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32人权在中国]
郭罗基作品选编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32人权在中国

“依法治国”的根本应是保障人权。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仅是本国人民关注的重点,也是国际社会瞩目的热点。
   §§中国的传统重义务
   中国的传统社会以义务为中心,西方的传统社会以利权为中心。利权和义务不能分割,合理的社会应是利权和义务的平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以义务为中心和以利权为中心,虽然各有片面性,但比较起来,以利权为中心优于以义务为中心。以利权为中心,导致重视人的价值,发展出人权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提出过关于人的学说,只是归结为明确人的各种社会身分,所谓“定分止争”,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根据各种社会身分,规定人应尽的义务,要求人必须如何、不得如何,忽视人应当如何、可以如何。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是提倡放弃个人利益,而利权恰恰植根于对应有的个人利益的坚持。古代的“义利之辩”中,包含着义务和利权的关系。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影响深远。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⑴孟子劝梁惠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⑵到了汉代,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完全以“义”否定“利”,鼓吹“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⑶江泽民却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是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⑷董仲舒的说法,语出何典?汉代还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董仲舒怎么能讲出两千多年以后的新名词?汉代人也没有现代人的“权利”观念。当时的“权利”是“权”和“利”,相对于“仁”和“义”,故曰“或尚仁义,或务权利。”⑸争“权”和夺“利”是贬义,也没有人公开主张“维护权利”,而是“贱权利,上笃厚。”⑹江泽民为共产党领导人贴金,竟一路贴到古人的脸上去了。
   古代中国,利权的传统不发达,剥夺利权的专制的传统却特别发达。中国的专制制度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长行不衰,绵延至今。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⑺“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猛回头,发现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⑻专制的传统就是“吃人”的传统。
   §§从同等的人权到阶级的人权
   中国自身的传统没有产生人权观念,人权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当然中国的传统也有接受人权观念的思想基础。陈独秀在引进人权观念方面起过积极作用。1915年,他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法兰西的人权学说是近代文明的特征之一。1919年,他又改口说,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⑼“科学与人权”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科学与民主”却成了激动人心的口号。中国人认为,民主具有功利性、实用性,能应救国之急需。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对人权的重视不够,以致民主迟迟未能实现。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还是把人权观念带到了共产党内。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承认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办理劳动保险等等。1924年,共产党领导的“2.7”大罢工的口号就是“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进步人士还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到了抗日时期,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⑽这里所说的“人权”概念,与“财权、选举权”等并列,似乎是指“人身权”;但他列举的各种利权的总和应是原来意义上的人权。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所应有的共同的利权。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内保障人权的法律文件就有十多个:1940年11月的《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1年11月的《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2月的《渤海区保障人权条例执行细则》等等。
   现在的国理论家把毛泽东上述那段话篡改成这样:“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谈到‘人民权利’时指出:应规定人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⑾隐去了“地主、资本家”。因为现时流行的观点是讲人权的阶级性。“如果要谈论人权,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是哪一个阶级的人权?”“人权也只能是阶级的人权。”⑿可惜,这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照此说来,地主、资本家有地主、资本家的人权,工人、农民有工人、农民的人权,而没有“同等的人权”。
   §§反人性论的痴迷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背叛了自己往日的纲领,鼓吹阶级的人权,抹杀共同的人权。理论上的论证,是以阶级性抹杀共同人性。多年反对人性论,导致兽性大发作。毛泽东的如下一段话被奉为反人性论的圭臬:“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⒀毛泽东认为“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那就是阶级性,他不承认一切人有共同的人性。他大概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⒁一切人的共同点就是人的共性,就是共同人性。
   人性是人的普遍性,阶级性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以阶级性抹杀共同人性,则是以特殊性取消普遍性。毛泽东自己违反了自己的理论。他在《矛盾论》中,反复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个性中包含着共性,相对性中存在着绝对性。他还强调,不懂得这个道理“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⒂正是这样。他在哲学上大讲辩证法,在政治上就抛弃辩证法。
   一切历史时代的人,一切社会的人,具有人的普遍性;一定历史时代的人,一定阶级的人,具有人的特殊性。人的普遍性不能代替人的特殊性,人的特殊性也不能抹杀人的普遍性。毛泽东在讲哲学的时候,承认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讲人的时候,特殊性中却毫无普遍性。不同阶级的人都是人的异化;消灭了阶级是人的复归。如果逻辑上不承认人的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阶级性中存在着共同人性,那么,就是不承认历史上在阶级出现之前存在着未曾异化的人,也不承认异化的人可以复归。阶级的存在成了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的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唯恐阶级的消失,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个没完。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消灭阶级,解放人类。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能再求助于历史利权,而只能求助于人权”。⒃“历史利权”就是特殊的阶级利权,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实现特殊的阶级利权,而是实现普遍人权。只有把一切人从阶级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消灭阶级。如果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权,那么,无产阶级只能追求无产阶级人权,即“历史利权”。另一方面,消灭阶级就要消灭不同阶级的人权,即消灭不同阶级的人作为人的利权。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待所谓的“阶级敌人”总是任意作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以阶级的人权否定不同阶级的人具有“同等的人权”,正是在事实上侵犯人权的根源。
   §§中国政府人权政策的基本点
   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权统治下无人权可言。共产党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而向人民作出人权、自由、民主的承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建立了更加严密的一党专权,轮到别人向共产党要人权的时候,同样也不答应。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任何一党专权的现代专制和帝王统治的古代专制一样,都是蔑视人权的。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政府非但没有保障人权,而且不断反对人性论、批判人道主义,拒斥人权要求。历次政治运动,可以说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人权的高潮。“文化大革命”结束,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要求起码的做人的利权,西单民主墙上出现呼喊人权的大字报,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们组成了“中国人权同盟”。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却说,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⒄官方报纸针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⒅邓小平在那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叫做“耸人听闻的口号”,归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⒆支持30年代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中国共产党,却摧毁了70年代的“中国人权同盟”。“要人权”的人反而被剥夺人权、投入牢狱,连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了。接着,官方的舆论工具就按邓小平的旨意对人权和西单民主墙进行声讨。他们认为:谈论人权是“反动的观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人权唱腔的变调
   在国内人民的呼吁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开始变了。80年代,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⒇邓小平从不讲人权到讲人权了,但他讲的是与众不同的人权;你讲你的人权,我讲我的人权。发明两种人权论的功用就在于以“我们讲的人权”去反对别人讲的人权。本来,凡人权必是“反动的”,现在又变出“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人权来了,实际上是以“中国特色”的人权对抗普遍人权。
   1989年,中国政府向人民开枪。全世界的舆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如果按照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唱腔又不得不变: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这是自家内政,不容外人干涉。为了抵挡对流血事件的批评,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扬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因此要讲人权,应该说中国最有资格。”(21)最不讲人权的人变得“最有资格”讲人权了。而且,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和西方不再是“本质不同”,也有了共同点了。(22)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