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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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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人并非生来平等
   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也象讲自由那样,又讲人生来是平等的。明明人生活在不平等之中,为什么说人生来是平等的?他们说,人在“自然状态”是平等的。好象在“自然状态”中一切好东西应有尽有,现实状态可以从中取之不尽。实际上,他们将需要的东西预先放进“自然状态”,然后建议现实状态向它索取。所谓“自然状态”,是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虚构,却十分方便地成了论证新思想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他们论述自由、平等、人权等等,都是从“自然状态”提出问题,而霍布士、洛克、卢梭等人想象出来的“自然状态”又各不相同,因为无从证明。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是动物状态;出现了人就进入社会状态,又不是“自然状态”。既是人又是“自然状态”,历史上不存在,逻辑上不成立。平等与不平等是人的社会关系,根本不能用“自然状态”来论证。卢梭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指明关于自然状态和自然人的描绘,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只是作为研究现实社会和人必需的一种假设或推论。“这些推论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不如说是适于阐明事物的性质。”⑴当时人们对人类早期的历史还不清楚,对于历史的真实来说只是猜想。但对于建立新的理论来说,需要一种推论。
   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关于自由、平等的规定,完全是针对现实中的不自由、不平等提出来的,不是来自“自然状态”。要求平等的理由是什么?人,按照做人的利权即人权应当是平等的,陷入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违反人的本性的。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如何,事实如何。人应当是自由、平等的,这是生来具有的人权;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不能说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

   北美《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说:“在利权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看起来差不多,其实说法不同。后者强调的是人生来具有自由平等的利权,并非已经是自由平等的现实,正是鼓励人们根据应有的利权去改变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当代的美国学者对《独立宣言》的这个论断有所批评:“如果它是在陈述与人类相关的一个事实,……它的错误倒是不证自明的。”“批评家除了指责它的错误之外,还加上了伪善的罪名。”因为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的时期内,美国的妇女、奴隶、印地安人就不是“生而平等的”。⑵现代的国际法文件,都采用这样的提法:在利权和尊严方面,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
   §§自由平等的现实根据
   启发思想家的头脑的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而不是子虚乌有的“自然状态”。洛克等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产生了自由、平等的观念,然后又到先前的社会中去寻找自由、平等的依据。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用过去来说明现在,就象中国古代的儒家言必称“三代”。事实上没有一种过去能说明现在,于是想象出一个虚幻的“自然状态”。这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因为还没有积累丰富的思想资料,还没有锻造出思想方法的利器,足以解剖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新社会。困难的问题又发生了,如何从虚幻的过去的“自然状态”过渡到现在?“自然状态”在过去就不存在,却是现在的合理依据,实际上是寄托一种未来的“理想状态”。
   提出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具有当时的现实根据,但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根据,在说明提出的理由时却远离了现实,求助于上古的“自然状态”,或是抽象的理性甚至虚幻的上帝。自由、平等的现实根据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需要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的所有者是卖方,货币的所有者是买方,法律上必须肯定双方的平等关系,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换。
   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必然产生三种自由、平等:商品所有者买卖的自由、平等;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平等;以商品价值为尺度规定一切人的劳动的自由、平等。这样,自由、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普遍的形式。马克思说:“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⑶当然,资本也是天生的自由派。鼓吹自由、平等同时是为了反对专制主义的不自由、不平等。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是从“自然状态”出发,抽象地谈论平等,只有孟德斯鸠将平等作为一定的政治体制的原则。他认为,平等是共和政体的原则,专制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原则是不平等。“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⑷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人和自由人才能平等。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没有平等,但奴隶之间是平等的,平等地遭受奴役。奴隶没有自由,但奴隶主是自由的,自由地享受特权。没有自由的平等是普遍奴役;没有平等的自由是超人特权。卢梭说,在暴君面前,“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⑸暴君享有没有平等的自由,臣民就只能享有没有自由的平等,平等地等于零。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任何自由,区别在于:是少数人的特权还是所有人的普遍利权?作为特权,少数人拥有自由的同时,多数人没有自由或只有很少的自由。作为普遍利权,人人都有自由。有自由,不一定平等;人人都有自由,才是平等。所以,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资本主义社会要求普遍的自由,同时必然要求人人平等。
