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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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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人并非天生自由
   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爱说,人是天生自由的。这种说法至少是肤浅的。人天生自由就用不着争取自由了。卢梭说得深刻了一点:“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⑴这样一来,发生了矛盾。既然“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就不能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应该说人是生而不自由的。但享有自由是人的利权。人应当是自由的,事实上却处在不自由之中。人的自由不是天生的,需要争取;人有自由的利权,所以才能争取得到。人,不是生而自由才去反对不自由;正因为反对不自由,才向往自由,追求自由。人的一切奋斗都是在不自由中追求自由。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争自由的历史。
   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发现,“自由”的含义有200多种。因此从正面为“自由”下一个完满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从它的对立面不难得到准确的理解。“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是反对不自由;不自由就是受强制、受压迫、受束缚。所以边沁从反面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所谓自由,便是指强制之不存在。”⑵
   这是运用排除法下的定义。排除了不自由就是自由,这样的定义好像等于没有说。其实,它比起种加属差的定义要来得深刻。不自由是自由的前提。存在着不自由的地方才会产生自由,体验过不自由的感受才能理解自由。自由与不自由,是指在人的关系中,强制之是否存在。人的关系错综复杂,概括起来,不外乎三方面: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不自由就有三种:人受外部世界的强制,人受别人的强制,人受自我的强制。因此,人在不自由中争自由,实现于三个方面。
   §§一,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争自由
   人的外部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
   人所面临的自然界是客观的存在。社会界虽然是由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所形成,但每一个人生下来就面临着既成的社会,每一代人活动在其中的社会是前代人活动的结果。社会也是客观的存在。客观存在的自然和社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人们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活在历史的什么时代,采取什么生活方式,却是被客观的自然和社会所决定的。在这方面,人们不能任意选择,因而是不自由的。生在南方还是生在北方、做唐朝人还是做宋朝人,完全不由自主。客观存在的自然和社会,有它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人们不能任意改变,因而也是不自由的。想要冬天播种春天收获,肯定是一无所获。想要跳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折腾了几十年还是回到资本主义。有些学者一生反对决定论,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是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其规律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在被决定的时间、地点和无可选择的条件下来争自由。
   立足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尊重客观规律,与它作用的方向相一致,人们的期望不难得到满足,这就自由了。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存在以及运动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认识了这种必然性,人们就能达到预期目的。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有所选择是否一定自由?不一定。任意的选择,看起来是自由的,最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反受其害,结果是不自由。只有依据自然和社会自身的必然性进行选择、采取行动,才能在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自由。
   人们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行动包含的必然性愈多,自由的程度愈高。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顺应必然、驾驭必然。如果想要随心所欲,条件是“心”必须符合必然。孔子总结了他的人生经验,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从心所欲”的条件就是尊重某种客观的规定性,叫做“不逾矩”。
   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总是在发生作用,人们是否认识,区别为两种不同的结果:或者是被动地接受必然性的强制,从事盲目的行动;或者是主动地顺应必然性的要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无论是个体的人、群体的人还是全体的人,都不能说天生是自由的,相反,应当说天生是不自由的;从不自由到自由,条件是不断地将客观上自发的必然性转化为主观上自觉的认识。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了必然获得自由,条件变化以后又会陷入不自由,需要争取新的自由。人类在自然和社会中争取自由的历程是永无止境的。
   §§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争自由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们受到他人的强制、压迫、束缚是不自由的;虽然没有强制,如果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达到一定的目的,还是不自由的。因此,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第一,免于外来的强制、压迫、束缚;第二,从事自己选择的事业。前者,“免于……的自由”(free from)是消极自由;后者,“从事……的自由”(free to)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只是保护性自由,保护人们不受他人特别是不受权力的侵犯,拥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有消极自由,还不能实现人的的价值。一个文盲,不是因为有人禁止他看报读书,而是未曾受过教育而没有阅读的自由;一个无家可归者,不是因为有人禁止他买房子,而是不具备买房子的财力而没有居住的自由。如果对一个文盲、一个无家可归者说,没有别人的强制你们就是完全自由的,等于赞美他们的落魄。只有为他们创造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经过选择、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方能真正感到自由。
