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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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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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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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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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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和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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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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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对 政 府 血 腥 镇 压 消 化 民 运 失 败 教 训

在大波士顿地区纪念“六四”六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美国朋友们、中国同胞们:
    六年前,北京的枪声,惊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枪弹打在人民的身上,其实是打掉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纪在落后国家——经济不发达、政治不民主的地方进行社会主义试验失败的信号。罗马尼亚步中国之後尘,政府也用枪弹来对付人民。罗马尼亚人民已经从中国的“六四”事件领教过了,听到枪声,继续奋起。结果军队转向人民,倒戈攻打总统府,一党专权顷刻瓦解,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死于非命。罗马尼亚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休止的地方又前进了一步。罗马尼亚产生的震荡导致东欧剧变。东欧的厄运又殃及苏联。社会主义多米诺骨牌的倾倒,中国的“六四”事件是第一推动力。但是始作俑者中国政府逃过了危机,至今没有受到惩罚。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示威,是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矛盾尖锐化。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动用武力,人民不得不反抗;党和政府又把人民的反抗说成“反革命暴乱”,进行镇压。这就是从政治风波到流血事件的进行机制。
    天安门示威是以学生为先锋、工人和市民广泛参与的抗议运动。运动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在天安门前发生的群众运动,诸如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请愿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中国共产党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也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以来对群众运动的镇压。清王朝对“公车上书”没抓一个人;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抓了三十二人,没打死一个人;四五运动虽血洒天安门广场,不过是棍棒交加;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政府调动二十万军队,围城半个月,六月四日以坦克为掩护的冲锋杀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制造了空前的惨案。
    我们应当怎样纪念“六四”六周年?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一方面,反对政府血腥镇压;另一方面,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政府制造了空前的惨案,还隐瞒真相。死伤人数究竟是多少?这一简单的事实,六年没有作出交代。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当时的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的报告中说:“军警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难道老百姓没死、没伤一个?联合国秘书长根据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要求中国政府对“六四”流血事件作出说明。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才承认:“在整个平暴过程中,共死亡近三百人(包括戒严部队的军人在内)。”但大赦国际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军队向抗议示威和旁观的人群开枪时,北京至少有一千人被打死,几千人被打伤。”在国际压力下,江泽民不得不答应公布死伤人数。事後又久久不见音讯,外国记者问及,李鹏说死伤者家属不愿公布名单。李鹏自以为很机智,恰好暴露了他的智商连“公布人数”和“公布名单”这两者的区别都弄不清。就说死伤者家属不愿公布名单也是谎言,立即遭到死者家属丁子霖女士的驳斥。
    纪念“六四”六周年,我们强烈要求揭露流血事件的真相!
    一旦真相大白,所谓“反革命暴乱”的罪名即将冰消瓦解。常言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人流的血太多了,无论是学生、市民流的血还是解放军战士流的血,都是不幸的。但愿以流血解决社会矛盾的蠢举就在六年前终止,今後不要再流血。是否可以血债不用血来还?政府和人民都应进行理性的探讨。在人民中种下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解的。如果欠了债不还,人家上门来逼债,那就被动了。还债的方式,先从平反做起。
    平反,不能象以往那样由中共中央下指示,它是事件的责任者,没有资格充当平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的决定。平反的同时,必须谴责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中三个人同意就可以决定调动军队、实行戒严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还必须撤销事後批准镇压的决议,并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一九九三年六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中国人权(纽约)代表团的《声明》中为平反“六四”流血事件提出了十点具体要求,现在仍然有效,必须坚持:
    一,公布“六四”流血事件死者、伤者的人数。
    二,公布“六四”流血事件死者、伤者的名单(死者家属、伤者本人不愿公布者除外)。
    三,公布“六四”後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的全部名单。
    四,释放“六四”後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至今仍在狱服刑者。
    五,撤销对八九民运人士的通缉令。
    六,取消因参加八九民运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诸如给予处分、不予毕业、扣发工资、吊销户口、失去工作等。
    七,抚恤死者家属和伤者本人。
    八,对被捕、判刑以及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赔偿损失。
    九,承认人权运动、民主运动的合法性。
    十,追究“六四”流血事件制造者的法律责任。
    纪念“六四”六周年,我们强烈要求为流血事件平反!