   中世纪的神学家鼓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以虚幻的天国的平等掩盖现实的人间的不平等。但它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普遍形式,启发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变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平等从虚幻的天国降临现实的人间。这种平等不是一切方面的平等,而是法律上规定的利权的平等。最初提出的平等要求是个人平等,即作为公民的平等。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要求取消等级特权,与僧侣等级、贵族等级平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进一步要求取消阶级特权,让受苦受难的劳动阶级与有产阶级平等。作为阶级的平等,就不仅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且是事实上的平等。但阶级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做不到的。19世纪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就提出消灭阶级;不是作为公民,不是作为等级,不是作为阶级,而是作为人的平等。消灭阶级的条件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平等不是平均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被压迫人民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也提出了平等的要求,但并不是作为利权的平等,因而常常被误用为平均。中国的农民起义就有“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完全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做不到,一旦开始实行平均主义必将破坏社会生产力。经过混乱和调整,平均主义又回归不平等。无产阶级开始提出革命要求时,也是平均主义。《共产党宣言》中说:“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⑹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献,提倡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也是反动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批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献内容反动,岂不是没有站稳阶级立场吗?按照“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恐怕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所赞扬的湖南农民运动,到地主老财家“杀猪出谷”,和古代农民的“均贫富,等贵贱”也差不多。1958年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以平均主义冒充共产主义。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就是反动的“革命文献”。
   §§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上的平等,反对专制主义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同时也克服了历史上的平均主义,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方面;另一方面它又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导致贫穷和富裕的对立。同一标准应用到事实上不相同的人身上,结果还是不相同。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但没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所以资本家和工人、富人和穷人不可能平等。法国著名作家阿纳道勒·佛朗斯以讽刺的笔调写下了一段常常被人引用的话:“崇高的法律平等:这种法律赋予富人和穷人以平等待遇,居然一视同仁地禁止他们栖宿于桥洞之下、沿街乞讨和偷窃面包。”⑺富人本来就没有必要“栖宿于桥洞之下、沿街乞讨和偷窃面包”,这种一视同仁的禁令,只对穷人有效。普遍保障的利权又只使富人受惠。有钱人可以办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按照法律的规定,穷人也有同样的利权。富人可以嘲弄穷人:“你也可以办呀!”没有必要的物质手段,怎么能办?穷人也就无从发出自己的声音。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揭露:“许多写在纸上的利权,都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利权赋予那些毫无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污辱。”⑻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是对平等的规定,也是对平等的限制。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所以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原则和实践的矛盾;原则是平等,实践的结果却往往是不平等。矛盾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市场实际上侵犯了每一项利权。金钱购买了法律服务,以此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偏袒;金钱购买了讲坛,以此使讲坛占有者的言论自由有了格外的分量;金钱收买了有权势的组织选举的官员,从而损害了一人一票的原则。市场甚至被允许来裁决一个人的生死,譬如,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美国穷人家庭的婴儿死亡率比中等收入家庭要高一倍到一倍半。”⑼矛盾的解决,不是抛弃崇高的平等的原则,而是修正建立在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上的实践。
   §§自由平等具有普遍意义
   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暂时的、特殊的意义,也有历史上长远的、普遍的意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意义,不能抛弃历史上的普遍意义。冲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和实践的矛盾,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讨厌的是原则,全部的愤怒都是用来谴责自由、平等、民主的虚伪性。恩格斯却认为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启发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⑽中国的“马列主义者”热衷于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象样的资本主义,所以不可能复辟历史上没有的东西,只能复辟历史上原有的东西,那就是封建主义。谴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正是向着封建主义的实践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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