不执行可以谴责,但并不违法。
   
   古代专制社会存在着等级特权,法律是保护等级特权的。近代民主社会的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利权和义务是平等的。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利权和义务大部分体现了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不是公民和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保卫祖国、依法纳税等等。这是因为,从公民利权产生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必须保障公民利权,相应地也必须对国家权力承担公民义务。公民在国家权力面前,在法律上,利权和义务是平等的,但并不是公民与公民之间事实上的完全平等。在法律上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事实上一个终日为衣食而奔走的公民不可能去竞选总统,真正享有被选举权的只能是有钱有势的公民。无论如何,从法律上的不平等到法律上的平等,是人类历史前进了一大步;再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是人类历史下一步的跨越。
   
   §§中国公民利权和义务的不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都有关于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的规定。现行宪法第二章规定的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有24条之多。公民的基本利权,前面已经提到。公民的基本义务是: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四,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五,依法纳税。
   
   四部宪法中的两部(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公民的首要义务。任何政党都是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人组成的,拥护一小部分公民组成的政党作为绝大部分公民的义务,同时就是规定一小部分公民享有特权。记载特权的宪法,表明公民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公民享有选择的利权。宪法将“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为公民的义务,这是利权和义务的颠倒;本来公民应有的选择社会制度的利权被剥夺了,不应有的拥护别人选择的社会制度的义务却增加了。这两条,在现有宪法中都没有了。宪法上有这两条和没有这两条,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毫无变化。宪法上虽然没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字,事实上仍有“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务,“反党反社会主义”被视为罪行。中国最为流行的口号是“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只能是党员的纪律,不能成为公民的法律义务。在中国,关于公民的义务,宪法上没有而事实上有;关于公民的利权,宪法上有而事实上没有。不但公民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利权和义务也是不平衡的,而事实和宪法又是不符合的。
   
   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利权和义务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非都是人民,公民可以区分为人民和敌人。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和非权力主体的敌人是专政和被专政的关系;对被专政的敌人就可以任意剥夺公民利权。一本大学的教科书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公民中的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公民利权并履行全部义务;公民中的敌人,则不能享有全部公民利权,也不能履行公民的某些光荣义务”。⑵但是宪法对“人民”没有作出定义,确定“敌人”也没有法定程序。因此,敌人“不能享有全部公民利权”和“不能履行公民的某些光荣义务”,完全是随意性的叙述,根本不是法律用语。
   
   §§改变义务本位 加强利权观念
   
   宪法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利权和义务关系,只能确认事实上存在的利权和义务关系,并予以保障。中国的问题是,事实上社会关系中的利权和义务是扭曲的。因此,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在事实上改变利权和义务关系,而不是仅仅在文字上改变宪法。
   
   在事实上改变利权和义务关系,首先又必须在观念上改变偏见。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重义轻利,以义务为本位,使利权受压抑。再加上共产党的片面的、歪曲的教育,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似乎放弃利权、多尽义务成了一种美德。完全舍己为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否定自我,就没有肯定他人的出发点。没有自爱,就不会爱人。正确的原则是推己及人。爱自己,推而广之爱家人、爱邻人、爱友人、爱国人、爱世人。自我牺牲之必要,或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美好理想,或者是为了塑造崇高的道德形象,总之也是出于本人精神上的需要,不是否定自我,而是实现自我。
   
   1975年宪法是义务当先,先定义务,再论利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的特例。中国公民的利权观念薄弱,造就了另一些人——往往是教育别人的人,少尽义务、享受特权。自由经济、民主政治都是以公民行使利权的自主活动为前提的。从利权可以引出义务,从义务不可能引出利权。因为任何人首先必须肯定自我,才能肯定他人;丧失了自我,无从顾及他人。中国人应当改变义务本位,加强利权观念。
   
   
   注:
   
   ⑴《潘恩选集》,第18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⑵魏定仁、甘超英、傅思明《宪法学》,第2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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