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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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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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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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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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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人身自由是人作为物质存在所应有的自由,表达自由是人作为精神存在所应有的自由。缺少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不可能成为身心健全的人。还有一类自由是人既作为物质存在又作为精神存在所应有的自由,这就是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自由利权。这一类自由是在行使人身自由的同时表达愿望,或者说,是为了行使表达自由而采取人身行动;总之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这种自由虽然是每个人的利权,但不能由个体单独行使,必须是合群的行为,因而是群体的自由。游行、示威、集会只能发生在特定时刻,偶一为之;结社是经常性、持续性的,可以长期作为。
   §§社团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
   什么是结社?结社就是结成社会团体。什么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有组织的群体。在有组织的群体中,它有如下区别于其他的特征:
   一,非政府性
   社团的组成是部分人民,对社团以外的人民不能行使权力,以此区别于政府。政府是在全体人民中产生的权力机构。
   二,非盈利性
   社团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不是为了谋生,以此区别于公司、企业、工厂。社团是代表自己的成员表达共同的愿望,实现特殊的发展。
   三,平等互惠
   社团的成员是平等的,在社团内部是互惠的。如果组织的成员地位差等,那就是“黑社会”。
   四,自愿结合
   加入或退出社团都是自愿的。如果不是自愿加入,或加入了不能自愿退出,又成了“黑社会”。
   以上是社团的一般特征。就结社的目的来说,可以区分为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学术性的、艺术性的、人道性的、宗教性的、民俗性的等等不同的类型。
   在中国,“有组织、有目的的”常常被判为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不能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这种判决是剥夺公民的正当的结社自由权的公然违宪行为。
   §§社团产生于公民社会
   社会上为什么会产生结社的必要?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结社才可能实现?
   在古代,以个体劳动的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一方面是由无数个人形成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这种社会结构,软弱的个人听命于皇权的统治,只能是专制主义。随着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与不同的利益群体相适应,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介组织。这种中介组织的重要方面就是各色各样的社团。个人不再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面前。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组织执行公民自治的功能,公民自治的功能限制了国家管治的功能,自治功能的扩大导致管治功能的缩小。这就是民主社会以公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当代世界出现两大进步潮流,一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联合(如欧洲联盟),国界的功能越来越小;再一就是同一国家内部的公民自治,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国家的功能也越来越小。象中国那样的“全能”政府是不合乎潮流了。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政府管治的功能就不能满足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各种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简称NGO)大量涌现,发挥社会调节的功能。据有人统计,NGO在美国有116.4万个,法国有50-70万个,日本有58万个,印度有100万个,连200万人口的新加坡也有4,600个。⑴与全球化同步,NGO也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组织,产生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其中一部分取得了联合国机构的咨询地位。
   §§中国社会结构的简单化
   19世纪末,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了行会、商会、学会等社团。但还没有发育成公民社会,进程就被打断了。
   1949年以后,共产党以强大的国家权力管治中国,社会结构又归于简单化。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公民的活动只能依赖于国家,毫无自治可言。表面上,在公民个人和国家之间也有“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实际上这些团体和组织都是官办的。总工会、妇联、青年团这全国性的三大群众组织,还有文学艺术联合会、作家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对外友好协会等等,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有的是部级,有的是司局级。他们的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他们的工作人员由党和政府任命,例如,罗干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到国务院秘书长,不过是换了一把倚子。所以这些“人民团体”、“群众组织”是执行党和政府的辅助职能。社会结构没有中介组织,公民个人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国家权力。这就是共产党能够发号施令、呼风唤雨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社会条件。