    制造流血事件的责任者必须追究,但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罪孽,事情不能到此为止。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不是平反了吗?为什么又出了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人们不能不提问: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平反後会不会再发生第三次天安门事件?正是推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邓小平,又制造了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角色转换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中又使别人成为受害者。决定毛泽东、邓小平的行动的,是他们背後的制度。两次天安门事件,都是同样的制度在起作用。邓小平的经历说明,制度不改变,受害者也可以成为害人者。制度上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国家权力机关有名无实,实际权力集中在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一党专权,一人拍板,集权者一念之差,就可以作出生杀予夺的重大决策。第二,“党指挥枪”,军队、警察、民兵都成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工具。第三,人民权利没有保障,政治权力无法制约。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往往被说成“夺权”,反而成为镇压人民的理由。
    纪念“六四”六周年,我们强烈要求改变产生流血事件的制度!
    每逢“六四”,悼念死难者的亡灵,一次一次提醒我们,必须坚持以上三条:揭露真相,平反冤案,改变制度。在大波士顿地区,每年都是由香港民主人权促进会组织纪念活动。作为从大陆来的学者,我向香港朋友们表示敬意!此地也有几位从天安们广场出来的学生领袖,他们却无所作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六年前的民主运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九民运失败了。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失败乃成功之母”,死难者的鲜血灌溉了未来民主政治之花。失败本身,不能说有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只是留下了教训。接着,就应该消化这些教训。如果不能从失败的教训,引向成功之路,一切牺牲都将付之东流。这才是否定八九民运的意义。
    八九民运是正义的,镇压八九民运是非正义的。但正义的一方并非都是正确的,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思想上、行动上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不正确,这是两条不同的界限。反思民运,批评错误,并不意味着“转嫁”中国政府的责任。划清两条界限,就要区分两种责任:制造流血事件的责任和导致民运失败的责任。制造流血事件,还不是“主要责任”,而是全部责任都在中国政府。导致民运失败,也不能说“主要责任”在中国政府,而是在民运队伍自身。如果把民运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中国政府,那么,一旦民运成功也应归功于中国政府,显然说不通。现在的问题,不是发生在“转嫁”流血事件的责任,连责任者中国政府都没有这样做(只是立场不同,江泽民在西雅图会晤时还强调“采取断然措施是必要的”),旁人更无必要,值得注意的倒是以不许“转嫁”责任为由掩盖民运失败的责任。
    反思八九民运,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应有的教训:
    第一,民主的根源何在?
    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提出民主的诉求是为了“爱国”,具体的要求是“对话”。“对话”也是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不是动乱”。把“民主”和“爱国”联系在一起,是否正确?
    在西方,近代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从人权引申出来的。为甚么要民主?为甚么要自由?为甚么要平等?归根到底是人之为人的权利。
    在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虽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并没有从中引出民主的理念。五四运动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是以爱国主义为统帅。正是因为一切都淹没在爱国的激情之中,造成理性的启蒙不彻底。国家尊严、民族独立是需要的,但不是终极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人民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要求独立是为了实现人人所应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一百四十多年後,中国的五四运动呼喊民族救亡,并没有象北美人民的独立运动那样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服务于人的权利,而是把“国”当作最高的概念。历史证明,民主屈从于爱国,所以没有实现,以至几十年後还要一再重新掀起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在行动上大大超过了五四,在理念上还是停留在五四;从民主不是通向人权,仍是通向爱国。七十年後重复五四的口号,意义并不相等。五四时代,面临着卖国与救国之争强调爱国,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八九民运高喊“爱国”,就显得无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而且把政府恭维为批准“爱国”的权威。还有一点区别:五四运动在六月三十日以後,从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八九民运的学生对工人和市民采取隔离政策,虽然有一些不得已的考虑,持有排斥态度,总是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只有学生是爱国的。爱国的结果是授人以柄,中国政府反而指责民主运动“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并以“国”的名义杀人,直到“六四”以後宣扬“国权”高于人权。
    七十年代末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在理念上已经超越了五四,不再把民主服务于爱国而是归结为人权,并且组织了“中国人权同盟”。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用意之一就是针对西单民主墙“要人权”的呼声。仅仅相隔十年,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和人物被人们遗忘了。我们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对于历史和理念都讲得很不够。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不了解前人为民主进行的斗争和所作的牺牲,以为自己是开天辟地的民主斗士。很多人不知魏京生为何许人。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活跃人物任宛丁在天安门广场提出,应当向政府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学生领袖居然予以拒绝,还要同他“划清界限”。八九民运没有继承西单民主墙运动,民主的理念从西单民主墙运动後退了。“爱国民主运动”这一名称表现了对民主的误解。爱国不能产生民主,而且未必需要民主。涉嫌奥克拉荷马爆炸案的美国极右组织打着“爱国”的旗号,就是反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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