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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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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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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防止自由的滥用
   
   北美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年代,弗吉尼亚州的亨利(Patrick Henry)喊出:“不自由,毋宁死!”为了自由不惜以死抗争,可见自由是多么宝贵。可是法国罗兰夫人又有一句名言:“自由,自由,世间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自由可以被假借造成罪恶。当然,自由被假借造成的罪恶并非自由本身的罪恶。然而,宝贵的自由何以能被假借造成罪恶?因为,自由被滥用了。那么,如何防止自由被滥用?
   

   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胡作非为。一个人利用自由损害他人,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他人同样利用自由对付自己,也损害了自己的自由。结果,大家都没有自由。所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之,一切有害于他人的行为就不是自由,是无权从事的。
   
   如果自由是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那么,不管是否达到目的,都是自由。如愿与不如愿、遂意与不遂意同样叫做自由,自由与不自由还有什么区别?这样一来,好象与前面所说的自由的定义发生了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两方面的结合才是对自由的全面理解。从事一切对他人无害的行为,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由。我和你,只要你从事一切无害于我的行为,我承认,你是自由的;我的自由,也应当是无害于你的行为。这是我和你共享的自由。但对我来说,并不能以此为满足,必须是有所选择、达到目的,这才是我的自由。
   
   追求自由的主体都是为了经过选择达到目的。不同的人,如果彼此的目的是互相冲突的,怎样实现自由?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争自由,不能没有必要的限制。作为共享的自由,不是主体从事一切任意的行为。所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又说:各人的天然利权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利权为限制。对自由是必须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就是自由的滥用。对自由的严格的规定是:在一定的界限内进行选择,达到目的;或者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妨碍别人追求的目的。
   
   §§正当的限制和不正当的限制
   
   对自由的限制不是走向反面成了不自由了吗?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限制,正当的限制还是不正当的限制。对自由的正当的限制是确立真正的自由;对自由的不正当的限制才是造成不自由。
   
   何谓正当的限制?在我行使自由时,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条件;他人行使自由时,以不侵犯我的自由为条件。美国有一个法院的判例指出:“我的自由以他人的鼻子为界限。”挥动胳膊,是我的自由;但以不触及别人的鼻子为限。鼻子是人身突出的部分,越过鼻子的界限即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是正当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有所限制即不是漫无边际;我的自由的边际是他人的自由,他人的自由的边际是我的自由。所以,用来限制自由的还是自由;用他人的自由限制我的自由,用我的自由限制他人的自由。一是同样的自由,在不同的享受自由的主体之间的相互限制。你行使人身自由时,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二是不同种类的自由之间的相互限制。你在行使人身自由时,可以随意走动;但未经允许不能到我家来登堂入室,必须受我的居住自由的限制。你在行使言论自由时,有权发表著作;但我的出版社不是非要出版不可,你的言论自由又要受我的出版自由的限制。
   
   除了以自由限制自由之外,不应再有别的限制。法国1848年宪法明确规定,对自由利权的享受,除了受他人的同等利权的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一个建立公平的雇佣关系的法律,保证男女机会均等、同工同酬,限制了雇主任性地挑选男女雇员的自由,但保证了男女雇员的平等就业的自由。同样,对雇员也有限制,不能强迫雇主,无论是男是女,雇主都有不雇的自由。不同的个人行使自由时互相限制,才能保证全社会的自由。以自由之外的东西,如权力、地位、金钱或种族、信仰、性别等等限制自由,那就是不正当的限制,限制的结果自由成了不自由。
   
   §§自由是自律
   
   自由不仅受到客观方面的限制,还需要主观方面的限制。人们意识到对自由的限制,在内心形成为责任。自由和责任是相联系的。责任就是对自由的主观上的限制;主观上的限制就是自律。康德在一定意义上把自由称作自律。什么是自律?“这样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⑴缺乏自律的人,完全受自发的欲望所支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别人作为工具。自己作为别人的工具,服从别人的意志,是不自由;把别人作为工具,服从自己的意志,也是不自由。服从别人的意志,失去了人作为存在的目的,无人权、无自由可言。如果人完全受欲望的支配,只是自然存在物;自由的人,他的一切行为一定是合乎意志自律的。这种自律表现在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因而导致对自身行为的节制。不负责任的自由不过是放肆和任性;放肆和任性越出了自由的边际,就会遭到他人的反弹而陷入不自由。具有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的人,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
   
   追求自由是人的利权,接受限制、负有责任是相应的义务。在坚决反对不正当的限制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正当的限制。
   
   §§不得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损害公民的自由
   
   对自由的正当的限制,需要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来保证。19世纪的“夜警国家”主要是保证消极自由;现代的“福利国家”在保证积极自由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对自由的不正当限制,也是来自国家权力。公民滥用自由和国家滥用权力,都是对自由的损害;而构成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正是国家滥用权力。对自由的限制问题,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如何合理地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防止自由的滥用,必须行使国家权力,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更为重要。对自由任意地限制就是滥用国家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利权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利权。”这个规定,将自由与利益纠缠在一起。如果分别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利权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利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得以个人利益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这就无懈可击了。
   
   中国宪法对自由的限制,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以自由限制自由,这是正当的限制;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限制自由,这是正当的限制还是不正当的限制?
   
   如果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与公民的自由是一致的,当然也是正当的限制;既然一致,只需规定自由对自由的限制就足够了,如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1848年宪法所指出的,对自由的享受,除了受他人同等的自由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也指出:“人人在行使他的利权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障对旁人的利权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⑵这里强调对旁人自由的承认和尊重是人人行使自由的唯一限制;这种唯一的限制才能适应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又以利益对自由作双重的限制。
   
   如果国家利益等等与公民的自由是不一致的,这种限制就是不正当的。而在公民的自由之外强调国家利益等等,正是表明它们是不一致的。以国家利益限制公民自由,是滥用国家权力的最方便的借口。在中国发生的事实正是这样: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常常被用来压制公民的自由。
   
   因此宪法上规定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限制公民的自由,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正当的。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的倒是它的反面,宪法上应当规定:不得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的名义损害公民的自由。
   
   §§自由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自由是有条件、有边际、有限制的,因而是相对的。但相对的自由之中存在着绝对的自由,相对的自由之总和构成绝对的自由;所以,自由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相对自由就是有条件的自由,而在同一条件下,自由和不自由的对立是绝对的。任何相对自由之中包含着决不能与不自由相调和的绝对自由。
   
   第二,一定条件下实现的相对自由,在条件变化以后,又形成新的相对自由。新的相对自由是原有的自由的扩大和提升。人的活动总是越来越自由,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向着更高的自由攀登,这是自由的绝对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对自由的累积和发展,就是向着人类的绝对自由前进。
   
   否认相对自由,直截了当地追求绝对自由,是为所欲为和放肆、任性。这种自由的滥用,会导致人间罪恶,社会无序。人们宁可逃避自由了。绝对自由的追求者最终自身也必将陷入不自由。只承认相对自由而否认绝对自由,又会模糊自由和不自由的界限。江泽民也象讲人权、民主一样,最喜欢讲自由的相对性,以此抵挡国际社会的批评,意思是外国有外国的自由,中国有中国的自由。中国公民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强制,明明是不自由,却被说成相对自由。而公民任何向往自由的表示都被说成是追求绝对自由或迷恋“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遭到压制。
   
   
   注:
   
   ⑴《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⑵《国际人权宪章》,第10页,联合国出版,纽约,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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