   §§社团的畸形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由于利益的分化和多样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出于自助互惠的需要,纷纷组织社团。不少社团是前所未有的,如个体劳动者协会、厂长经理协会、消费者协会等。但社团的数量有限,与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不相称的。据民政部1999年的统计,登记获准的社团是16.56万个,其中全国性的社团只有1,480个。⑵这些社团分为三类:官办,半官办,民办。官办社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老、遗少,新兴的民办社团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半官办社团。所谓半官办社团,都有“挂靠单位”、“主管单位”,依附于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是缺乏独立性的社团。而占人口70%的农民完全被排除在结社自由之外。社团的发育不良和畸形发展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不相适应的;而这种发育不良和畸形发展是由中国政府不合理的立法造成的。
   §§行政法规压制结社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的自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又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被限制或取消。《集会游行示威法》执行的是禁止集会游行示威的功能。保障结社自由的法律根本没有,只有一个行政法规——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个法规也是执行压制结社的功能。
   1950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89年重新修订,1998年再次修订。1998年的再次修订是在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利权国际公约》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之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不仅严重违反本国宪法,而且完全无视国际人权公约,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1989年《条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的……社会团体,均应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登记,社会团体经核准登记后,方可进行活动。”规定成立社团需预先登记。登记后方可进行活动,那么登记前的活动即被视为非法;没有活动社团如何成立?社团没有成立如何登记?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应当意味着能够”。中国政府规定的“应当”却是不可能。现行的《条例》作了修改。筹备成立社团首先必须向有关部门递交筹备申请书,批准后才能从事筹备活动。正式成立社团必须先经“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所谓“业务主管单位”是指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政府授权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根据“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意见,准予登记,否则不予登记。这是两个步骤、两种机关的双重批准程序。国际上,政府对结社的态度和处置可以分为登记备查制和许可批准制。民主国家都实行登记备查制。社团的成立决定于公民自身,无须政府批准,只要登记备查即可。如果社团的成立决定于政府的批准,不批准就不能成立,那么公民还有什么结社自由可言?现代宪政主义在宪法上即明文规定:“公民有权自由结社,无须征得任何许可。”(葡萄牙宪法)
   第二,1989年《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1998年《条例》第三条第二项也禁止同一行政区域成立两个以上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团体。这是对官办的社团赋予垄断性,就是说,在已有的总工会、妇联、青年团之外不许再成立其他的工人、妇女、青年组织。工人要参加工会,只有一个无可选择的官方工会。而唯一的官方工会也就有了强制性。国营企业的工人必须参加官方工会,会费从本人工资中自动扣除。在外资、合资企业工作的工人却不能另外组织工会。
   第三,1998年《条例》规定了严格的社团成立条件:必须有50以上的个人会员或30以上的单位会员,有合法的经济来源(全国性社团10万元以上活动基金,地方性社团3万元以上活动基金),有固定的场所和专职的工作人员,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国际劳工组织要求的社团登记人数是20人。这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50人承担10万元活动经费,平均每人2,000元,需耗费城市居民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这些苛刻的条件都是昭示老百姓不要成立社团。
   第四,1989年《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团体实行年度检查制度,社会团体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年检报告和有关材料。”这种制度是世界各国所绝无而中国仅有的。社团不是公民自治组织,而成了政府部门的下级。民主国家对于社团的成立和活动,一般不予干涉,采取事后追惩制,即在违法事实发生之后才予以追惩。中国所实行的是事先防范制,在社团的成立和活动方面事先提出种种限制,实际是侵犯公民的结社自由权。
   第五,1989年《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登记管理机关的处罚权,处罚的形式有警告、停止活动、撤销登记、依法取缔。中国在事先防范之外,同样还有事后追惩。问题是追惩什么?可处罚的行为,除了违反章程的宗旨进行活动和从事危害国家利益的活动外,还有“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涂改、转让、出借社会团体登记证书的”。这也是举世少有的。正因为实行许可批准制,对社团的成立作出种种严格的限制,才导致“隐瞒真实情况”。如果登记证书不难取得,人们也就没有必要“涂改、转让、出借”。这种处罚措施正好证明了结社不自由。
   第六,1989年《条理》规定:“社会团体对于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10日内,向上一级民政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民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复议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中央民政部作出的决定由谁来复议?第二款规定还是由民政部自己复议。这种救济程序只限于行政机关内部,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公民的结社自由受到侵犯,不能上法院起诉。1998年《条例》又倒退了一步,连行政机关的复议程序也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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