   《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规定“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⑶免于恐惧是消极自由,不虞匮乏是积极自由。身受强制的人,固然不可能达到任何目的,仅仅不受强制,也不足以保证达到预期的目的。社会必须提供选择的机会,促成有效的参与,产生积极的效果。积极自由才是自由的真谛。反对他人的强制,只是消除不自由的条件;消除了不自由的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创造自由的条件。但消极自由是自由的第一道防线,没有消极自由就没有积极自由。
   在他人、阶级、政权的强制、压迫、束缚下,人们同样地不自由;没有他人、阶级、政权的强制、压迫、束缚,人们并非同样地自由。外部条件不同,人们所实现的自由不同;外部条件相同,人们所实现的自由未必相同。外部条件只是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将可能性实现出来,主体需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不同能力的人,显然享有自由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关系中争自由,改变客观环境的同时必须提高主体能力。
   自由是人的利权,人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利权。但阶级的存在,制约着这种普遍利权的实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必须在阶级关系中争自由。自由的扩大,要求进一步的自由就是消灭阶级。即使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人也不会是天生自由的,外部的强制依然会发生,不具有阶级压迫的性质罢了。即使在家庭之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干预,也要自己起来争自由。任何社会必须不断创造条件才能实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从不自由到自由的条件是建立保障自由的社会制度。
   §§三,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争自由
   客观规律对人的强制是一种不自由,人对人的强制也是一种不自由,这些都是外在的不自由;还有一种内在的不自由,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强制,自己束缚自己。陶渊明说,他做官“为五斗米而折腰”是“心为形役”,心灵为形体所奴役。还有一些人是“心为心役”,良心为私心所奴役。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是“心为权役”,心灵为权势所奴役。他们常常体会领导意图,迎合“上面的精神”,说别人喜欢听的话,就是没有自己想要说的话。这些都是自己不能作自己的主,成为内在的不自由。
   在外部环境中处于不自由,人们往往在内心寻求解脱。解脱的方式有多种,宗教徒是看破红尘,隐士是与世无争,阿Q是精神胜利,这些都是使心情平静去适应外在的不自由,而不是改变外在的不自由。革命家、改革家以内在的自由与外在的不自由发生冲突,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外在的不自由。
   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是外在的不自由;而奴隶安于自身的奴隶命运,是自己对自己的奴役,也就是内在的不自由。奴隶主对奴隶的最深刻的奴役就是将外在的不自由变为内在的不自由,使之甘于当奴隶。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对人的最深刻的奴役就是将外在的不自由变为内在的不自由,使之安于当顺民。不自由的根源,不仅是外部的强制、压迫、束缚,还有因顺从和屈服而形成的内心对自我的强制、压迫、束缚。如果奴隶要摆脱奴隶主的奴役求得解放,首先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改变精神上的被奴役状态。粉碎了心内的锁链,达成内在的自由,才能抛却身外的锁链,争得外在的自由。一切现实的解放,必须从思想的解放开始。
   获得内在自由的条件是认识自我、拥有自我,认识自我的地位、拥有自我的使命。认识自我,不是就自我认识自我,也不是出于头脑中的一念之差。人的认识有两部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在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认识自我。认识外部世界的必然性获得外在的自由,认识自我的必然性就获得内在的自由。自我认识是认识中的深刻所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都是来源于实践。达到自我认识,是主体在实践中成熟的表现。
   从内在自由的产生来说,是由外到内,人只有在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造成内在自由;从内在自由的作用来说,是由内到外,内在自由必须到外部世界去求得实现。在不自由中争自由是从内在自由开始的;作为结果的自由,是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奴隶们只有在与外部的奴隶制的抗争中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采取行动,才能改变受奴役的处境。一个认识了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要求变革的奴隶,成了革命家,内心是自由的;实现了内心的自由,必将在外部世界争得自由。
   现在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是不自由的。据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调查,目前世界总人口60.59亿,有21.51亿人是不自由的,其中三分之二不自由的人生活在中国。中国人往往诅咒外在的不自由而忽略了自身内在的不自由。努力创造条件,首先实现内在的自由,才能改变外在的不自由。
   黑格尔反对人生而自由的观点,也反对人生而不自由的观点。他认为,人必须经培养和教育,通过自我意识了解自己、占有自己,才能得到自由。既然如此,在没有达到这种自我意识之前,就不能得到自由,还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黑格尔在故意玩弄既非甲又非乙的玄虚辩证法,不过在他的繁琐哲学之中也透露了一点深刻的思想:真正的自由在于认识环境、认识自我,以及认识自我在环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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